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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作证 之1—— 原载于《报告文学》2008年第9期

(2017-10-20 21:14:11)
标签:

文化

扶贫

生态

搬迁

分类: 胡乱

青山作证

王玲儿

  有些人眼中的1997年

公元1997年的中国。这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到了祖国的怀抱。盛大的交接仪式正在香港隆重举行。漫天的烟花照亮了整条香江,也照亮了全世界的中华儿女。亮光所到之处,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欢呼呐喊着。庆祝这伟大的时刻,庆祝祖国的繁荣富强。

那一刻,全世界都在为中国而瞩目。所有的人都目睹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所有的人都相信中国的美好前景——中国人是伟大的,更是值得尊敬的。

同样是1997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年代。每一个人眼中的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就如1997年。

1997年的秭归。周坪乡青山村39岁的村支部书记韩启成,站在自家的房屋前,看看一望无际的树林,看看这峰高过那峰的高山,又看看散落在自己村里的那几十户农民,不由得心生绝望。重重地叹着气。

这座小小村落,坐落在海拔1200多米高的山上,方圆一百多里,是真正的深山野林。使劲地喊上喊一嗓子,如果不是那连绵不绝的回音,常常会有一些错觉,感到喊出的声音刚一出口便被四周的大山和树木吸收了。除了挺立的山和迎风摇摆的树之外,四周并没有人。运气好的话,还能听到某些野兽的哼哼叽叽,仿佛在回应什么似的。

这些年来,村里没有水,没有电。而所谓的路,并没有真正的因为“走的多了,便成了路”。每天上山下山劳作的村民,虽然年年月月天天地在踩着这条相同的道路,却依然没有令它成其为“真正的路”。依然是杂草丛生,依然是陡峭难走。一到下雨或者霜雪天气,便真的是寸步难行了。

可是再难走的路,也挡不住孩子们求知的欲望。村里的孩子们还是要到山下念书的。学校里规定的是早上十点半钟开始上课,下午三点钟准时放学。而幼小的孩子们,赶着这样的时间段,每天依然是要摸着黑就起床上路才不会迟到,晚上回到家同样也是在黑暗中才能到达的。那一束束燃烧的火把呀,就是如此地照亮着孩子们上山下山的求学之路。照亮着一个个小小的单薄却坚韧的身躯。也照亮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

这是一条求生之路,也是一条求知之路,更是一条令人伤心落泪的道路。它不只一次让上学的孩子跌进了深深的山谷之中,或者是掉下了急流湍进的山洪之中,给人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伤痛。可是这些,哪能阻挡得住孩子们天真淳朴的愿望呢?这条危险遍布的小山道,每天依然是那样多的小小身影在行走着。不会因为危险而轻易停止。

1997年的长阳。有完全不认识的一些人们也在过着和韩启功的村里人一样的生活。哪怕他们远隔百里,彼此之间行若陌路,却在经历着相似的生活痛苦。已经要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许顺全和任得梅夫妇,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住在许家佬一组。他们每天都要到山下自家的田地里干活。几十年来如一日,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从田地里做完活回到家里的那一段路,每一个坎每一处坡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可以用来歇息的地方,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哪处山坡下雨后容易滑坡,哪堆杂草丛里蛇出没的比较多,哪片树林常常会窜出几只小野免,而哪片山上能割到最好最肥的野草喂猪和牛,他们都了如指掌。

至于走完这段路程所需要的时间,从来不需要看表,他们能迅速而准确地说出从田里到家需要的是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倘若碰上雨雪天气,或者是负载了更多的重物,那么到家的时间就要大大地延长了。延长多久呢?根本没有一个准确度。最长的一次他们是走了三个多小时。

1997年的宜昌县。上洋乡上洋村65岁的陈永浩看着外面连绵不断的雨,再看看正从门槛外爬进来的泥人一般的小孙子,摇了摇头,长叹一口气。

这是祖传下来的房子,被人们称为“楼梯房”。什么是“楼梯房”?简单点说就是房子的地基高低不平,导致每个房间都是高低各异。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里需要上一步台阶或者下一步台阶。于是本为土木结构的平房,却得了这样一个时髦的名称。也不知这是幸还是不幸?

特别是一到下雨时节,整个房子里更是没有了一点干燥平整的地方。小孩子屋里屋外的走几圈下来,就成了小泥人。陈永浩看着自己的孙子,仿佛看到了很多年之前的自己。那时候的他还是个小孩,只知道屋里屋外地到处乱跑。对于这间房子的记忆,也只是上上下下的记忆。而他童年时的渴望便是有一天这房子里的高高低低的台阶都被抹平了。这样,在地上打起滚来也不需要担心摔下去或者被挡住了。

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又何尝不想将房子弄得平平整整。只是长期以来,地势如此,山形如此,生活在山里的他们也只能将房子倚山而建。不然,还能怎么样?难道开山炸石么?

1997年的宜都。潘湾土家族乡南冲村一组的周文武,住在本村最边缘的黄猫山上。这天他们一家人一边围着看猪圈里的两头大肥猪吭吭哧哧地吃食,一边等着帮忙抬猪的人来。前三天就已经出门请了村里的人,定好今天卖猪,他们怎么还不来?这猪还得抬到几十里以外的公路边找个买主。到时天太晚,猪贩已经收到了货物,那这两头猪岂不是又要抬回来?

周文武心里着急,大声喊着妻子的名字,不禁有些发火。他其实也知道发火没有任何作用,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可是心里一急,嗓子便忍不住粗了起来,脸色也不大好看了。善良的妻子已经习惯了丈夫这样,用无辜的眼神看了看他,转身又给猪提了一大篮子吃食。全家还指望着这猪能卖个好价钱,孩子读书的钱,田里的肥料钱,送人情的钱,以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开支,可都算计在这猪的身上。

帮忙的人迟迟没有来。周文武也不可能再出门去催促,这来去又是几十里山路呢。还是等等吧。

1997年的秭归。周坪乡周坪村6组的王明洲,住在自家人传下来的土屋里。这座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的土屋,容纳着王明洲一家五口人。包括三个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的儿子。

整个村子,还是有着22户人家。但是要说到离王明洲最近的邻居,恐怕也得走上三四里路,才能看到。真正地山大人稀。

而一到天旱时节,背水便成为了全家人生活中的重中之重。王明洲的三个儿子,怎么也学不会如何从山下往山上背水。也不是没有试过。只是试过的每一次都失败了。有时已经装好了满满一桶水,准备一鼓作气地往家里背。水却在桶里不停地晃荡,它们也是有节奏地。而水的节奏和人爬山时的步调不一致,便感觉背上装水的桶恨不得压扁了自己,而且越来越沉重了。就如一座山。最后只好放弃。

背水,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掌握好水在水桶里晃荡的节奏与人走路时的节奏一致,是父辈们天长月久得出来的实践经验,也并非这些小伙子一时半会就能掌握。便只能仰仗着日渐衰老的父亲,仰仗着父亲天长日久积累下来的经验,一天两趟地从山下往山上的家里背着水。不论天晴下雨。

五口人,就有四个男子汉。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不能反抗的?可是对于吃水,无论怎样的人都不敢说哪怕半个“不”字。他们渐渐地感觉到了无奈和悲哀。还有生活的嘲弄。

1997年的长阳。结婚刚刚一年的肖发清和胡维钰小两口,依然生活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那里是乌钵池村五组,有着他们一正一偏的土木结构的小小房屋。他们没有半分水田,只有三亩左右的旱地。在地里满满地种着苞谷和红苕,维持着全家人最简单的生活。虽然是相亲相爱,但生活的沉重还是一次又一次将他们逼得欲哭无泪。

他们的邻居,也就是离他们最近的一户人家,住的是自家亲哥哥。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肖发清和妻子常常在家里发愁。一年勤扒苦挣,田里也只有那样微薄的收成。喂上两三头猪,也卖不了什么好的价钱。这样的收入,勉强只够度日。还有两个老人需要赡养。一年到头来,能落个肚儿圆就很不错了。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奢望吗?

这两张年轻的面孔对看上大半天,依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改变自己的境遇。最后只有互相鼓励地看上几眼,转身拿起屋里的工具,下田去干活了。

屋还是那座屋。人还是那些人。天也还是那片天。云淡风清,似乎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不会改变。

对于他们来讲,1997年和过去的任何一年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不会知道1997年7月1日是什么日子。也决定了他们的时间不会比往年走得更快或者更慢些。

在他们的眼中,一切都恒久不变。似乎也将继续恒久。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的香港正在回归祖国。他们也不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了中国。他们更不会知道孙志刚已从武汉调赴宜昌任职将近一年。

1997年的宜昌。时任宜昌市市长的孙志刚,从1996年8月上任以来,不过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这片青山秀水的城市却已经深深地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

 

市长、贫困以及对贫困的思考

宜昌,古称夷陵。究竟始于何时,并无具体的年月可供考证。据《前汉书.地理志》里记载:夷陵因城西北十五里有夷山,即西陵山而得名。宜昌管辖范围内的宜都、长阳、五峰、当阳、枝江、远安、兴山、秭归以及宜昌县,共同构成了宜昌的这块大版图。总面积达到了2.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15万余人。

宜昌地处湖北西部。是西陵峡的守护之处,有气势雄伟的长江三峡作背景,为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点。扼川鄂之咽喉,距入海口约一千八百五十公里,近于长江流域中心。地形属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的丘陵地带。这里群山林立,景色壮丽。也出过许多的文人墨士以及享誉世界的名人。名人如屈原。美人如王昭君。

丰厚的地蕴文化,鲜明的民族特征,闻名世界的三峡美景、葛洲坝工程以及正在建设之中的三峡工程,更是让宜昌显出非同一般的迷人气质。

这是一块秀美的土地。作为这座城市最高管理者的孙志刚,根本来不及好好欣赏这里的美景,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走访一些知情者,将所有重要岗位的负责人一一请来谈话,期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

了如指掌。那是比熟悉更难的事情。可是孙志刚知道,如果不能做到了如指掌,如果不了解这座城市的特点,如果不知道这里的人民拥有些什么,又需要些什么。那么,作为管理者的自己是失败的。如果这座城市的管理者都失败了,这座城市哪里又谈得到上发展呢?

所以这座城市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方山林,每一个街巷,他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

孙志刚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繁荣。美丽。秀美。欣欣向荣。人民的勤奋。上进。不服输。自豪感。他在心底里高兴,叹服,同时也有了更深的忧虑。他深深地知道,一切的繁荣美好总是最先呈现出来。是相对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泡沫性的。暂时的。如果不能将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发掘出来,再针对这些问题想出相应的对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城市的现状。也不可能让这个城市更快更好地发展。

然而有太多的人都沉醉在这种现世安稳之中,太多的赞美都送给了光明美好。以至于只有少数清醒的人才能够思考到繁华美好的背后。光明的反面。也许有很多人也看到了,或者说是想到了,却不愿意说出来。他们可不愿意唱反调,逆而行之。所以他们的思考只不过是那么一刹那。终究成不了大事。

为何人们都闭口不谈事物的相对性?不愿意看到事物的反面?因为都知道,繁华的背后暗藏着落后。光明的反面是灰暗。而富庶的同时,一定有贫穷存在。

要看到事情的背后,首先必须要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这座城市中的所有问题,诚实地面对这座城市中的老百姓。其次是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诚实。深层次的思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普通人如此。作为领导者同样如此。简单点说,只要是人,都有被迷惑的时候。也都容易被表面的美丽的东西所迷惑。这并不是错。只不过是人之常情。掩耳盗铃的事况且发生过,自欺欺人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这些作法有些过而已。

如果孙志刚没有去当一个管理者的话,我猜想他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学者。对这个社会及世界充满了理性的思考。清醒而特立独行。

而将他放在领导者的位置上,同样注定了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清醒的人。一个时刻思考的人。一个对社会充满了责任感的人。

这也注定孙志刚在看到一个城市的繁荣发展时,更多地想到了隐藏在这座城市背后的种种问题。譬如贫困。譬如落后。譬如如何更好地发展。

而对于贫困,孙志刚是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研究的。他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一样存在着贫困问题。导致贫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然是多方面造成的贫困,解决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届政府能马上解决的。所以扶助穷人,消除贫困,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艰巨任务。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贫困问题一直非常的重视。很早就提出了扶贫帮困。将扶持贫穷人口,消灭贫困作为一项长期工作重点在抓。

1985年之前,中国实行的是救济式扶贫。也就是捐赠款项和衣物,撒胡椒面似的扶贫。这种扶贫的方式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问题。充其量只是起到了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的效果。也许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所起的作用也是可以用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这样的数字来计算的。

到了1986年,中央政府在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扶贫的新方式,即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听起来比救济式扶贫要上升了一个档次,将施舍性的变成了从想方设法从贫困地区找寻突破口,力图能更大范围更大面积更深层次的解决贫困。

经过一些年的实验及努力,贫困依然存在。于是国家在1993年提出了扶贫攻坚。并且实施了更为具体的措施,即“八七”攻坚计划。何谓“八七”攻坚?也就是利用七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土地上解决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从1994年开始到2000年结束。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也是一个巨大的决心。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消除贫困所存的巨大勇气和决心。

而这8000万人分布于中国土地上的各个省市。国家根据各个地方的贫困轻重程度,划出急需解决温饱问题的,定为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有25个县被划为国家级贫困县。宜昌有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即长阳县和秭归县。

是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的恶劣,是宜昌的又一大特点。尤其是西部的长阳、秭归、兴山以及五峰四个县,山高坡陡,沟壑纵横,裸岩连绵,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这些地方农民的吃饭、饮水、住房以及交通都十分不方便,使他们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找不到摆脱贫困的方法。

 

另一条路

1997年,正是扶贫攻坚时期。各级政府遵照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都努力地向贫困发起了最大的攻击,致力于解决边远山区人民的温饱问题。

宜昌也不例外。对于刚调任宜昌市长的孙志刚来讲,扶贫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世界如此。在中国如此。在宜昌也是如此。

当时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有自己的扶贫联系点。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扶贫工作确确实实做到实处,真真正正地解决贫困,明明白白地帮助到农民。

作为市长的孙志刚也一样。他当时的扶贫联系点处在秭归县周坪乡青山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面积有248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24000多人。大部分地势处于海拔800米以上。最高的位于1600多米的高度。常常说中国是地大物博。仅仅从周坪乡青山村就能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的“地大”之说。

平常的人是很难想象在如此恶劣的地方还会有人类存在和生活。还好孙志刚不是平常之人。他是这2.1万平方公里上的管理者呢。平常人不知道不了解的地方,他是知道和了解的。特别是在做了太多的前期工作之后,他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就更加深切了。

他明白必须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存在。知道这片贫乏的土地上还居住着这样一些不被别人所关心的人们。孙志刚经过多方面的考虑之后,决定召集一些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在青山村开现场扶贫办公会。让他们看见事实,被事实所震撼,继而感动自己,心甘情愿地去克服重重困难,为贫困的村民想方设法地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看来仅仅做到心中有数还远远不够,更需要身体力行。

1997年5月7日。孙志刚带领着包括财政局、国土资源局、扶贫办、计委、民政局以及交通局的有关负责人,到了秭归县周坪乡。宜昌市扶贫办公室的副主任卢元钦也到了周坪。秭归是他的家乡。还有周坪乡的各个村所派来的村民代表。

大家围坐在一起,不知该怎么开口,也不知由谁来开口。更不知从哪个问题来开口。一片沉默。

干部沉默。村民代表更是沉默。很久也没有人说一句话。

孙志刚一看,笑着对村民代表说,“今天来是让大家提要求的。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不管能不能马上解决,起码要让我们知道你们的需要。”

还是没有人回应。淳朴的村民都在心里嘀咕着同样一个问题:这些当官的会不会是随便说说的?哪有当市长的跑来这里开会?肯定只是装装样子。我们也犯不着提一些他们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要求。反正提了也白提。不如不提。

大家都沉默。场面的气氛除了沉默之外,更有隐隐的僵硬在往外湛透着。

孙志刚看着这些村民。心里除了最开始的期盼,也有了更多的悲哀。悲哀什么?贫困长期的紧追不放,让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甚至都不大愿意也不大会说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了。这不是悲哀的事情吗?

孙志刚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改变他们的态度。让他们相信美梦成真这件事情。

看着孙志刚市长期待的眼神,青山村的村支部书记韩启成嘟咙了一句。声音细如蚊虫,连他自己都没有听清楚自己所说的话。

“你说嘛。”

“我们想修路。”这次韩启成的声音大了起来。他想反正是豁出去了,说了就说了。怕什么?

全场的人都听清楚了。想修路。

“很好,很好,我们都听见了,想修路。”孙志刚非常高兴地看着韩启成,“那你说说,从主干道到你村里有多远?你村里又有多少户人家?”

“12公里多,应该不会少于12公里。我们青山村一共有200多户村民,通路的只有80多户。其余的都没有通路。我若要到村里办事,将整个村子走完需要几天的时间。我住在高山区。我们那里住了有几十户村民。” 韩启成并不敢看着孙志刚的眼睛,只是低着头,自顾自地说完了,末了又加了一句,“也没有通水电。”

“如果修路需要多少钱?”孙志刚将目光转向了一起来开现场办公会的交通局的负责人。

“最少也得80万以上,弄不好得100多万。”交通局的负责人略加思索就报出了一个数字。

“如果加上架电通水的费用呢?得花多少钱?”

没有人回答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如果修路需要一百万元左右,加上通电通水,不用准确的计算,大家都心里有数了。怎么也得二、三百万人民币。

村民代表都惊呆了。天!两三百万哪?这么多的钱,得卖多少头猪啊?就是不吃不喝那得攒多少年的钱哪?就按现在的收入每年2000元算,200万就得攒1000年。1000年?!代表们被自己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弄得心跳加快。眼神中的绝望一下子就漫了出来。

韩启成的头低得更低了。他恨不得找个地洞好钻进去。就因为自己的多嘴,得来了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的结果。这无疑是在告诉自己和在座的各位代表,修路通水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感觉到了有些眩晕。

“修路,通电,通水,”孙志刚重复着这几个字,片刻,他突然笑了起来,“花这么多的钱,还不如将你们都搬家。”

搬家?

是的。搬家。

“我给你们算一个帐啊,花几百万修路通电通水,做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就算你提的要求全部达到了,但你们今后的生活呢?山上住家也不是十分理想,相隔太远,又不安全。孩子们上学不方便,你们也找不到更好赚钱的方法。山上除了种包谷红薯之外,没有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还不如搬家。”孙志刚越讲越高兴,“将这些钱用来搬家,将你们搬到一个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去,可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让你们多赚钱,过上好生活。”

“你们修路的目的也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既然结果是一样的,那我们就选择更经济更实惠的办法来实现它。”

没有人做声。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秦士新当时也在场。他原是屈原镇的镇党委副书记,刚刚调任周坪乡扶贫办公室的主任。他同样没有做声。

搬家?搬家。


——未完待续  原载于《报告文学》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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