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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苦役,便没有狂喜”——漫谈《布鲁克林的荒唐事》

(2010-10-27 07:39:54)
标签:

长篇小说

保罗·奥斯特

布鲁克林荒唐事

分类: 评论

现在,每年都有大量的翻译文学面世,但是,在国内创作界却似乎少有人讨论这些,除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细数起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那么几个时期创作界是非常关注域外文学的。一个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新文学的成长期,新文学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除了古诗词、白话小说、桐城派古文和戏曲,文学还应该是什么样子?旧的文学样式是与文言文这样的旧语言捆绑在一起的,新的白话文能给制造出怎样的文学产品,不知道,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文学翻译。这个道理如同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简单,如果原创的暂时没有,就先引进。所以,中国白话文学渐渐有了与世界“规格”一致的诗歌、小说、散文与戏剧。另一个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中外文学交流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创作界由于长期的钳制已经失去了内在的驱动力,所以,再借一次外力。那时的创作界几乎没人不谈西方文学的,而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了仿作的成分,所谓的文学标准也是依照西方文学来确认的。此后的创作界似乎与文学翻译失去了呼应,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翻译作品一方面成为外国文学与翻译界的份内事,另一方面则是出版人与阅读界的事,创作界也会有人谈谈外国文学,但那只是个人的阅读生活,与文学潮流没有什么关系了。前几天,我与作家毕飞宇一起聊天,谈他新创作的一部小说,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定位,就跟他感慨道,八十年代那阵子的西方文学热还是好处的,起码大家知道了西方文学的面貌,有个大致的参照,现在都变得零碎了,中国作家的趣味是否存在着更大的人文与美学的普适性不大好判断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实际上恰恰是因为飞宇的这部新作让我想到了近来在中国被广大读者认可的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新作《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保罗·奥斯特之所以被出版商引进中国可能与他的多才多艺有关,他不仅写作小说,电影戏剧也很拿手,很有市场,因之,也与他小说的流行因素与潜在的市场号召力有关,他的《纽约三部曲》从小说类型上讲都可以列入侦探小说,有着后现代小说的风格,借助于流行与通俗艺术的元素,暗渡陈仓地探究一些严肃的人类生存的主题,有着雅俗兼备的广普阅读口味。但是,《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有点不一样,本分、老实、写实,虽然仍旧有些调侃与喜剧,但却是愤懑于现实而不失希望的温情之作。

理解这部作品对一般读者来说可能会失却一些味道,那就是纽约,就是是布鲁克林。与中国许多作家喜欢书写自己的地域文化一样,外国作家也是如此,有人说不读雨果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巴黎,不读狄更斯也不能真正进入伦敦的内心,而奥斯特就是一个十分钟情纽约并为它写作的作家。据说他的作品对纽约的描写可谓独具匠心,对纽约的认识与理解独具慧眼,特别是对纽约这个城市的性格,对它的“味道”的体察十分传神。对于汉语读者来说,这种味道与神韵可能因为翻译上的原因损失不少,另外,对某一个地域文学表达的体认显然还要具备对描写对象相当的了解,这对一般读者而言,无论是地理、人文还是感性生活都是有欠缺的。奥斯特的这部小说题为《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布鲁克林是纽约五大区之一,历史悠久,这里原来是荷兰的殖民地,由于长时期为黑人居住,社会状况特别复杂。它的区域性特别明显,甚至它的语言也被称为布鲁克林英语。在繁荣的商业楼林立的背后,是各阶层人物在晦暗中上演的各式故事。奥斯特多次表明他对布鲁克林的兴趣,但是有多少读者能在这部作品中领略这个沧桑市区的风韵,犹如我们会心于老舍笔下的北京,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呢?

不过,对布鲁克林味儿我们一时不能尽赏也不要紧,因为小说的故事本身就相当地吸引人。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译文是那么强烈而持久地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以为《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开始的第一句话同样会激起人们的想象力:“我在寻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去死,有人建议布鲁克林。”但是小说的主人公兼叙事人——年届花甲、身患绝症的保险推销人内森来到布鲁克林后不但没有如医生预言的那样死去,还活出了一个新天地。他遇到了各式人物,他的外甥汤姆,外甥孙女露西,书店老板哈里,雇员拉弗斯,社区美女南希·玛祖切里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在小说里层层打开,这里面有犯罪,有死亡,有残忍,有欺诈,有孤独,有失败,但人的内心是柔软的,故事的结局是温情的。即使有人死亡,比如哈里,却留下了充满爱与宽容的遗产。而内森,本来破碎的家似乎也产生了变化,女儿的亲情无疑使内森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这是一部多少有些出乎阅读期待的作品,小说写作的背景是新世纪开始,奥斯特对这个时期的美国政治可以说失望至极,在作品中,作家多次通过人物之口对此痛加抨击,联系到小说的开头,本以为会写成一部晦暗的或激愤的作品,但不料带给人的却是希望与温暖。内森在来到布鲁克林时说:“人人都容易产生黯淡的心情,我承认,我自己就有很多被阵阵袭来的孤独感和伤感击倒的时候。”但接下来的情形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在小说的结尾,他竟然“在明亮的湛蓝的天空下沿着大街温步,我很快乐,我的朋友们,就像任何活着人一样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小说虽然写的是一群小人物,但是他们却始终有着一份理想,哪怕这种理想是不切实际的。小说中有一段内森与汤姆的对话,他们都希望有一个“生存旅馆”,这个生存旅馆是“一个人在现实世界里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时要去的地方”,它虽然没有用,但“这是一个避难所,一个解脱出来的大胆梦想”。正是这样的梦想,使作品中的人物充满了同情、善良、爱与宽容,不断“以一种方式生活”。他们努力改变着世界,更是努力调整自己,“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至少我可以试着改变我自己”。本着这样的理念,连同苦难也有了新的宗教般的解释,内森以汤姆开出租车为例说道:“对这整个体验而言,苦役因素是极其重要的。精疲力竭,枯燥乏味,单调而头脑僵化,所有这一切体验。然后,不知从何而来,你突然感到一小阵自由,一两个真正而绝对的狂喜戏居。但你得如此付出代价。没有苦役,便没有狂喜。”

我与毕飞宇讨论的就是这个,因为他的新作,因为《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两个具有完全不同写作背景的作家几乎采取了相同的人文立场。这个世界需要揭露、批判、控诉,但也需要温情,需要来自人性深处善的力量,需要对这种力量的正面的书写与彰显。我也再一次体会到翻译文学作为文学观察背景的重要性,我当然不会因为对毕飞宇、奥斯特的这次偶然的阅读就武断地认为其中的必然联系,但是他们对小人物的刻划,对所谓底层的描绘以及对明亮的怀想,还是让我感动,并且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立场碰撞与融合越来越成为可能,意识到中外文学互文的重要,意识到普遍人性的存在,意识到我们正在以相似的立场对待共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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