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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选择

(2012-02-09 12:34:46)
标签:

杨廷玉

长篇小说

尊严

文化

分类: 评论

艰难的抉择

——评杨廷玉长篇小说《尊严》

 

从阅读上说,杨廷玉的长篇小说《尊严》是一部很好读的书,一部让人读得下去、并且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作品,这显然表明了作家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以及这一文体与读者亲密关系独到的理解。小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作品在多组人物关系下展开故事。一组以主人公虞子游为节点的文场与情场。虞子游因为成绩优秀留在了母校出版社工作,并且编撰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但是境遇的不公与物质生活的匮乏迫使他与妻子做出了人生的重大调整,他下海做了书商,妻子则在同学的帮助下远渡澳洲成了一位软件开发商的家庭老师,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与生活领域都遇到了情感上的波折与考验。一组是以戊城市市长裘开远为首的官场,包括城建科长裘芮、税务局长鲍国玺等。经济的发展使每座城市都走上了快车道,而每个城市的发展又都与其主政者和管理者的政绩、与他们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在目前尚是大政府的背景下,城市发展一直是各种利益方博弈的角斗场,而决定着这些利益方命运的常常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决策者。这就注定了裘开运们必然处在了风口浪尖上。再一组是以“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臧文栋为主要人物的商场,这里有臧文栋的搭档和下属吕而泰、王崇、曹祺,也有臧文栋的竞争对手吴筝,还有游走于股市与商业代理间的陈克,这些商人各有其复杂的发家史和对市场的理解,以及不同的商业人格。在工商文明相对不发达、市场经济还未成熟的中国,特别是经济与政治等社会领域纠缠不清的情势下,必然会给商业竞争带来复杂的影响因素从而对商人的性格、操守与智慧提出了更多也更严峻的考验。最后一组是通过室内装潢设计师李蔚引入的几个装修工,以及因为情节的需要而出现的其他城市务工人员,如“长条”等等。他们是一些农民工,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但是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却没有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虽然拥有一技之长,但是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却只能在马路边上守株待兔地等候工作。相对于其他几组人物,他们是作品中的底层,苦难、屈辱、贫穷、艰辛与无望的期盼伴随着他们未知的命运。这些人物或因戊城市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而不期而遇,或因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而产生生活轨迹的重合,从而在作品中合演了一出出扣人心弦的悲喜剧。作品之所以特别抓人,还在于以宏阔的视野全方位地提供了当今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大到城市建设,官场政治、商界风云,小到个人的情感生活,作者显然存有提供当下中国经验百科全书的“野心”,同时,也非常熟稔现实主义的传统和长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将这一文体的写实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它以不同人的命运为切口,将广阔而繁复的社会生活拢于笔下,从而极大地利用了阅读的自身体验,调动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信息对话与互文关系。不仅扩大了作品的阐释空间,也在经验层面提高了阅读的参与度和认同感。

这显然是作者的自觉追求,杨廷玉就是要通过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共时性书写表达对当下中国的思考与判断。毫无疑问,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高速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是制度设计的落后、道德伦理的失范与精神世界的萎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问题不仅日益制约着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全面发展,还将在根本上对整个民族的素质产生致命的伤害。应当说,这样的状况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并且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视角与层次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与疗救的方案。在杨廷玉看来,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结症就在于尊严出现了危机,作品取名“尊严”这样一个不太文学的书名无疑表明了作家对这次社会勘探成果的自信。

当然,尊严在当前是不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尊严是不是解决当下人精神困境、构建现实人文环境的关键都是可以讨论的。但不可否认,杨廷玉确实抓住了我们社会的文化症候之一。简单地说,尊严就是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而杨廷玉的观察表明,在当下社会,个体的人,以及具有人格特征的各种社会主体,可以说尊严普遍缺失,主体间既不尊重对方的权利,也不尊重自我的权利。如果仔细辨析,尊严有两类,即自在的尊严和自为的尊严。自在的尊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生存幸福、意志自主和礼仪名分。所以,尊严并不是天然地与物质相对立,从理论上讲,幸福生活的一些社会条件是个人有权要求得到满足的,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讲,贫困或者生命缺乏安全保障是不符合人的尊严的。但是对此不应该绝对化地理解,也就是说不能将对物质的追求视为尊严的全部,而当今社会恰恰迷失在这一点上。虞子游为什么弃文从商?他的妻子斯缪为什么远渡重洋?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得已将财富视为尊严的全部。斯缪曾经“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也曾对无尽无休的世俗欲望不屑一顾”,但她后来越来越感到“所置身的世界太物质化了,衡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几乎就是每个人须臾不能离开又羞于挂在嘴边的金钱”。为了在物质上能够翻身,获得所谓的尊严,他们不惜牺牲意志的自由与礼仪名分,殊不知,这是对尊严的误解与剦割。何况,除了自在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自为的尊严,即在尊重他人与肯定自我中按照人的标准去生活、去行事、去待人时获得尊严。在这种伦理实践中,不仅必须遵守社会契约,甚至可以牺牲个体的物质与幸福。在这方面,我们的欠缺更大。如果一个社会,包括它的个体,都将物质的“进步”,财富的累积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就必然造成对尊严的普遍搁置。不得不承认,以尊严作为观察当下社会的切口,将寻找与重建尊严作为社会建设的途径确实抓住了一个上位概念,因为尊严的缺失是社会的基础疾病,作为一种自我感受与道德评价,它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实践性,但是它的并发症却是广泛的也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缺乏尊严感时,那么欲望将会放纵,为了物质和财富,个体可以不择手段,人类的一切约束、法律、戒规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心理感受都可以弃之不顾,从而在社会、人性、道德、伦理与文化领域引发一系列继发性的灾难。臧文栋、曹祺和裘芮可以说是无视尊严、漠视尊严、尊严丧失的典型,在作品中,他们是恶的化身。臧文栋本身就是靠欺诈瞒骗发家的,他不但在戊城的“逍遥居”开发中漏税逃税,而且在公司亏空的状况下仍然玩弄空手套白狼企图获得新的开发项目。明星造势、狐假虎威、恐吓行贿,甚至杀人夺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他看来,没有办不成的事,就看手段是否用尽,没有攻不破的人心,因为是人就存在人性的弱点,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在于在他那里,尊严如同草芥,早已经失去了对人和社会的护卫与支撑。

当然,杨廷玉的《尊严》并不是一部有关尊严的绝望的挽歌,就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人物而言,他们更多地是挣扎在尊严丧失或尊严被伤害的悲剧之中。因此,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对尊严的放弃倒不如说是对尊严的坚守、寻找和重建。裘开运在臧文栋设计的圈套中也曾想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委曲求全,但是当对方的要求突破了道德底线时,他宁可牺牲自己。陈克虽然处处表现出寄生与苟且的生活哲学,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时时流露出“无耻”的人却最终选择了以死来留住自尊。作者没有将梁老五等底层人物道德化,在他们的身上,同样存在尊严的错误,他们渴望发财,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游走在犯罪的边缘,但是,良心总会发现,他们最终都会走上救赎的道路。即使在商言商者如吕而泰也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我就是穷光蛋,我也不昧良心!”作品中在尊严的得失挣扎中最为痛苦激烈,同时也反思得最为彻底的是虞子游等知识分子。可能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对尊严理解得最到位,应该是最具操守同时也应该生活得最为理性的社会群体。现代社会不应该再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时代,因为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总是与社会保持着距离,在物化的社会中守护着文明的种子与人性的光辉。他们的痛苦在于他们的迷失是自觉的迷失,他们的批判是自我的批判。因此,宁可冒着被误读的危险,宁可使作品有思想大于形象的嫌疑,作家还是借助作品中几个具有知识分子身份背景的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对话对人类尊严的思想传统进行了辩驳与梳理,告诉人们,“没有自我尊重,就没有道德的纯洁性和丰富的个性精神”(苏霍姆林斯基),“自尊自爱,作为一种力求完善的动力,却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屠格涅夫)。在我看来,这样的梳理不仅彰显了人物的思想轨迹,也是作者理想的申说。

几年前,毕飞宇的《推拿》将尊严特别是自尊作为主题,今天,又看到杨廷玉同样主题的作品,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巧合,更不认为后来者是同等语义的重复,这只有表明,尊严确实到了应该申张的时候,而每一次的申张都是这一问题新的阐释,并且使其变得更为迫切。

(刊《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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