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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迷幼儿园对顾桃的一次访谈

(2014-08-10 21:15:22)
标签:

情感

受访者:顾桃 纪录片制作人

访问者:刘忠波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时间:2012年7月1日下午

地点:天津影迷幼儿园(哪吒CLUB)


刘忠波:以北方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片子,除了《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和《神翳》,还有其他的吗?

顾桃:今年,还会完成一部敖鲁古雅系列里的片子,加上前两部,敖鲁古雅系列就有三部片子。

 

刘忠波:拍摄纪录片有父亲顾德清的影响吗?

顾桃:我做纪录片完全来自于父亲的影响,三十年前他就用文字和图片记录北方狩猎民族的状况,有鄂伦春、鄂温克还有达斡尔。我到了鄂温克一点也不陌生,他有一本《猎民生活日记》,其中就有柳霞和玛利亚·索他们几家。父亲06年去世,我的片子他也没有看到。

 

刘忠波:有的人看过这几部片子,会和孙增田的《神鹿呀,我们的神鹿》和《最后的山神》作对照。至少题材是相近的,确实很容易建立起比较关系,当然这其中有十几年的距离。看过孙增田的片子吗?

顾桃:我看过。这其中并不存在因为这个地方有过一个纪录片,就无法超越的问题。我从05年正式开始拍片,就开始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的生活状况,这两个地方都算是我的老家,这个期间我是很少看别人的片子。实际上是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促使我去拍摄他们。就像是我在北京生活,但在北京呆不住,每年总要回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有意识地非要制作纪录片。

 

刘忠波:从学术视野上讲,很容易把你的影片划入人类学电影或者民族志电影这个范畴里。你的关注点跟这个有关吗?

顾桃:我还没想清楚民族影像志方面的问题,当然民族学学者会找到他们的关注点。但拍摄少数民族的影片不一定非要是民族影像志,我关注的更多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每个人面对的人群不同,拍摄出来的内容更多地和我的情绪有关。

 

刘忠波:你和拍摄对象是能够沟通的,是有地缘亲近感的。拍摄的地方离你的家乡远吗?

顾桃:不远,也就几百公里吧。有南方的朋友也说,顾桃你来我们云南拍,我们这里很多少数民族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甚至说能给你找到钱。我说我拍不了,这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南方北方的问题,这是全球化的问题。恰巧我在中国,在中国的北方。我的那种情感和情绪都在北方,要是到南方去拍,也许进入不到那种情绪里。

 

刘忠波:《敖鲁古雅》中的鄂温克人有一种失落感,要说影片整体上充满了悲伤的氛围也可以。是不是现代化和传统生活之间的矛盾造就的?

顾桃:旅行者到那里会觉得森林里的天空呀河呀很干净很美好。如果你是一个生活者呢。其实有一种悲伤感笼罩着整个兴安岭。森林民族在这个时代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生态被破坏,失去了传统的方式。我内心里也拥有这种悲伤,这种悲伤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从小到大在这里逐渐感受到的。从2003年生态移民开始,鄂温克人搬下山之后,人和驯鹿都适应不了山下生活,鹿死了很多,有鹿的家又在一个星期之内把鹿送回山上。鄂温克人是和鹿生活在一起的,鹿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食物链,走到哪里他们就将营地扎在哪里。我正好是从他们重新回到山里,开始进入拍摄的。

 

刘忠波:山上的鄂温克人喝酒很厉害,还有喝死人的情况,包括柳霞酗酒严重,是有意识地拍摄他们喝酒吗?

顾桃:三十年前我父亲去拍这一支鄂温克族,也是几年跟他们在一起。据说他们传统生活方式,是狩猎回来围着“撮罗子”喝酒庆祝。现在的森林已经发生了变化,偷猎的人看到他们枪被收了,人也下山了,都进了山里。林子里的外人越来越多了,也有偷猎的把他们的鹿给打了。现在生活方式改变了,没有了生活目标,失去了身份,酒就成了麻醉的媒介,尤其这几年酒喝得多,这是我感受到的。

 

刘忠波: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出现了维佳。他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会画画,会写诗。

顾桃:维佳他们一家都是艺术思维的,包括《神鹿呀,我们的神鹿》里他的大姐柳芭,是个画家。现在正在剪辑关于他的片子。

 

刘忠波:说到《雨果的假期》,为什么会去拍摄鄂温克人的下一代?

顾桃:因为柳霞酗酒没有能力抚养雨果,正好有呼伦贝尔妇联的一个资助,就被送到无锡的一个贵族学校,有一个班叫希望班。这时,雨果已经和城市长大的孩子一样了。本来我是没计划去拍摄鄂温克人的下一代,因为已经很沉重了。接他回敖鲁古雅,只是怕柳霞喝酒喝死了见不到儿子。越往北方走越接近敖鲁古雅,我越感到他骨子里那种民族特质的东西之强烈,所以临时借了一个摄影机拍他。雨果身上有两面性,有他的民族性,这个走到哪里都消失不了,还有一种进入城市里现代人的身份,比如喜欢电脑喜欢手机,只是看他更贴近那一面。回到敖鲁古雅,他的族人他的舅舅已经感觉雨果变了,他的文明他的知识未必是他应该拥有的。

 

刘忠波:柳霞不但酗酒,还有暴力倾向,平时别人也欺负她打她。同时,她也是雨果的妈妈,一位鄂温克母亲。观影的时候,发现很多人被她感动,你觉得她身上传达了什么?

顾桃:她受欺负有一个背景就是死了两任丈夫,全都是非正常死亡。就像汉族里,有一种叫克夫。那些年我每次去都住在她们家的帐篷,我们接触最深。柳霞是一个诗意的母亲,她说天上的都是我的,指的是自然界,和小鹿小狗亲近,没事看天看太阳看星星想着儿子,似乎和人类社会没有关系,也感觉不到其中的温暖。打维佳那个段落,我不认为是暴力。暴力是因为有仇恨,产生于利益的不对等。这其中没有利益更没有仇恨,非要加上暴力,也是纯洁的暴力。

 

刘忠波:影片中有你有意识地施加影响的段落吗?

顾桃:上坟。我有意识地作为结尾,预示着狩猎时代是不可能再有拥有了。

 

刘忠波:关于《神翳》中的关扣尼。《最后的山神》里说拍摄了鄂伦春族最后一位萨满,可《神翳》里又出现了萨满。

顾桃:那个时期叫“最后的萨满”其实都不是最后,只有没找到的,没有最后的。现在还是有萨满的,只是不再行使职能了。拍摄关扣尼不是要拍萨满,《神翳》这个名字就是看不清的神灵之意。本来鄂伦春族拥有原始的崇拜,萨满教是原始宗教,萨满是沟通神灵的媒介,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信仰。这部片子想要表达的正是这种自身的次序被打破了,50年代政府觉得萨满是迷信,完全被破除了。现在这个时代,各个地方又开始发展生态旅游,寻找城市特点,又把萨满变成了地方文化了。关扣尼本来是想做一个家族内部的传承仪式,结果变成了政府操作,变成了一次表演一个项目一场活动。

 

刘忠波:传承仪式也没有拍到?

顾桃:是的,但是只有政府做了记录,我们只能偷拍。

 

刘忠波:这部影片受了《纪录片编辑室》的资助?

顾桃:有一个导演计划。

 

刘忠波:很多人自己拍自己剪。你的三部影片都不是你剪辑的。

顾桃:是的,我坐不住,喜欢呆在现场。我写一个故事大纲给剪辑师。我和剪辑师也合作了很多年,表达的东西能实现一致。

 

刘忠波:这种工作方式有什么利弊?

顾桃:剪辑师对叙事方面会有帮助,影片会变得更有条理,但是也容易忽略我当时在现场的感受。

 

刘忠波:这种拍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

顾桃:这几年都是一种情绪。其实挺难受,总是一种不完整的表达。

 

刘忠波:这种不完整来自于作品本身,还是情感?

顾桃:还是来自于作品,纪录片总是要有一个限制的。

 

刘忠波:你的影片得了很多奖,包括在山形电影节获得了小川绅介奖。

顾桃:我刚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可以送出去参加电影节,还有一些独立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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