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日系车主起诉公安局具有旗帜意义

                  杨   涛

“9·15”西安反日游行中受重伤的日系车主李建利委托律师，将于10月11日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起诉西安市公安局“不作为”。（《北京青年报》10月11日）

  在游行中故意打砸同胞的日系车，殴打开车的同胞，似乎成为了一种臆症，每当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就会上演一番，令人不胜恐怖。然而，我很少见有人对打砸者提出索赔的要求，更没有听说过对当地警方提起诉讼的。李建利拟起诉西安市公安局“不作为”，算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先河，也给我们开了一个眼界，我认为这次起诉非常重要，具有警示意义。

   从法律本身分析，李建利的起诉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而《行政诉讼法》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作为有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制止违法犯罪职责的当地警方，在游行示威之时，特别是西安市已经发生过几次集会游行打砸事件的情况下，没有派出或者没有派出足够的警力和防止发生游行中的打砸，就是一种行政不作为，就是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侵犯。因此，李建利有权向法院起诉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

尽管西安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士在事后曾来到医院看望李建利，也拿出两万元慰问，并积极追捕凶手。而李建利妻子王菊玲女士也特意向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刑警大队、环城西路派出所、西安市交警支队莲湖大队和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赠送了锦旗。但事后的补救行为并不能掩饰事发之时的不作为和失职，所以，李建利的感谢与起诉可以并行不悖。

  这次起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追究当地警方在这一事件的失职责任，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一诉讼来警示各地警方，必须高度重视类似的事件重新发生。这一波的反日游行虽然逐渐平息，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今后还会发生反日游行，更不能保证今后反日游行中没有打砸抢的现象。以往，警方虽然也会在事后追究一些人的责任，但是，在事先，总是认为游行的人是怀着爱国热情而来，就是发生打砸抢也不过是“不理性爱国”的表现而已。如果这一诉讼成功，我们就要通过此案件来昭示警方，爱国与犯罪是不能划等号的，“打砸抢”犯罪就是犯罪，而不是什么“不理性爱国”。而警方不事先作好预防和防范措施，就是对犯罪的放纵，不能用保护他人的“爱国热情”为自己寻找借口。警方要在保护公民爱国热情，保障公民游行示威权利的同时，保障其他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实现两者的平衡。

   通过这次诉讼，也要在法律再一次对反日游行中的犯罪行为作一次总结。前一阶段，反日游行的打砸抢甚嚣尘上，但后来在理性的人们引导下，大家开始对打砸抢进行了反思和反击，警方也在事后对一些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追捕。但是，我们仍然缺乏在法律上对这种反日游行的打砸抢全面的检讨。而缺乏这种全面本检讨，“文革”思维仍然会阴魂不散，而打砸抢也会卷土重来。因此，在这个时候，则在反日游行的打砸抢受害最深的李建利起诉公安局，对当地警方不作一个控诉，进而让司法上对打砸抢作全面否定，让人们加深对反日游行的打砸抢本质的认识，对于提高公民素质，无疑能起到旗帜作用。

 我希望，这起诉讼能早日到来，而且整个审判能公开透明，让公权力机关和公民都能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早日培育起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