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人的生活处境的关注，或许才能彰显出大国风范。但在多数时候，文化人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妙，合肥籍诗人梁小斌因没有固定收入和社保医保导致难以承受高额医疗费。这或许仅仅是个案，却在提醒我们，没有文化尊重，哪怕是再优秀的艺术家，也难以做到生活无忧。不过，云南著名诗人于坚认为，诗人贫穷更纯粹，又比如少一点功利，应该做得更高尚一些。但我们都知道，艺术家是需要在现实中生活的，而不是活在虚拟世界里。

在谈到梁小斌所导致的贫穷时，作家祝凤鸣认为，“小斌自身性格孤僻，不合常理，才华太大的人往往都这样。但他的迂腐，并不是不解世情，而是对人性世情充分了解，只不过不愿为之。我们的问题是把他当做普通人来要求，而不是把他当做诗人来要求。”也许这正是诗人梁小斌的问题症结。反观其他文化人比如台湾作家林清玄就曾说：“我曾在屠宰场杀猪，晚上会写作。”而艾丽丝·门罗则是忙里偷闲，趁孩子睡了，菜也烧完，赶紧写上一句半句。有文章曾说，写《上海滩》的黄霑，除了写歌词之外，还要做编剧当主持当记者替报纸采访，晚年得了癌症还在开演唱会写专栏。而陶杰则当主编写专栏做主持拍电视，忙到要在电视台餐厅桌上写专栏。这样的创作是否就损害了名声呢？似乎并没有。

诚然，生活与文化创作，两者之间是生活的一体，倘若割裂来看，就不是完美的了。这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未必会一帆风顺，也必定有坎坷与挫折，正视生活中的种种才能让自己在创作中获得更多的自由。作为社会人，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依赖于权势获取，假若商人不考虑诚信经营，只相信商业上的“潜规则”，可能一时获得大量的利益，是否能长久坚持下去也是疑问。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诗人也好，艺术家也罢，都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选择。一旦做出了选择，势必要承受选择所带来的代价。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偏执”的文化人，在他的世界里，文化创作与日常生活是一对矛盾体，因之无法调和，在面对问题时也会表现得顾此失彼。当然，这也跟我们时下的文化环境相关，当一代文化人经历了文化繁荣的鼎盛时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认为当下的文化状态依然如此，当带着这种思维去生活，与现实必然会发生冲突，其带来的是一种伤害。

当我们从“为人民而文学”或“为人民而艺术”中走出来，或许才会发现，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创作，其本意并非是使文化人走向贫穷，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尽管我们承认，在名利面前，顶尖的文化人如周春芽、莫言、郭敬明依然是少数派。更多的文化人生存在普通生活当中。从这个意义上，创造者不妨功利一点，先满足日常生活再说，毕竟创作的尊严也就体现在这里了。

不过，文化人在生存方面自然需要多方设法，保障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而这同时也要求我们的文化人需要更好的文化环境。比如政策倾斜、给予补贴此类的做法固然常见，但对文化人而言，常常是杯水车薪。文化人所需要是一个更多元、自由的表达、生存空间。

在文化创意越来越强调创新的今天，文化创意面临着困境，而生活压力也依然是今天的文化人所要面对的问题关键。而说到文化软实力，那不是具体的数据说话，而是一群群文化参与者努力做出来的成绩，至于如何打造一个更好的文化环境，让文化人过得更舒适一点，活得更有尊严一点，也还是事关文化大国建设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