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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到哪里去寻找诗情”——杜涯诗歌谈片

(2012-03-21 17:45:13)
标签:

杜涯

诗歌

文化

分类: 评论

“我该到哪里去寻找诗情”(节选)

——杜涯诗歌谈片

忧伤,是杜涯诗歌值得关注的一个语词,以叙述作为诗歌的书写之基,杜涯必定是由此出发向更高处攀升。如果要概括杜涯诗歌内在的精神哲学,大概是这样的一些语词,时间、生活、死亡、无奈、无限、虚空、命运、恐惧……它们都可以统摄在一种忧伤的情绪中,这样的情绪与意念发端于杜涯的童年与日常的生活经验,然而一步步走向广处、高处,发散开来。在《桃花》中,杜涯回忆自己第一次意识到了死亡,这样的意识在此后几乎如影随形。对死亡的歌咏是中外诗歌的母题,它既是吟咏与沉思的对象,又可能是进入下一步思索的桥梁和踏板。死亡本身是不可知的,但这个黑洞却可以揭明许多事物的真相,彰显许多现象惊悚的性质。“岁月却不因我对它的关注/而改变什么:生命终是/如东风无常”(《岁末诗》),“我站在这个雪地上,想起这个冬天/生命像阳光一样迅速流逝/想起一些人的死而我还活着”(《冬天的树林》),死亡的必然性与其发生的突然性、偶然性常常使诗人惊讶于周围世界与人际环境的改变,这种对他者的观察与悲悯又会反射到自身,从而在担心、恐惧与假设中进入不可预知的境地:“如果我悄然离去/如果我被时间、风和尘土湮没/如果春天来临而我不再出现/如果童年和故乡也被我遗忘/被西风和落叶掩埋……”(《北方的白杨树》)。掩埋、消失、湮没、遗忘是与死亡一样的概念,它们都指向黑洞般的虚无,这样的虚无会让诗人返观“有”、实在、生命与生的意义和价值。生是各种状态,各种复杂多样的动作,外在的与内心的,包括童年的欢欣与人间“拟适的欢乐”,它们的真实性在哪里?这样的思考与求索是艰巨而孤独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杜涯诗中这样的抒情主人公,他在人群之外,生活之外,或者在工地旁观看人的劳作,或坐在窗前看夕阳沉落,想象曾经的故乡,曾经的人们,或去到田野、山坡与河边,看远处山路上隐现的忙碌的人影,城市里鲜活的生活,但终究找不到生的意义。其实,母亲的一生就足以问倒诗人:“你,十八岁嫁人,伺候丈夫,上厨下地,生/五个儿女,在十几里地面消耗尽一生,母亲,生命//的存在对你来说是什么?是每个月洗几床被辱,做一堆/冬衣?收完三夏和三秋,不再为全家的粮食发愁?卖完烟叶,有钱去买酱油、醋、盐和鞋面?/种的桐树被乡邻强占有,回到家中忍气哭泣?/在荒僻的地方默默过完一生,不知道几十里外的事情,然后生病,将世界缩小到一张病床上?”(《岁末为病中的母亲而作》)我之所以不惮重复原文,因为它典型地体现了在生与死这个问题上杜涯从其逻辑意义上最初的发问方式。面对如此具体的人与事,是不可能寻找到诗人所需要的答案的,她必须从此出发,才能对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有所感悟。当然,这样的前行与超迈可能总需要一些机缘,按杜涯自己的说法,在经历了一场变故后,“我把关注的目光从早年的时光、生命、流逝等上面转身了更为深远开阔的地方:无限、永恒、终极意义、宇宙的思想和精神,以及生命的归宿等。”

我没有条件对杜涯的创作进行传记评论和编年研究,不管杜涯的心灵之路与她创作的实际情形和生活经历的生命程度如何,在她诗歌的语义结构中,显然存在这样的逻辑,从具体的人事景物的叹息悲悯走向更大场景与空间(比如“北方”)的沉思,最后走向接近宗教的形而上的神性世界。所以,在杜涯的诗中就出现了与日常的人事景物并行的另一个意象系统,它们由北方、大地、天空、星光等构成甚至可以进一步抽象为高处、无限、宇宙等。“我知道我必须抛弃一切的形式/抛弃具体、日常,一切的物质、重量、形态/不再关注榆树的概念,生活的意义/我必须和自然的广在一起/和事物的存在、本心在一起”(《高处》)这种看上去对尘世的揖别,对具体的捐弃、转向,对抽象与幽冥世界的扣问在杜涯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并且表现为对自我的告诫、警醒与祈求,“请让我告别现在/告别我的浮泛,名声、语言/告别修辞,陪着万物的无言/寂寞,无闻,顺应造物”(《偏远》),好像不如此就不可能摆脱尘世的烦扰和沉重的肉身。我很奇怪,抑或是我视野的局限和阅读的疏漏,杜涯以及关于杜涯的评论似乎都没有提及宗教与神,其实,,宗教与神的意味在杜涯的诗歌世界中已经相当明显了,我说的宗教或许并不涉及具体的教派与人格神,而是一种精神结构,一种泛宗教的精神意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以史铁生为参照,他就是一位以宗教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却并无具体的宗教信仰的作家。这里也许应该厘请的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宗教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不在现实生活本身寻找价值?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一个虚空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比现实更久远、更阔大、更永恒的存在?我们是否可以将内心的召唤置换成客体的律令而使自己听命于他从而宽宥自己?如此等等。不需要具体的教义,无需明确的信仰,也不必以人格神作为自己的偶像,更不必偏移俗世的生活,而去寻找终极的依靠,这样的方式便是泛宗教的方式。杜涯自觉追求、时时说服自己并在诗歌中呈现出来的便是这个境界。所以,困惑之后并不一定有明确的解,但它就在高处,在星空,在大地,在无限,它是“永恒闪烁”的繁星(《无限》),是“万有的精神”“纯粹之乡”(《高处》),是“世界的中央”(《偏远》)。宗教般的领悟与启示是永远没有终极的,它不似尘世间具体事情的解决方案,因此,宗教式的追求便永远呈现为过程,而不是结果,正如杜涯自己体会到的:“我无数次的靠近使它始终成为远方”(《河流》)。以此返身再来近观个体的生命与具体的人事景物,一切都具有了自在的意义,它们是过程而不是结果。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本来就在这过程之中,个体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过程的环节,而个体本身又是过程之一,如此累积以至那个永远在靠近的“无限”。只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返身在杜涯这里还不是很通畅,虽然她也表示过:“我将留下,留在事物之间/观察和学习它们/深入它们的黑暗/我将靠近飞鸟、花朵、落叶,我将努力靠近/那正在迅速消失的一切:/靠近它们,并且得到谅解”。事实上,杜涯的写作确实没有抛弃经验、俗世与人生。所以,我再三强调,从具体物事到神性世界是一个诗意产生的逻辑结构而不是杜涯写作中的时间顺序。也许,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杜涯的诗歌是双重的(但愿它不是分裂的),双线的,既在此岸,又在彼岸。正如她自己所感觉到的:

一个在世间生活,读书、写作、睡眠

一个至今仍行走在远方的某条河流边

(《河流》)

(刊《扬子江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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