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的内在本质是劳动力价值的升值,外在因素是美元相对于各国货币的大贬值。明白了上述原理,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方法其实不太难:
首先,我们要做出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需要升值?是以欧元作参照系升值还是以美元作参照系升值?与美元还是与欧元做参照系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近年来美国奉行加速美元贬值的政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既包含有劳动力价值内增长因素,又包含有美元币值大幅下降的外在因素。如果按照我国劳动价值内增长因素,加上美元贬值因素,对美元的升幅远比对欧元的更大。但是,如果按照实际升值,不仅央行的外汇储备发生巨大的账面损失(虽然这种损失实际上不管么做都不可避免,不过可以不表现在账面上),而且,币值的完全等同劳动力价值的升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因此,不容我们作出判断,不管是从政治因素还是从经济因素,决策层都不会选择人民币币值的升值。那么,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汇制改革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了11%又是怎么回事?此看看美元对欧元汇率就知道了。在此同一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虽升值了11%,但欧元对美元却升值了21%。因此,实际人民币并没有升值,而是因为美元贬值太快,人民币虽对美元小幅升值,但对欧元、英镑等相对稳定的货币仍是贬值的。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实际地感受到,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原油、有色金属、房地产等都在涨价,工资上涨的幅度往往跟不上通胀的速度。
其次,既然人民币升值政策不考虑,那么,如何来应对人民币客观存在的内升值压力?有没有人民币币值既不升值而国民福利又不损失的办法?
有!这就是大幅地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是同上文所述的“当1个工人1工时生产20个产品的时候,给他们发10元的工薪,而不是5元的工薪”,也就是说产业工人的工资要跟随生产效益的提高而提高。(我在《从提高产业工人工资和扩大社会福利的层面解决“流动性过剩”》文中对此有详细论说,请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4sa.html)这样,人民币因劳动力价值原因而引起的内在升值的压力就会消失,当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国内的消费购买力、生活指数都相应提高,房地产方面所引发的升值压力也会减少。
第三,运用财政手段调低币值。
相信大家已注意到,本文中所说的“币值”与“汇率”是两个概念,币值是汇率的价值基础。通常调低币值的手段有:赤字财政、超额货币发行、银行流动性放大、降息等。一般超额货币发行、银行流动性放大、降息等都被动性的运用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方面,只有赤字财政才是一种主动的二次分配手段。
我国过大的劳动力供给的特殊国情,使得劳动者(垄断国企之外)按市场原则获得大幅的工资提高成为很困难的事。除了应增强国家的税收、国企利润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外,用赤字财政可补充企业在一次分配中的不足,赤字财政既可调低币值,又可调节社会分配中的不公(我在《宏观调控的改革空间》中对此较详细的的论述,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bjx.html)。
人民币币值盯着美元贬值,最好的手段是赤字财政,因为它可以阻止当期的社会福利外流。可惜我们现在并不是。现在被动的超额货币发行,虽然也降低了币值,但是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往往抵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社会福利继续沿着“出口创汇”的管道外流。
第四,入超外汇应用于建立战略储备,不能购买美元资产。美元贬值,这在相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不可阻档的一种趋势。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账面上没有损失,因美元贬值实际损失巨大,并且是不可能挽回的。国家决策层是否也应学会“止蚀”。
在纸币制度下,任何一国的货币作储藏手段都不合适,特别是大国巨量的货币剩余。传统的储藏手段是黄金,但因为黄金太稀少,又缺乏在经济中的使用功效,早已失去了作为货币储藏手段的功能。我认为,应该以有色金属中的铜、镍作为新的货币储藏手段。美国为应对能源危机储备了大量的原油,但原油储存、运输成本高,不能作货币储藏手段。铜、镍都是经济中大宗需求的商品,保值增值功能明显,现镍价约十分之一白银价,储存费用不高,加上当今发达的金属期货市场,这些金属早已具有准金融属性。我国是工业生产大国,对这些金属的储备不仅保值增值,而且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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