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种实验班课题报告（初稿）
课题负责：夏谷鸣
当货物与资本越境流动，当市场与劳动力将区域竞技场不断夷为平地，世界便开始从一个庞大而遥不可及的距离渐渐缩微，日渐一体。以经济为核心，涉及政治、文化、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正成为在世界范围日益突出的现象，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的浪潮如同巨浪，使人与人、组织与组织、政府与政府之间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密依存关系。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社区意义，也重新定义了亲族形态、语言共识、共同规范等人类社会的固有特质，对我们未来的人才提出了新的界定与要求。如果我们回溯到知识、思维与文化的存在根源，我们就会发现，语言教育尤其是第二语言的教育，是我们在培养未来人才时首先应当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
文化（culture）与交际沟通（communication）是两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概念。中文“文化”一词由日文转借而来。Culture原意指对农作物的栽培养育，后来慢慢演变成泛指人类在物质与精神方面成就的总和。而沟通至少有一百多个定义[1]，可简单概括为“双方经由交换符号，来建立一个互依互赖关系的相互影响过程”。与沟通对应，文化可以被定义为“指导个人行为，与引导个人成为团体一分子的一组共同分享的符号系统（shared symbol system）”[2]这两个概念的互动，产生不同的思想与行为形态。文化不仅制约我们对事实的认知，而且同时主导我们的语言操作与行为举止的形式。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如何使用该语言，都受到文化的规范和影响。
每个国家之间无疑有其独特的文化界限，二十世纪中叶，人类文化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领域相当流行的民族性或国民性研究就属于此类文化研究的典型代表。但是更精确地说，这种文化范畴仅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概括化（generalization）的主流。应主流文化而生的“次文化”（subculture）则更微观地表达了国家或民族内部文化的多元性（culture diversity），对应着大社会团体中可明显区分的小团体。至二十世纪末，全球化浪潮对各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文化的强烈碰撞于冲击，族裔认同意识和平等意识高涨，最终带来了可被普遍认同的“共文化”（co-culture）。例如市场经济和商品流通的基本规律与法则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与遵循的“经济文化”、一度被视作真理并获得各国各地区之间密切合作竞争“科技文化”、因科技推动使之传播更为迅捷的“宗教文化”、以“民主与法治”为典范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的“制度文化”等等。
我们可以根据文化的以上范畴来界定现代社会种语言的三个层次：地域方言（local language）、本土语言（native language）和全球语言（global language）。地域方言是因为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而产生的一种区域交流工具，往往和主体的出生与生活环境紧密相连，适用范围最为狭隘。本土语言是在国家、民族等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流沟通工具。全球语言的适用范围遍及世界，是在某段周期中世界范围内被推崇和认可的交流载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温州商人要扩大商机，参与到全国市场的分配，就必须与全国其他各个地区的主体沟通，打破彼此原来最狭隘的交流范围，将他原本的地域方言（local language）上升为第二层面的本土语言（nativelanguage）。而如果要走向世界，同样道理，我们就必须借助全球语言（global language）。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语言应该取代地方语言或本土语言，因为语言背后指向的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存在并相互取法进步的前提。例如著名的移民之国加拿大，其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法语。60%加拿大人将英语作为其主要使用语言，24%的人讲法语。除英语和法语外，汉语被列为第二最普遍使用的语言。在这样的语言背景种，政府的现行多元文化政策则鼓励新移民保持和发扬本民族文化和传统，多种民族、多元文化构成了加拿大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
由此，全球化或国际化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相对意义的动态概念。如果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与欧美趋同，那么对欧美而言，全球化就是与中国或者其他非欧美国家趋同。但是无论哪种趋同，无论谁向谁趋同，都需要沟通与了解，都需要从最初的地域方言中走出村庄，走到国家，最后走向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就是“交换意见和联络”（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的工具和基础首先指向语言。
虽然语言本身只是一种非实体的符号（symbol），用来表征万事万物。但是它有自身的语音、符号、结构，并受制于一组规则（rule），这一系列的差异在文化沟通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隔阂。同时，由于语言清晰地反映了使用该语言的文化内涵，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每一个既定语词的意义与使用惯例，又与使用者或使用者所在团体的文化形态呈现出千丝万缕的关联。就如同Keesing(1975)[3]的研究显示“文化知识”（cultrue knowledge）与“语言知识”（language knowledge），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语言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文化背景，而要真正了解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该语言背负的文化。因此，个体语言视界的扩大代表了其生活范围以及思维方式的不断突围与重构。
二
专家型人才通常在基础科学或应用科学的某一分支有突出成就，这类人才的知能值(知识和能力的比值)很高，在某个学科的专门领域内造诣较深，但知识面并不太宽。 中间型人才通常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他们的视野较开阔，可能涉及几个学科，但每个学科的知识水平都达不到专家型人才的水平，他们的优点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强。在企业里，基层技术人员通常属于这一类人才。杂家型人才可以用杂而不太精来形容，他们知识面很广，但缺少应有的深度，这类人才可以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这类人才放在公关部门很适合。最后一类人才的曲线如同一个倒过来的“T’字，他们不仅在某个专门知识领域有较深的研究，而且又有较广的知识面，这类人是相当宝贵的人才。我们经常称的“复合型人才”就是这一类。
在这些模式中对人才提出的共同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纬度。
1、知识（knowledge）纬度
知识纬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主要是指一个人经过专门学习培训后所拥有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与结合方式。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担任现代社会职业岗位的必要条件，是衡量人才的基本标尺。调整人才的知识规格，不但要有知识广度，而且还要一定的知识深度，从掌握职业岗位技能和技术的操作性要求的知识向掌握完整、系统和科学性的专业知识体系方面逐步转变。
技能的涵义非常广泛，这里主要是指将知识（所知道的）和态度、价值（所感觉到的、所相信的）转化为行动（做什么和怎样做）的能力。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技能与知识不同，例如生活常识、物理知识、化学知识、数学知识，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等形式传授，而技能必须亲自学习，并坚持练习才能掌握其中的技巧。而一旦停止练习，技能将很快变得生疏，是一种熟能生巧的体力活，对眼手的协调能力要求很高。正如卖油翁的话“无它，唯手熟尔”。
3、能力纬度
能力是完成任务、达到目标的必备条件，它直接影响工作的效率，是工作顺利完成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一般而言，一个科学的培养目标要提出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规格要求，形成一个具有发展后劲的开放性结构。诚如澳大利亚教育部次长卢比所言：“21世纪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文化、信息化工作的时代。如果人们没有阅读和沟通的能力，没有团队合作的能力，就没有通往工作的渠道，也没有通往文化的渠道。”语言对人的发展密切相关。
可见，学校不能只教书本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但要重视硬能力（指知识、经验、技能等比较容易评估的素质）的培养，更要强化软能力（指创新、团队精神等不太容易评估但又非常重要的素质）的提升。但是教育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甚至是慢的艺术。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在生命意义上还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格赛尔的成熟说发展观，基础教育不能也不应该承担为学生最终确立人生发展方向的任务。基础教育应谋求个体在获得知识基础阶段的全面发展，以复合型人才的基本模型来预设他们的未来，为他们进入高等学府以及走上社会以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若干指向。使之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定能力而在某一具体方面能出类拔萃的人，包括知识复合、能力复合、思维复合等多方面。这就要求人们不仅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拓展知识面的同时变革自己的思维，使自己成为一名“光明思维者”，还应当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宽容的文化理解力。
在我们的课题中，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以提高其语用能力为基础进行的全球视野培养；二、以内化学习评价和对文化敏感度出发的专业素质培养；三、以张扬个性和道德塑造为阳核心的阳光人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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