说起来，使用电脑写作这么长时间了，除了网络上发表的文字以外，其他文字还是要打印出来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的。因为自己感觉对着电脑的那种状态很难静下心来一字一句的仔细推敲。于是，去年6月下旬，在一注例行的闭关培训中，我开始了对写得差不多但并未仔细梳理的文字的修改和梳理工作。也就是，把写好的文字按照提纲的章节顺序排好打印出来，带到注册培训处手工修改。

单面打印在前一页纸的背面写出修改后的文字。大约四分之一的页码背面只改了一两句，五分之二的页码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其余的页码介于两者之间。其实，改过后的内容意思与打印出来的稿子相差也不多，主要工作是把文字理顺，而工作量却超出了以前的预估。原来打算依靠这周把全文手工改完一遍，可惜，只完成了不到一半。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连同一注培训三门课的开卷考试在内，一周时间有三支全新的签字笔芯用完，另有一支用去大半。

回来继续改，又用去10天左右时间。将所有修改结果誊录到电脑上也用了差不多时日。然后，论文最不能回避的部分——结论也便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想涉足一个题目——“唐宋城市变革”，也就是中国城市历史研究关于里坊制及其废除的问题。因为在研究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原始研究和研究所用的原始材料，并且也发现了很多前人没有使用的材料，自认为对这个问题是有发言权的。我对这个问题写了三万字，写的还算顺利，不过对围绕着“清明上河图”写就的这篇论文来说这一段很重要但又稍有游离。

这个时候常老师又与我讨论了一次提纲的问题。论文的基本内容不变，但排列的顺序有了很大的调整。后来我发现这次调整很重要，因为这么一组合，依靠论文每个章节的结论，最终的结论便浮出水面了。

我的题目说大，牵扯的问题很大，且空白点很多，工作做了很多但基本属于破题，无法把看得见的空白一一填补；而说小，材料确定，容易深入，结论虽足够丰富且多为前人所未言，但实在不易归纳为一两句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这是第一稿之后结论一直困扰我的原因。用一个筐一般的名词，把一系列结论都扔进那个筐里去，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文字写好，加注释，加参考文献，插入插图都是繁琐而耗费时间的工作。我在手工修改的时候已经标记了索引，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些便利。但最初使用统一的word文档，且由于题目本身的原因，插图很多导致论文中密布文本框，在我2005年的电脑中，word文件翻一页都要忍受硬盘硁硁作响很久。第二稿，其实也是完整版本的第一稿要到9月上旬才得以完成。正好这时我一直参与的成都双年展的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于是马上转向了另一个阵地的忙碌。

20多天以后常老师反馈意见中基本肯定了我的工作，建议增加一些内容。增加的内容又花费了20多天的时间。10月的最后一天打印出来提交了盲审。

以后的工作便以例行的等待为主。虽然到现在还没有走到答辩的那一天，但这一系列文字可以在这里结束了。

回顾这五年，在这篇论文的洗礼下，自认为除了对论文题目相关的研究领域的了解外，还有如下的收获和感悟：

首先，这五年间研究工作的兴趣逐渐由理论思辨转向考证。逻辑当然重要，但结论不仅仅有赖于逻辑的正确，更依赖于事实前提的准确。而对于与历史有关的研究来说，前提的准确依赖推理不如依赖史料，历史的所谓“必然逻辑”总是值得怀疑的，一手材料才最重要，虽然也需要经过质疑后使用。

其次，通过大量接触一手材料，认识到历史上的建筑形态和城市形态，设计控制的作用是有限的，理论能总结和能把握的内容也是有限的。知道今天，大部分的城市和城市相关建筑的体现出的形态都是沿着一种惯性在发展和变化着。任何个人在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合力面前都是渺小的。研究工作的目标是力求把握得比前人多一些，精确一些，而因此而直面的空白也必然也会增加。与真实的直接接触，会发现一些规律，但发现得更多的是规律的局限性。

两者其实可以归结到一处：寻找规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发现局限和感知敬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