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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四)郭文斌长篇小说《农历》

(2010-12-30 16:06:23)
标签:

长篇小说

郭文斌

农历

文学评论

文化

分类: 评论

为了不再遗憾的写作

 

也许,这是郭文斌多年的一个心愿,为中国的农历做一个“传”。前几年,他断断续续写出了《大年》《点灯时分》《吉祥如意》《中秋》《端午》等作品,而且,作品中的人物也差不多,一对本分的守着自己几亩地的夫妻,大儿子分出去了,大闺女也嫁出去了,膝下还有俩儿女,大些的是个女孩儿,叫五月,小些的是个男孩儿,叫六月,都在刚记事的天真年纪。现在,这一对夫妻牵着这一双儿女,从那些短篇故事中走进了长篇《农历》,他们要用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演示中国农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给现代化中的人们讲述他们生命的节奏,生活的原则,感情的寄托,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根。

这部长篇从“元宵”开篇,到“上九”结煞,刚好一个轮回。中间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但也有我们非常陌生的龙节、中元,有的是农历的节气,有的是农历的节日。人们,尤其是都市的人们,现在对农历已经不那么看重了,有多少人还按农历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农历是中国古人发明的,据说最早诞生于夏朝,后来经过了多次修正。它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律总结推衍出来的,因为太阳的运行产生了季节的变化,农事的安排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古人据此设置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而是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作为文学,作为长篇小说,《农历》并不是一部有关历法的科普读物,或者说,郭文斌要表达的比单一的农历、传统世俗节日要多得多的文化释义与文化情感。他试图以农历为依傍、描绘出一个自满自足的生活环境与人伦关系,来演绎传统文化对生活的意义,塑造较为典型的传统文化人格,叙述个体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养成。作品的父亲与母亲显然是传统文化人格的典型,父亲不过是一个农民,但这个农民有着全面而朴素的文化传承,他熟悉农事,勤劳、本分、善良、聪明,受过初步的识字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几部启蒙经典如《三字经》《百家性》《千字文》《太上感应篇》《朱子家训》等谙熟于心,大体遵守着儒教的礼教,但同时又对道教、佛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与风俗习惯也十分了解,所以,在作品中,父亲实际上扮演着一个榜样,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母亲在作品中的地位和角色与父亲相仿佛,只不过她更典范地显示出中国传统农村女性的文化身份,同时,由于教育的程度与方式的差别,她对下一代的启发更多的是情感,她对孩子的教诲有时也会借助于语文典籍,但这些典籍并不是典型的经典文本,而是传说、民间故事、歌谣以及戏曲等等。也许是为了突出传统乡村中文化传承的方式,郭文斌没有刻意地点明现代学校的存在,这样,我们可以对作品中五月、六月这两个孩子的文化接受与人格养成途径进行梳理。节日是重要的教育契机,因为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有时隐藏在生活的背后,隐藏在人们思想的深处,而节日就是人们定时选择的时间,将文化与传统集中地、强烈地表现出来,过节的每一个步骤与细节都有着具体的规定与释义,而节日的气氛则可以使人们沉浸在不同的情感体验中进而受到感化。《农历》以较为典范的传统节日与节气使五月、六月对一年的生活以及如何过这一年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结构则是父与子的对话,上一辈在传统文化传承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晚辈在接受中也责任重大,父亲的示范与讲解,儿女的询问、质疑、接受与思考形成了总体的对话结构,这种结构既体现在家庭中,也体现在家庭以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体,以保证这一结构的同一性,只有具备这种同一性,文化的传承与接受才是畅通的。而内容与材料则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国民俗节日本来就产生于农事,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所以本身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一个特定的日子,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加了内容,或原有的内容增加和增强了表现形式,但它并没有终止日常生活的流程,因此,日常生活最能彰显文化的根基,也最能使人从中得到浸染与化育。《农历》说到底是一家人过日子的书,但文化即在其中。除了日常生活,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化文本与文化符号,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经典与民间传说故事外,表演作为一种虚拟的方式在作品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元》一章即是现实叙事与传统皮影戏《目连救母》的交叉,《目连救母》几乎是全本,因为它是传统敬畏文化的典型象征,所以很好地解释了六月有关“孝”、天、地、人、地狱、报应、轮回等等许多的疑惑。

我以为郭文斌的这次传统文化叙事颇费心事,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它的形制显然受到了中国古代“变文”文体的影响。变文原为佛教文学,就是将佛教经典用故事的形式进行通俗化的讲述,这种方式后来逐渐流行,其典型的结构就是将含有一定核心语义的母题、经典、人物、传说等等,在想象的基础上用叙事文学的方式演绎或创作出来。郭文斌对民间文学与佛教传统浸淫日久,当他在构思如何讲叙传统文化和民俗节日时自然地从中获取了灵感。当初,在一些短篇写作中还不太看得出来,现在变为长篇,其特点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书中的四个人物既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又是叙述人,特别是五月六月,更兼有结构性人物或线索人物的功能,有了这样的人物,再以日常生活作为背景,抽象的文化叙事就一变而为生动的文学叙事了。第二个就是跨文体的组合形成的复调,《农历》的文本是复合式的,以农历时节为线索的叙述是一个文本,它具有不可逆的线性特征,以保证农历节气的完整性。五月一家的生活是另一个文本,它是现象层面与故事层面的,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传统乡村生活自满自足的画面。典籍、传说、戏文是非连续性的,它镶嵌在上述两层叙事中,形式灵活,可以是植入性的原始文本,也可以是转述,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片断的,它们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权威,使农历的时间形式获得内容,使故事的日常性获得升华。这三重文本的呈现方式不同,叙述形态不同,语体风格不同,语义层面也不一致,从而制造了作品的复调,形成了另一种深层次的对话关系。

郭文斌这次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有关传统文化的式微的判断已成定论,有关保护传统民俗节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甚至进入了“申遗”的范围,但《农历》并没有多少的悲怆,更没有多少声嘶力竭的呼告,相反,它写得很安静,很平和。确实如此,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传统民俗节日的瓦解也许是必然的,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也要退出主流,《农历》讲述的是一个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印记的乡村一年的生活故事,而在现实中,乡村早已破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早已解体,不管是农历的规定性时序结构,还是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承也早已断裂。我们虽然有足够多的理由来阐述传统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申说乡土文化的地位,但在狂澜既倒之时转换一种方式也许是冷静而现实的,比如完整的呈现与原味的讲述,它使正在逝去的事物能本真地存现在话语中。郭文斌在《冬至》这一章有一情节,父亲说先人们常用“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的对联推测这一年的雨水的多寡和收成的丰歉,当六月追问如何推测时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六月顿不觉遗憾:“爹当时应该把它记在本子上才对。我可一定要记牢,到时传给我的儿子,再让我的儿子传给我的孙子,再让我的孙子传给我的重孙,子子孙孙,孙孙子子……我可不愿意让他们遗憾。”

也许,这就是郭文斌的心事。他要写出过去的故事,一幅完整的风俗画,而且要写得美丽,吉祥,为的是让未来不再遗憾,有一份美好的怀想。

 

                                                                    20101214,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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