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副武装起来的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最近说了一句“政治上”不太正确的话，在谈到矿难频发时，他对矿工的遭遇说了一句：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为此他广受社会人士的诟病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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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何院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观点和消极避世的宗教徒一样，他在政治上拔高矿工。他认为作为先进阶级，工人们理当要后富，让其他阶层先富起来。意思说先进阶级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让社会向前发展。此说的荒谬，已有网友驳斥，因为照着这种观点，从马克思到列宁，号召工人阶级站出来主动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在斗争中砸碎身上的锁链是不应当的。他们暴动，他们建立巴黎公社，炮轰冬宫，都是胡闹，没有体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他们应当和雇佣他们的资本家亲密合作，主动奉献自己的剩余价值，让资产阶级先富起来，然后推动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
那么如果承认矿工这类工人阶级首先牺牲自己的利益是正当的，那么“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又从何说起？既然牺牲我一个，幸福其他人，在官方意识形态下，这不但不是不幸，而且是伟大而幸运的。
何院士的这种矛盾之所以出现，我认为是在这次接受采访中，他的身份发生了自己未必觉察到的分裂。认为工人阶级作为先进阶级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体制内既得利益者，作为高层仰仗欣赏的院士，他在为执政者治下的一些社会问题做牵强的辩解；而“不幸生在中国”的说法，则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作为一个成功的“社会精英”说了一句抛弃温情的大实话，此时他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达尔文主义者。
为什么会有何院士这种矛盾？我认为这种矛盾实质上反映了执政者在面对资本主义初期资本拥有者赤裸裸剥削劳动者的现实，却必须要用当年反对阶级剥削而取得道义合法性的残存理论来做解释，这几乎是一种难以解决的冲突。
如果矿难发展在几十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会如何解释？其实当时的最高执政者已经有一句现成的话可以用来对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总是难免的。”在那种泛政治文化中，普通工人和普通农民养家糊口的劳作行为，被意识形态拔高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奉献。甭管是安全事故，还是战斗中阵亡，普通人的“死”被具有党国特色的“谥法”装扮成一种具有崇高色彩的政治图腾。尽管现在看来，为抢救一块木头让一个年轻人死掉，为了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让无数农家子弟用肉身去睹枪眼，有点残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都知道火灾中人的生命比马重要。作为个人来说，这种死是很不划算的，他们连现在矿难中死去的矿工都不如。现在一个矿工死了还给抚恤金20万左右，这种用货币计算生命的方式比当时用高入云霄的政治口号来掩饰普通人的死，对其家属更为合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出自那个时代国人耳熟能详的话，是对普通人非正常死亡最巧妙的包装和忽悠。张思德烧炭（有人说并非烧炭而是做别的劳作）死了，本是一件安全事故，雷锋指挥战友倒车死了，也是一件安全事故，可他们的死一经涂抹上政治的油彩，就从悲剧变得伟大崇高了。在这种对死亡巧妙的装扮中，普通劳动者的生命是最廉价的，在每一个个案中是“轻于鸿毛”，死难者家属连跟有关部门讨价还价要求赔偿的资格都没有。而把无数人鲜活的生命抽象为政治概念“人民群众”，这种忽视个体的集合体，其“死”才“重于泰山”。用不对个体负责的集合名词的“死”之重来掩饰个人生命的轻贱。“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前提则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正是在阶级、民族、国家、未来、理想等等绚丽的面纱下，执政者才敢把成千上万草民的生命当成砝码，和人争斗。即使死掉几亿也不怕这类话只有在那种特殊的语境下，能被解释为并非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是大无畏的英雄主义。
而今天既然允许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如果再给劳动者之死涂抹昔日的政治油彩，显然是种不合时宜的滑稽。总不能把为矿主换来大把钞票的普通人之死拔高为为国家为民族为理想的政治性死亡事件，这种普通人死亡的“去政治化”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如果官方真如何院士那样，坦言资本吃人的合理性，那又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如此这般，如何解释矿难都不行，办法只能是一方面不希望媒体过多关注这类事件，冷处理最好；另一方面在生产责任、安全条件、赔偿数目这些技术性细节上大做文章。
其实我以为，老何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和“死人的事情总是难免”的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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