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
翻开历史，将两人的作品一一对比，会轻易地发现两人在题材关注上的相近，和价值取向上的截然相反。是非不可以衡量艺术，好比自相矛盾，不可说盾坚矛利。但是两位高手的过招，却幸而掀动了中国电影近二十年艺术与意识的波澜。
自1983年，两人一并走出北京电影学院的校门，联袂打造了《黄土地》之后，两人在行业内的发展轨迹就一直相仿，几乎是都能在同期内祭出自己的代表作品，令其走向世界吸引世人的关注。以多年来人们对他们之间的纵横比较来看，基本都是将他们于同时期内推出的电影作品当作权衡彼此的砝码，以获得的艺术表彰作为尺度。
《红高粱》VS《孩子王》（1987-1987）
1987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遭遇了陈凯歌的《孩子王》，两者在欧洲电影节上的遭遇，对于90年代中国艺术电影的创作以深刻的启示。《孩子王》作为陈凯歌继《黄土地》、《大阅兵》之后的第三部作品，也正是被中国文化界所推崇为占据“绝对文化高度”的颠峰作品，称其具有张艺谋在《红高粱》无法比拟的文化品格。然而现实却是如此不尽人意，最终获得最高褒奖的反而不是《孩子王》，而是《红高粱》一举于柏林夺魁，捧回了金熊。这是中国大陆电影于西方世界的“创世纪”，它第一次将西方世界知晓中国内地“有电影”（柏林电影节一评委语）。这只金熊将成为90年代辉映内地艺术电影的一颗耀眼的明星，而《孩子王》除了得到一个调侃性的记者奖——金闹钟（最冗长、乏味影片）“奖”之外，意外地获得了UNISCO颁发的一个鼓励教育奖。这无疑成了对这部反文化、反教育之影片的一次莫大的反讽，它印证着东西方文化间深刻的隔膜与误读的必然。一头金熊和一只金闹钟，成了90年代以西方电影节为明确目标的大陆艺术电影必需去思考和领悟的启示录。
两人的第一轮交锋，张艺谋以优势胜出。
《边走边唱》VS《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1991）
《边走边唱》与《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拍摄于1991年的电影作品，同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前者改编自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后者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两者在创作角度没有什么共同性，反而更象是站在了两个对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前者更象是一个被渲染了无数遍的一幅印象派画卷，只是借助西部绚丽的风光与低层社会人物的悲怆命运做对历史与传统的怀疑，以虚假的诺言、虚假的神去质疑那些信奉话语的人。而后者却更多沾染着一重现实主义的戏剧色彩，以一个大院里多副面孔折射人性的种种扭曲，更在影像上把一些在文化领域视为陋习的封建家族礼节反复仪式化，完全是以审美的角度去追逐这种与整个悲剧相忤逆的二度创作。
《边走边唱》虽然入围了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但并没有获得媒体所为其预想中的诸多成就。此间反而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继续着其热力，迅速在世界影坛崛起，一举获得了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可以说，《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是戏剧意义上的一个颠峰，其成功的更多因素就在于其对电影影像表现的非凡创造力。
这一轮交锋，又是张艺谋以优势胜出。
《霸王别姬》（1993）VS《活着》（1994）
这是两部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而且被很多人看作是两位电影大师的代表作。两部电影先后都将炮火引向了法国戛纳，但不同的是前者斩获了金棕榈大奖，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成为1993年的排头兵。而后者却只拿到了戛纳影帝以及技术奖项，败给了当年的颠峰力作《低俗小说》。
以创作观来看，两者同为以历史进程中的小人物命运为主线，演绎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史的命运以及人这一个体如何面对生命的苦难的大问题。两部电影选择的历史是相同的，都是从民国初年到“文革”末期，《霸王别姬》的主角是两个戏子，《活着》是一个破落的浪荡弟子。但两部影片在手法和价值观念上也是完全相反的，前者赞美了程蝶衣，这个为了一个虚幻的梦想从一而终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纵然乾坤颠覆也不肯面对现实的唯心者。而后者则以富贵的人生态度讲述了这样一个主题：人是为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任何理念来活着，只要活着，就是一切，一切的幸与不幸，都是生命的必然而不可以抱怨。所以两者的结局一个是自杀，一个却是“活着”。
从这些角度来看，张艺谋在电影创作中仍旧是将自身生存的欲望曝露向世人，展现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生观，让人生这个轮回多了一重沉重的悲怆色彩，伴随着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将无奈的人生继续了下去。而陈凯歌则是选择让程蝶衣历经磨难之后自刎于太平世界，表现的却是为人性尊严而不苟活于世间的决绝态度，这似乎多了一重人性的气节，更印合着其自身的传奇色彩升华成了一种神话般的处世姿态。这样的差异，足以说明两位电影大师所身处立场的不同，而关注的视觉也无法取得共识。
象狗一样地活着，与象神一样的献身，中国文化领域很鲜明地褒扬了后者，拒绝了前者。这似乎说明一些问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制度压抑中对现实主义生存的逃避心态，决定了这样的取舍，虽然是人都知道“活着”是无可避免的，但又不得不对看似刚烈的死亡行为做仰视状。
出身于世家的陈凯歌表现着一种玩世的姿态，而出身于西北边陲的张艺谋则传达出了一种“活着”的决心，从这点细节来看，两者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阶级性。无论是书本上的大同世界，还是我们口口声声号召的自由世界，似乎都无法破除这种阶级性的存在。有以两人在中国文化领域的遭遇来看，这点差异曝露得最为明显，疯狂的造梦与现实的逃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电影、戏剧的经营标准，而所谓的生存问题，似乎只是交给那些思想意识落后的“保守派”的。
此一轮交锋，《霸王别姬》以优势胜出。
《刺秦》与《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1999年）
1999年，陈凯歌的历史巨作《刺秦》遭遇到了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从题材看，两者根本就没有更为有机的联系，但从中国电影相对比较匮乏，产业面临大萧条的1999年来说，这两部影片到来的确实是重要很多，都具备着一定的旗帜色彩。
《刺秦》以叛逆的思想观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更以黑色的戏剧结构重新输理了我们对旧有英雄主义行径的认知。电影一经推出，即在文化领域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对此的争议虽说不断，但本身都急于砸碎历史，自我观念极浓的青年文化群体还是兴奋地接受了这一个“核弹”，并不断以革命意义重新定位《刺秦》的文化意义和艺术高度。
而《我的父亲母亲》则只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根基的现代农村题材的情感寓言，多半都是以主人公执拗的人生个性阐述“追”的不易与“求”的艰辛。与之前《秋菊打官司》从戏剧性质本身别无二致，但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的父亲母亲》一片更为追求美学的表现，无论是在镜头语言还是在电影音乐的处理上，都选择了比较清新的商业路线。这样的一部作品，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却遭遇了文化界大部分人的围攻。张艺谋的商业化表现被称为是一次次向大众谄媚，向金钱妥协，但事实上就艺术表现本身而言，影片是被过于苛求了，它没有满足小众对戏剧刺激的玩物主义需要，而靠向了大众的视线，这样的实践事实上对于蹒跚中的中国电影更具现实意义。国人对电影语言的认知缺乏以及对戏剧的推崇，造成了该片在文化界的冷遇，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观念性错落。
以电影获得的成就来看，《刺秦》获得了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电影金球最佳外语片奖，全美影评人联盟年度电影奖最佳外语片奖，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日本第38届亚太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剪辑奖，可谓是功德有加。而《我的父亲母亲》相比之下却略显单调了一些，并没有达到预期中那么深远的国际性影响。
以此轮交锋来看，《刺秦》以文化阵营的优势取得了对《我的父亲母亲》的完胜。
《和你在一起》VS《英雄》（2002-2002年）
2002年，陈凯歌与张艺谋又不约而同地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比较相近的是，两人几乎都放弃了此前一直经营的艺术路线，都开始大刀阔斧地在商业领域动开了拳脚。此时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本身成本较小，而且又是无甚新意的文艺路线，尚且无法与耗资亿元的武侠大片《英雄》相提并论，但其却凭借一部分现实主义笔触，以及贴合大众关切的情感观念刻画，令它在2002年中国电影产业最为萧条的年份带动了一丝活力，拿下了可观的两千万票房。
虽然票房收入尚可观，而且也受到大众的热赞，但一直与陈凯歌站在同一阵营的青年文化阶层却率先发难，批评影片滥情的商业作风，指责陈凯歌对自己的艺术追求有所背叛。失去了锋芒的陈凯歌，一下子成为文化精英们竞相拍砖的对象，而对影片中农民进城后的形象丑化议论，则更是此起彼伏。这一点看得出，原来掌握评论筹码的青年文化阶层并不是真正尊重电影的群体，他们对电影的要求更多是一种窥似欲，对美学的拒绝以及对大众艺术的排斥，让他们与所身处的时代割裂得是如此遥远。不可否认，《和你在一起》的题材与陈凯歌此前的作品相比而言略显简单，按照文化界的评价来说，就是能够承载的东西太少太少。但一部电影非得背负上一重历史包袱才被当作是电影来讨论，这种观念本身就是无法想象的荒谬。影片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极为纯熟而富有戏剧情绪的。作为一部商业成分较大的小成本文艺片来说，它已经是做到了优秀，而诸多对它价值性的怀疑，不得不说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苛求。
同样的例子发生在《英雄》的身上，则更为引人瞠目。在影片推出的一刹那，全国上下被燃烧起来的票房热度与铺天盖地的恶评形成了天差地别的鲜明对照。无名失败的刺杀行为，被称为是投降主义精神的复活，是文化的倒退。一部武侠片被冠以历史的罪名唾骂，甚至风行起了一股批判的潮流，这样的现象只能说是时代的癫狂，让人无奈，徒叹一声。
但批评归批评，无论是张艺谋还是陈凯歌，都已经开始在这一年里走出里迈向市场的一步，可以说这种现象的积极意义是远远没有被批评家们所关注到的。在中国电影最为危难的2002年，两部电影联袂为整个产业奉献上了三亿的票房，更带动了一系列产业机构重新投身到这个“市场电影”的行列，呼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电影的信心，这一点，其实已经足够了。
《和你在一起》在国内没有吸引金鸡、百花的任何兴趣，反而是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承认，一举拿下了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相比《英雄》而言，它声势较小，影响力也略微了一些，《英雄》获得了第7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丰厚的商业回报。
这一轮针锋相对的较量，张艺谋与陈凯歌事实上只是半斤八两，而《英雄》则以商业优势略微胜出。
《千里走单骑》VS《无极》（2005-2005年）
2005年，历史又给了陈凯歌与张艺谋一个对决的机遇，陈凯歌的古装魔幻大戏《无极》遭遇了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一个并不等量却又十分引人瞩目的较量，势必要在岁末年终被全中国的电影爱好者们津津乐道。
《无级》耗资巨大，是与《英雄》等量级的市场“核弹”，其有庞大的明星阵容支撑，掀起更高的市场热度其实也并不为怪。然而《千里走单骑》却并不一样，已经连续多年在商业片领域探索的张艺谋突然又回归了艺术的阵营，重操起了与“秋菊”、“母亲”相仿的现实主义路线，更把一个似曾相识的执拗角色高仓健重新带到了影片当中。
这一仗，似乎擦不出什么过于耀眼的火花，但对于对换了艺术立场的二人来说，又实在是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陈凯歌的魔幻是否能够成为如同张氏武侠片那样的商业品牌？张艺谋的艺术回归之路是否还能走得塌实，在历史尚未拉出清单之前，尚都是个未知数。
《红高粱》VS《孩子王》（1987-1987）
《边走边唱》VS《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1991）
《边走边唱》与《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拍摄于1991年的电影作品，同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前者改编自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后者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两者在创作角度没有什么共同性，反而更象是站在了两个对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前者更象是一个被渲染了无数遍的一幅印象派画卷，只是借助西部绚丽的风光与低层社会人物的悲怆命运做对历史与传统的怀疑，以虚假的诺言、虚假的神去质疑那些信奉话语的人。而后者却更多沾染着一重现实主义的戏剧色彩，以一个大院里多副面孔折射人性的种种扭曲，更在影像上把一些在文化领域视为陋习的封建家族礼节反复仪式化，完全是以审美的角度去追逐这种与整个悲剧相忤逆的二度创作。
《霸王别姬》（1993）VS《活着》（1994）
这是两部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而且被很多人看作是两位电影大师的代表作。两部电影先后都将炮火引向了法国戛纳，但不同的是前者斩获了金棕榈大奖，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成为1993年的排头兵。而后者却只拿到了戛纳影帝以及技术奖项，败给了当年的颠峰力作《低俗小说》。
《刺秦》与《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1999年）
《和你在一起》VS《英雄》（2002-2002年）
《千里走单骑》VS《无极》（2005-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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