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餐饮服务许可证》需计生证是搞“株连式管理”

杨涛

办《餐饮服务许可证》需要计生证明？近日，中山大学校内一餐厅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时，被要求出示其法人代表中大校长的计划生育证明。而卫生部颁布的《餐饮服务卫生管理办法》则未要求办理该证时须提供负责人的计生证明。对此，番禺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为配合番禺区当地计生局工作的需要”。（《南方都市报》12月18日）

 办《餐饮服务许可证》与计生证明何关？一个公民或者单位，只需要提供他们具体从事餐饮服务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提供卫生和健康证明，就可以从事这个行业，有无违反计划生育并不影响他们为公众提供餐饮服务。何况，一个公民倘若他违反了计划生育，自然会接受《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的相应处罚，任何人和机关都无权剥夺他从事餐饮服务的权利，难道一个人违反了计划生育，连谋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吗？

何况，番禺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与法律严重违背。因为，国家卫生部颁布的《餐饮服务卫生管理办法》并未要求办理该证时须提供负责人的计生证明。更重要的是，《行政许可法》规定，除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外，其他任何政府机关都无权设立行政许可。既然并无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要求办《餐饮服务许可证》时须提供计生证明，而作为一个最基层政府的执法---番禺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本就没有权力在法外设定行政许可，对公民提供额外的要求。

这种法外设定行政许可的做法，与当前行政审批机制改革的潮流背道而驰。今年8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并决定“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广东省也率先进行了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今年7月中旬，第一批179个审批项目被取消。而番禺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却要在法外增加审批条件，不是逆潮流而动吗？

   这种法外提出额外要求的做法，就是行政执法和行政审批搞“株连制”的思维所致。就是某一行政机关认为现有法律赋予自身的执法手段不够充足，借助于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来管理公民或者惩处违法者，对公民搞“株连式”管理。在这个事件中，也就是番禺区计生局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所赋予他们的执法手段不够，光征收社会抚养费还不足以管理好计划生育，所以，他们在政府的协助或者自身要求下，要求其他执法机关—如番禺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他执法活动和审批事项中，也将计生证明一并带上，以更好地搞好计划生育。

   这种“株连式管理”，看似有效，但却完全超越了行政权力的边界，违背了法律，是对权力的滥用，违背法治精神，也极可能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伤害和带来权力寻租。我们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打造一个法治政府，必须摒弃这种“株连式管理”的思维。

  要消除“办《餐饮服务许可证》需要计生证明”这类行政闹剧，关键在于要消除“株连式管理”的思维，让行政权力回归本位。行政权力只能在法内行使，如果治理不力，则应当加大力度或者通过修改法律加强法律手段，而不能假其他行政机关之手，搞“株连”。而要让行政权力回归本位，则要加强权力对权力进行制约，加强权利对权力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