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业制度要革命（修改）

　　王副总理的：“基金要讲政治”道出了我国基金业深层的制度性问题。

　　由于基金是按所管理的基金量抽管理费，旱涝保收，因此，一系列机制性的敝端由此产生：基金经理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基金份数，规模最大化而不是基民收益最大化成为基金经理的最高目标。为了提高基金份额，业绩排名就成为行为的标杆，股市上涨时，比的是业绩涨得快，六千点还在持续买进。股市下跌时，比的是比大盘跌得慢，砸别人的盘使别人比自已跌得快就成了操盘方针，由此可演变出砸盘比赛，三千点以下砸盘也是基金经理的利益需要。处于净值以下时，基金经理可有意控制使其基金净值不恢复到发行价之上，以防赎回。每当开大会时，或是基金向管理层要政策时，砸盘更是常用的手段，全国的基民都成了基金的“人质”。其他如封闭基金向开放基金利益输送，开放基金向专项理财、私募、老鼠仓利益输送等等，更是公开的私密。

　　这一切都由于基金旱涝保收的管理费收取制度造成的。应该说，管理层为了培育机构投资者，为基金业开了很多小灶，制度倾斜太多，结果却培育出一块大毒瘤。我们天天喊要健全证券市场的制度性建设，由于利益关系，多数时候都不会触及根本。象健康的基金业制度性根本，就在于要改变旱涝保收的管理费收取制度，使基民的利益真正成为基金经理的利益，良性机制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