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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中的身份认同——评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漂二代》

(2012-02-23 18:02:11)
标签:

王昕朋

长篇小说

漂二代

身份认同

休闲

分类: 评论

城市发展中的身份认同

——评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漂二代》 

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漂二代》是一部不太好归类的作品,可以说它是底层文学,问题小说,反腐小说,也可以是一部成长小说、新城市文学和文化小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容纳了太多的社会现实内容与深广的历史、文化思考。这部作品再一次彰显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同时也再次表明了一个作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现实矛盾突出时期的应该具有的文学与思想担当。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它借助一次偶然的治安案件作为叙述的起点。农民工子弟肖祥、张杰与房地产开发商汪光军的儿子汪天大在小酒馆发生冲突,本来已经和解,但汪光军觉得丢了面子,找人为汪天大重新作了脑震荡的医学鉴定,把肖祥给抓了。这一“假伤门”事件在农民工聚集地十八里香地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应,种种社会矛盾因之更加突出,由此牵动了各方面的力量,各种人物也纷纷登场。靠不择手段起家的汪光军当然不肯轻易认输,因为这样一来不仅输掉了自己的面子,更输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别是在商界的利益;副区长冯援朝也不能输,他的利益是与汪光军连在一起的,他们俱荣俱损;而十八里香的河南农民工们在这场不对称的较量中则经历了几番变化,他们既存在整体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境遇,但在这场冲突中他们不断超越自我,为了公平和正义,为了他们曾经的苦难和屈辱,也为了明天更好的生存,他们不再妥协,同时,他们也不断地从情感走向理智,从懵懂走向自觉,从盲动走向法治。

小说中的十八里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群落。我说《漂二代》是一部新城市文学和文化小说也就是从作家对这一文化群落的生态描写来判断的。十八里香原是北京郊区农村,随着城市的扩建,它现在已经是北京市的一部分。由于原来处在城市的边缘,所以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而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大都缘于同乡的关系,比如十八里香基本上就是河南人,所以,这样的地方是亦城亦乡的,是城市中的乡村,是文化的飞地。王昕朋对十八里香的描写实际上涉及到了城市文化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古典的城市是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一些乡村因为政治、文化、军事和宗教的原因而变成城市。而现代城市的形成与建设则更为多样化,它们可以创造,可以扩张。相对于古典城市,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一时间消化的新的问题。比如城市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需要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是原先的城市一时间无法生产的,所以就要从农村进行各种方式、各种规模的“移民”。这自然会改变城市原先的人口结构与城市单一的文化性格。十八里香的人们一方面是“新北京人”,一方面仍旧是自己的老乡,他们说着方言,按自己家乡的习俗生活,延续着自己故乡的风俗与价值观。韩土改千方百计洗涮自己身上的故土痕迹,刻意与十八里香保持距离,但他赖以谋生的还是农民式的智慧与乡土民间文化,李跃进的起落也是建立在乡土人际观念上的。虽然到宋肖新、宋肖辉、张杰、肖祥等已经是“漂二代”了,但在他们的身上依然保持着浓重的“进城”前的文化色彩,这些正是现代城市的特征。急速的城市发展、大规模外来人口的进入与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得城市呈现出“杂色”,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交汇和融合,使城市拥有了新鲜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在现代城市,固守传统的城市风格是不现实的,也是明智的,它只会阻碍城市的发展。其实,与乡村相比较,城市一直表现出开放与变动不居,它的生长速度与面貌变化要比乡村快得多,只不过这种功能与特性在现代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漂二代》对现代北京的描写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文化与城市理念,它着重书写的是北京的“变”,是新北京人给这座老城市带来的多样化的新元素,这是现代城市开放、包容的方向,一座城市,只有敞开大门,保持流动,才会有发展的动力。

文化冲突与身份尴尬是《漂二代》的重要主题。十八里香的人们一方自在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性格,一方面又非常希望进入北京文化。他们对这个城市抱有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她是他们的希望与明天,又是给他们带来伤痛与歧视的地方。特别是身份认同是他们进入城市最大的障碍,也是他们融入城市与城市零距离生活必须要穿越的隔离带。不可否认,城市在这方面还没有作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包括制度设计,甚至可以说,城市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出自己的自私与双重标准。当城市需要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力与消费人口时,城市鼓励外来人口,但是当外来人口要求享有同城待遇时,却遭遇到城市的拒绝,这可能是当代中国社会较为突出的不公平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漂二代》中的人物大都是在北京出生、或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北京,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生前就已经在北京打工,但是他们的身份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品取名“漂二代”,一方面就是通常所说的“北漂”、“南漂”,指的是离开故土到城市打工,另一方面则是指这些人的身份状态,包括他们的上一辈,是农村户口,但人却不在农村,离土不离户;他们身在城市,却不是城市人,在城不属城。索尔·贝娄曾将他笔下身份缺失的主人公称为“挂起来的人”,王昕朋将中国进城的农民称为“漂着的人”,他们既不在农村,又不属于城市,始终在两极漂移。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宋肖新这样表达自己的身份感受,“老家对于宋肖新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在北京这么多年,她是外地人;到了老家,她感觉自己也成了外地人。”身份问题不仅是一个人的属地称谓,在中国,它同时是一个人的文化标签,身份认同的同时就是文化认同,包含着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内容,因为这些因素的差别与不平等,最终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平等,因而,身份歧视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肖祥因“假伤门”事件被抓后在十八里香引起了骚动,作品对当时的群情激愤有一段描写,可以看作是这种歧视的缩写:“本来是出主意想办法的‘诸葛会’,却演变成控诉不公正待遇诉苦会。张三说,咱来北京快二十年了,黑发变成了白发,却怎么也直不起腰。北京人养的狗走大街上都神气得很,感觉自己活得还不如那条狗。李四接腔说,可不是咋的,有钱人家的狗都能在北京上户口,有的为省钱还跑到乡下给狗上农村户口,这不是腌臜咱农村人嘛!王二说,俺上公交车售票员跟防贼一样,生怕俺逃票。到超市买东西,售货员一听俺这口音,俩眼球黏在俺腚上,怕俺藏着掖着偷东西。真他妈的窝囊!年龄大点的赵五说,你们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没有北京户口的叫盲流,一有重要的节日就把咱当脓一样往外挤,到了火车站还得把大箱子小行李翻个底朝天。活急了吧不让走,工地四周都是戴红袖章的,像看劳改犯似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还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受与偶然的遭遇,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教育与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限制。王昕朋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制约性因素做了深入的思考,说穿了,就是户籍制度。本来,作为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户籍制度应该是一种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但现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却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当然,如何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依然在讨论,《漂二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并没有提供户籍制度改革路线图的义务,但是,它确实集中而深刻地描写了落后的制度对人的伤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漫长的制度争论与建设中外来人口付出的巨大成本。到了肖祥这一代,没有户口,教育就成了问题,“有的回老家勉强读完高中,又回北京来找父母,就业解决不了就做‘啃老族’;有的一离开父母像脱了缰的野马,混迹社会,犯了罪进了监狱。实在不愿回去的,就在北京读民办的中专中技,更多的加入了父辈的打工行列……”在作品中,拥有北京户口,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名真正的北京人是来北京务工者两代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可以付出“一切”。这“一切”包括生命、理想、奋斗,也包括牺牲、交易、堕落,当一个城市无视这一群体的身份诉求时,它必然要为之付出沉重的社会管理成本,《漂二代》看上去的冲突是围绕“假伤门”事件的,但内存的矛盾却都是缘于十八里人的身份焦虑,是一种被伤害、被歧视、被抛弃的社会心理的渲泄。

虽然如此,《漂二代》并没有停留在平面的批判与谴责上,应该说,汪光军这样的不法商人和冯援朝这样的贪官刻画得是很成功的,但是,相比起他们,我更看重宋肖新、肖祥等“漂二代”。王昕朋也描写了他们身上的复杂性,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公平时的愤怒、悲伤和失望,但最终,他们站住了,作家显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或者不如说,王昕朋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是城市的新人。肖祥虽然因“假伤门”事件被抓了,但他坚信法律的公正,乐观地对待命运。特别是宋肖新,王昕朋是带着理想、同情、赞美与祝福来描写她的,她虽然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但却因此激励出了坚强、自尊、同情与聪慧。强权的欺压、名利的诱惑、亲人的误会都没有击倒她,虽然,面对几乎没有希望的抗争,她也有过犹豫,她知道,“现实环境最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存原则,尤其是当这个人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被另外一个人轻而易举拿走时,往往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鲜血淋淋;一种是投降,求得生路,以图东山再起。现实生活中选择走第二条路的是多数人。”她也过这样的自我暗示,“也许人就应当活得现实一些。既然你改变不了现实,就得去适应现实。其实,这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往往只是一念之差”,但她最终走的依然是不妥协的道路。不仅是宋肖新,还有张杰、张刚、冯功铭等,作品都写出了他们的变化,“漂二代”是成长的一代,是城市新主人,是城市的希望所在。我不否认这样的描写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面对现实矛盾,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还应该让我们看到理想,看到那些努力改变现实的人们,并且受到感染和鼓舞。

这是塑造新人的作用,它同样是现实主义的力量体现。

(刊《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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