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刘士余同志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由于证监会主席的特殊身份，刘士余同志到供销合作社工作，意外的带动了民众好奇，供销社是个啥组织？看到网上的文章，有说供销社是闲差的，也有讲是巨无霸的，例如根据供销合作总社刚刚公布的数据，供销社系统的销售额可以顶得上2个中石油。不过，无论评价准确与否，都可以算是供销合作社史上广告效果最好的一次，而且还是免费的。

       证监会和供销社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面对的都是散户，而且是中国两个最大的散户群体，都是数以亿计。前一个是拿着一生积蓄在资本市场打拼的小散，期望通过市场获得收益养家糊口，或者改善生活；后一个则是2亿多的中国农户，他们经营着小块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希望用汗滴禾下土换来小康生活。与前一个散户群体相比，农民是更加值得尊重和关照的群体。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还因为从社会的总体结构看，农民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供销合作社不是一般的为农服务的经济组织，它在产生之初就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织。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供销合作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我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合作社制度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创造的组织文明的一个成果，从十九世纪到今天，已经接近2个世纪的时间。合作社制度在全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和政治体制中起到了不容否认的作用。关照弱势群体的思想和精神，绝不是什么计划经济的附体，而是人类进步的标志。随着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合作社就一直是社会弱势人群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寄托。合作社是一种与资本相对立而产生的组织制度。在合作社里，不排斥资本的作用，但是它通过人本的设计抑制了资本的决定性作用，一人一票的原则就是合作社组织人本精神的最高体现。尽管合作社一直未能成为社会组织的主流资源，那仅是指在经济份额上的比重，但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它的平衡作用却是不可或缺的。

       供销合作社是合作社制度的中国化实践的产物。她的起源远比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更早，且对供销合作社的顶层设计也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延安时期建立的南区合作社，是我党组建的第一个比较成功的合作社组织，堪称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南区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与建国初期供销合作社几乎完全一样。1942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以《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为题做报告，专门总结了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特点，他说：“南区合作社是以消费合作社开始的；但他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项事业”。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合作社的 “供销”业务。他说“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社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此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和东北供销合作总社相继成立，成为中国供销合作社体制的一种预演。此后在我们党的理论框架中，一直把供销合作社作为党和政府与农民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延续到今天依然值得重视的供销合作社问题，很多人并不理解。实际上，中国的供销合作社面对是中国特殊的农民问题。尽管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经不足10%，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以农民占重要多数的基本国情。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设计中国社会制度的时候，当时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是最大的问题。而今天，尽管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超过的了50%，当时农村人口的数量却超过的建国初期的全部人口。如何处于散户状态的农民融入到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社会治理中，这个问题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了。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存在两个不同的政策导向。一是纯粹的市场化导向，就是寄希望于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逐步改造农村，转移农民。在实施过程中，它体现为产业化倾向，即以产业发展程度作为评价标准来进行政策选择；另一个是组织化导向，就是寄希望于通过组织小农，让小农能够以组织化的方式进入市场，逐步接受市场的改造和影响，以完成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彻底转变。作为散户的小农组织起来，通过组织的力量与市场对接，逐步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并利用组织的力量保障自己的权益。而这本就是供销合作社成立的初心。

       农民问题往往是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集大成问题。解决好农民问题，不仅需要政治智慧，也需要组织制度载体。纵观全球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体量的经济体，凡是有较多农民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合作社的实践。尽管合作社的实践模式不同，例如北美的合作社与日本、韩国的农协就不尽相同，但是都在其本国的经济起飞、城市化进程以及后工业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平衡器的作用。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就是我们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需更多考虑的问题。这不仅仅是GDP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

       把供销合作社办成以农民群众为主体成员的合作经济组织，既是国际合作社制度的要求，也是今天中国供销合作社的现实需要。然而，这可能还并不是全社会的共识。2015年中央发出了11号文件，专门对供销合作社的综合改革作出顶层设计。那个文件的发布，曾让不少党政官员发问，供销社是什么组织，为什么这样受到重视。和这一次社会对供销合作社的好奇联系起来看，说明不仅社会公众，即便是政府官员，其实对于供销合作社的问题，都并不能完全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去理解。所以要感谢中央的干部任命，让全社会有了一次关注供销合作社的机会，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公众正确理解供销合作社。

       社会公众更关注供销合作社的体量。其实，简单的拿体量做比较，没有什么意义。供销合作社的体量虽然不小，但是它与真正的巨无霸的距离，还差一个“体制”。这种距离显然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组织的体制和功能。供销合作社拥有的资源如果形成一个整体，其影响力将是巨大的。但是，与社会公众拿来比较的对象不同的是，供销合作社的资源并不是一个资本纽带连接的整体，而是由行政体制决定的，是一个被行政层级分管的碎片化的散装体。这种体制下的组织功能，很难真正发挥提升农民收益，保障农民权益的作用。这种状况正是中央11号文件要求改变的，也是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攻坚任务。当然，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的是一个体制的变革，不可能幻想依靠几个有金融背景的干部担任领导就能解决。但是金融手段的确又是不可或缺的，全世界的合作社体系基本都是合作金融基础上稳固发展的，因此中央的任命确实让全系统有了新的期待，特别是创新中国的合作金融。

       希望这一次的广告不仅提高供销合作社的知名度，更能让社会更多的了解到，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不仅仅是业务改革，因此应更多关注供销合作社的社会价值；供销合作社改革不仅仅是系统改革，而是要密切与农民的关系，因此应更多理解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性质；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更是治国理政框架内农村治理制度的完善，因此应更多支持供销合作社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