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而坚定

——杨耕身访谈录

本刊记者 李庆玲（杂文选刊七月下）

记者：杂文需要逆向思维，需要以一种犀利而深刻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审视现象。这种思考方式和理性是得益于您与生俱来的性格，还是教育背景及人生经历的影响？  

杨耕身：或许，我并不十分认同“杂文需要逆向思维”一说。逆向思维或是需要的，但不全部。我宁愿相信，现阶段的杂文（评论）更需要常识性思维。回到一种常识，并从一种常识出发，就很好了，就接近于犀利与深刻了。除此之外，像梁文道在《常识》中所说的，“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

这种思考方式如何得来？我实在不知道。事实上，我性格偏于害羞，教育程度不高，人生经历单纯。因此如果必须要有一个回答，我想那应当是保持关注与思考的习惯，而后逐渐养成。

记者：关于创作，您曾这样描述：我喜欢一种能够逼近真相、能够剔肉见骨的东西。退而次之，也喜欢一种充满智趣、机智巧夺的东西。这可以说是对于力透纸背、立意高妙的双重追求，如此高标准当前，您是如何兼顾这两点的呢？ 

杨耕身：我喜欢的竟然是一种高标准？这让我惶恐。其实在我的表述中，前者是一种观点表达的能力，后者是一种文字表达的能力。在此前提下，能否“力透纸背，立意高妙”，则是个人造化了。尽管我自以为做得很认真也很努力，但我不敢说我做到乃至兼顾了这一些。很多人比我做得要好。

记者：读了您的《曾依死于“无枝可依”》、《每一分一毛里都有民生之重》、《春运时乡愁是一张薄薄的车票》、《习水案后世界依旧平静》等作品，文字的张力、情感的深沉令人印象深刻，那些看似不疾不徐、沉稳亲和的文字往往藏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样一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杨耕身：风格是文字组合起来的力量。文字的东西，从来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既是训练的结果，也是习性所在。同时我想说的是，观点固然可以优化表达，但文字同样优化表达。曾经有一个说法颇有市场，即认为杂文或评论，有观点即可，文字粗糙一些，可以容忍。我却对此不以为然。

记者：可以说杂文是一种带刺的文体，面对丑恶时剑拔弩张，而你很在意自己内心与眼光的平和。在杂文道路上行进的过程中，二者的矛盾有没有给您带来困扰，又是怎样消解的呢？ 

杨耕身：剑拔弩张式的愤怒，不必非得以文本体现。再说，这难道不是一种有伤和谐的情绪吗？混迹媒体许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人格分裂，学会了迂回包抄。至于内心的平和，是我追求的一种从容。平和、节制、从容，娓娓道来，同样会是一种力量。我一直念念不忘，我的师友孟波先生跟我说过的，要“温和而坚定”。

记者：您在回顾从事《潇湘晨报》“湘江评论”四年来的经历时，称有一种“最滞重的疲倦，最深刻的无力”，又是怎样的动力支撑着您长久以来的坚守？ 

杨耕身：我宁愿那是一种娇情。至少我必须明白，如果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呢？当然，我得感谢我所供职的这张报纸的决策者们，他们笃定地相信，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观点新闻时代。这使我们的坚守拥有了一个前提，它本身也成为动力的一种。

记者：我们留意到，在您的空间留言中有很多求助和倾诉的信息，有些显得很无助，有些很激动，也有一些是真假难辨的，这也许与您记者的身份与知名杂文作者的影响力有关系，想知道您是如何对待这些留言，又有何看法呢？ 

杨耕身：我何德何能，可以被那么多留言者所寄予？所以我深知，对于更多的留言求助者而言，我不过是他们臆想当中的一根稻草而己。我也深知，如果不是他们求助无门，也不会视我如稻草。

面对这些留言，我承认我是无力的。我无法像一个官员那样，写几句批示可以打发哀求，做一番怒斥引来舆论关注。最多，我偶尔会转发一部分给相关记者同事。但我知道，这也同样无力。

记者：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民开始在公共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周久耕事件”、“罗彩霞事件”到“邓玉娇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当然，这些“网络参与者们”所起到的作用是毁誉参半的，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杨耕身：我也是一介网民，同样是一些网络事件的参与者。“网民”两个字，诚可谓中国民众身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热爱并且祝福这个时代的网民，以及这个网民时代。

不过网民本身，也在被利益分化。各怀心事的网民到处可见，网络丛林特征已经显现。若说“网络参与者们”所起到的作用是毁誉参半的，我表示同意。这正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到的：网络不应只是公民权利的神话，网络社会不应只是虚拟的江湖。网络上的中国，需要由广场政治向公民社会的深刻转型。

 记者：您坚持创作了八年的诗歌，很想了解您怎么评价在此两种迥异的文学语境之中的自己。

杨耕身：诗歌小“我”，杂文大“我”。前者个人，后者公共。

杨耕身简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人，湖北谷城人氏，现居长沙。生命中最年轻的时光，流逝于汉水，其时就职广播电视部门。后流转珠江，在《南方都市报》做编辑、评论员。再溯至湘江之畔，现任《潇湘晨报》社委、总编辑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