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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着故乡爬行

(2012-10-09 10:15:27)
标签:

散文

海马

回忆与时间

故乡

分类: 评论

驮着故乡爬行

 

海马是我的老乡,而且相距不远,也就十八里地,但等到相互认识时,故乡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因为有着几乎相同的童年记忆,所以,海马这本《回忆与时间》中所写到的故事与人物在我读来就十分的亲切。海马有一篇文字提到诗人小海,提到了北凌河,那儿与海马的故乡李堡大概也就一箭之遥。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那儿度过的。那里地处僻壤,有许多大得望不到边的草荒田,这在我们这种南方平原耕作地带是很少见的。春天是绿绿的,秋天是红红的,里面出没野兔、猪獾、刺猬、鹁鸽以及好多的大莽蛇。大水一起,草丛里满是乱窜的鱼虾。除了打猎的偶尔放几枪,可以说终年没有人去打扰它。在那片土地上,有着许多与海马家乡一样传奇的人物,舞刀弄枪,吹拉弹唱,游走着熟悉和陌生的生意人。那里民风朴实而宽容,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着说不尽的暧昧故事。海马笔下的乡亲时时勾起我儿时的回忆,他们是那么的相象,只要换个姓或者重新按个名,他们就成了我熟悉的张三李四。

我曾仔细问过海马离开故乡后的经历,在我这个几行字就写完个人履历的人看来,他是个令人羡慕的阅历丰富的有故事的人。一个曾经走南闯北的人,一个曾经干过几个行当的人,为什么回忆起来总也走不出那个弹丸之地李堡?我看了这些文字的写作时间,它横贯了海马近二十年的人生。可以夸张一点说,自从离开家乡,他就开始思故乡,忆故乡,写故乡了。前些时的文化流行语“这么快就开始回忆了”用在海马这儿到是蛮恰当的。

一个人这么快,这么专心而纯粹地描写童年、叙述家乡的人与事肯定有他的道理。生活中总是有这么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拼命地想洗掉自己身上乡土的印记,进入城市就是为了告别自己乡土的出生地,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可以做得很成功,他们非常迅速而完美地融入了他们人生的目的地。另一种人则不太容易做到这一点,他们或者不能或者不愿。海马大概属于后者。我宁愿理解海马这样的写作是为了不断地证明自己乡土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基因。他惟恐哪一天不去回望故乡,自己就可能像只断了线的风筝被吹向虚空。而在这不停地回忆和书写中,他便心有归依,仿佛一刻也没有离开故土。海马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知道,在我们家乡,那个年代的城镇化程度还比较低,李堡在我们那一代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大镇了,但方圆也就几里地,一抬脚就上了街,而目光只要稍远一点就是无边无际的农田。但是也就几十年的工夫,我们的县城已经号称通江达海,铁路、港口,正被打造成苏中的物流中心。原先的九里一镇也早已连成一片。我们的上一代人已经老去,而不要说下一代,只要再比我们年轻十来岁,就已经不太可能拥有纯粹的乡土经验了。事实上,我们在成长经验上已经很难与他人言说与共享。而反过来说,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从农村出来的人较为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感性知识。现代化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文化认同,他们统一、单纯,与当下贴合无间,但我和海马不行,因为我们不可能掐掉自己另一半的生命,那一半生命不但顽固地诉说着过去,而且桀骜不驯地对抗着现在。这就是一代人的宿命。白天,我们在同质化的城市中演着被指定的角色,夜晚,则卸下面具将自己放回从前,飞向已经不存在了的故乡。

这一点都不玄奥,是非常日常生活化的。不同的人有自己安排心灵的方式。

不过海马的写作还可以换一个相近的思路去讨论。可以问一句,这种只能从记忆中去捕捉和打捞的写作还有另外的意义吗?

我想是有的。因为海马的这种故乡书写的纯粹性,我称之为地方性写作。这种地方性写作已经不同于简单的零星的对故乡的回忆,而是一种自觉的对故乡、当然同时也就是某一地方的系统性书写。如果认真阅读海马的这些文字,会发现他与一般的乡土书写的不同之处。一般的乡土写作会将笔墨集中于乡土的历史、传说和风土人情,特别是自然风貌与民间习俗。但这些在海马的文字中是零散的,他专注的是人与语言。他是以人来写地方,以人来写故乡的,他显然是想通过人写出地方的性格与灵魂。地方性是什么?是自然,还是风俗?说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相区别,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比如落实到所谓的南人与北人、齐人与燕人。自然不同,决定了人应对自然和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制度、规矩也就民间习俗,但这一切总是通过人来实现,并且积淀为某一地方人的行为特点与性格类型。这才是最本质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我看了海马笔下的人物就知道他写的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虽然我还不能准确地概括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是怎样的一种人,有着怎样的一种性格,但他们确实就是海马所写的。他们的劳动,欢喜与悲伤,无赖与无奈,辛苦和狡黠,就是如此。地方即人。在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今天,自然与习俗状态中的地方是不牢固的、多变的和不断被同一和通约的,但人的性格,这种建立在家族、血缘和遗传和生命自觉中的人的习性虽然看上去比较隐蔽,但却坚韧而和稳定。

人与语言是联在一起的,这语言在海马这里就是方言。当习俗乃至自然都不再可靠,都不可能承载地方性时,还有什么?也只有语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方言在,故乡和地方就还在。方言是地方文化最佳也是最后的载体,方言消失,也就意味着地方性的终结。海马对方言的使用可以说到了顽固的程度,他对方言的运用不仅是名词,不仅是那些关乎名物与风俗的称谓,他几乎涉及到了语用的各个层面,他恨不能让他的文字在纸上响出家乡的声音。我是一直主张方言写作的。只有方言,才会有书写的个性,也才会使语言保持生机和再造的能力。在任何民族、地区和时代,相对于通行语或官方语言,其他的一切都是于弱势的,是被摒弃、改造、驱逐的语言。然而要在语言上寻求独创,我们又必须从这些弱势语言入手。相对于普遍性,文学化的写作可能更重视差异性。普遍性突现了通用、统一、标准替换与假设,而差异性则相反,正是许多的方言,映照出我们共同语中的空白,包括彰显地方性的存在。就目前汉语的现实状况来讲,虽然普通话普及率不断提高,但绝大多数人还是首先生活在自己的方言中。由于方言与普通话处在不可完全转换之中,因而方言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状况和方言区的文化承传。所以,尽管方言现在受到了许多挤压,龟缩进了一些“角落”或因人口的流动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但它对个体与地方来说,仍然是珍贵的。这意味着要从生存本体的角度理解方言,否则,方言、地方性就很有可能成为奇装异服、奇风异俗、异国主义或东方主义的猎奇。地方文化的传承和文学语言的根基,这就是方言的两重功能。

海马还是位诗人,他应该知道海德格尔说过,方言天然地就是诗。如同故乡就是诗一样。我的故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每次回去我都想找寻往日的痕迹,那是我生命的证据,但总是徒增伤感。但读到海马的文字,我体会到了文字的力量,它是可以留住故乡的。不管故乡如何改变,她会一直存活在我们的记忆与文字中。不论我们走向哪里,只要有记忆,有方言,故乡就还在。我们就这样带着故乡上路,漂泊,如同一只蜗牛,身上的那间房子是用记忆和方言砌就的,我们驮着故乡爬行。

(此文是为海马《回忆与时间》所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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