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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何处开……(2)

(2016-07-24 06:44:43)
标签:

彩陶

苏秉琦

华山

玫瑰

文化

分类: 彩陶艺术

我们知道,苏秉琦先生一直关注史前彩陶研究,他在为张朋川先生《彩陶图谱》所作的序中,开篇就提到“中国彩陶成为学者研究专题差不多同近代中国考古发展史一样长,这说明它的重要性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 [1] ]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开头的话”中,苏秉琦先生的第一句话意味深长,“我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是由彩陶和瓦鬲开始的”[ [2] ]。由彩陶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确实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苏秉琦先生并没有做过专题彩陶研究,没有发表过专篇彩陶研究论文,但他非常关注彩陶研究,他的一些彩陶相关研究,甚至影响了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行进方向。

纵观苏秉琦先生的彩陶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彩陶与考古学文化研究,以考察考古学文化特征为目的;二是彩陶演变研究,以判明考古学文化年代为目的;三是彩陶象征意义研究,以探讨彩陶的内涵为目的。苏秉琦先生的这些研究包括了彩陶研究最主要的几个层面,对考古学文化研究和彩陶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彩陶象征性研究,突出体现在玫瑰之说上,这玫瑰是怎样在彩陶上开放的呢?

对于这类苏先生称作玫瑰花图案彩陶纹饰的研究,自20年代安特生发现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之后就开始了。安特生当初虽由仰韶村的彩陶提出了“彩陶文化”的概念,但是因为当时只见到这种纹饰的碎片,没有完整器形,所以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阿尔纳1925年发表《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将仰韶村等遗址出土的这类彩陶纹饰名之为“真螺旋纹”[ [3] ]。不久以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了更多的相关彩陶资料,李济先生1927年在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对于这类纹饰没有作进一步分析,几乎没有对纹饰的组合进行任何认定[ [4] ]。梁思永先生在研究了西阴村的这批彩陶标本后,在1930年发表的论文中称这纹饰为“流动的曲线带”,说它的“形状最近似螺旋纹”,又说“西阴陶器上没有发现真正的螺旋纹”[ [5] ]

后来安志敏先生主持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中,发现了不少彩陶。1959年他在《庙底沟与三里桥》的结语中说,庙底沟遗址的彩陶“图案比较复杂而富于变化,基本上是用条纹、涡纹、三角涡纹、圆点纹及方格纹等组成,但在结构上缺乏固定的规律。花纹虽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单元,但这些单元很少固定不变,而互有增减,比较难于把它们固定的母题分析出来。”[ [6] ]不过后来安志敏先生本人对这类纹饰的定名有了明显的改变,20年后的1979年他在《裴李岗、磁山和仰韶》一文中改用了当时已比较流行的“圆点、钩叶、弧线三角和曲线等构成繁复连续的带状花纹”这样的说法[ [7] ]。如此采用分解方式解读的,还有杨建芳先生,他在《庙底沟遗址彩陶纹饰的分析》一文中,分别命名为钩叶、弧形三角、圆点,没有提出一个整体名称来[ [8] ]

1965年,苏秉琦先生在《关于仰韶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中[ [9] ],依据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的标本,首次仔细研究了庙底沟时期的这类彩陶。他以阳纹和阴纹混观的方法,辨认出这类彩陶所描绘的是菊科和蔷薇科的两种植物花卉图案,而且花瓣、茎蔓、花叶齐全,这就是玫瑰或月季(图3)。

玫瑰何处开……(2)

玫瑰彩陶是如何判断得来的?苏先生说这是请教美术家的结果。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他说这是“经过长时间的斟酌,并请教美术工作者和植物学家之后才决定的”[ [10] ]。苏先生是慎重的,美术家与植物学家的认定也很有道理,不然大家可能不会接受这个说法。我查找了一些现代画工描绘的玫瑰图案,比照观察彩陶,确也体察到一丝丝相似的风格(4)。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现代图案中的玫瑰叶片,一般是没有定数的,而彩陶始终只绘有相对的两片花叶,这是为什么?

玫瑰何处开……(2)

玫瑰何处开……(2)

有了这样的判断,于是苏先生说,“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是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苏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花纹,很可能就是生活在华山周围“花族”的图腾。因为远古时期“花”同“华”,所以这里很可能就是华夏名称最早的起源地。在远古时期,庙底沟人以这种神圣的花卉图案控制着诸多群体部落,并向四周相邻的地区施加影响。

从此以后,在30多年的时间里,苏先生不断坚持并发展着这种认识,将彩陶上的这种“玫瑰”纹饰升格,与红山等文化的龙形图案相提并论[ [11] ]。在对庙底沟文化彩陶众多的解释中,以苏秉琦先生“玫瑰”说的影响最大,也最受学术界重视。

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一文中苏先生也提到见于庙底沟的“两种花卉纹彩陶盆”,不赞成“圆点钩叶弧边三角纹”的提法。两种动物图案彩陶盆,“鱼鸟图像彩陶初现时间和鱼纹开始图案化时间,彩陶图案常以底色(陶色)为主而不是着色为主的技法初现时间,花卉图案初现的时间等都从北首岭遗存得到证明。”玫瑰花图案为“一枝花”或“一朵花”,后者的传播力比前者大得多[ [12] ]。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又谈到了花与龙的结合,简绘有旋式花瓣纹图案。

苏秉琦先生1985年在山西侯马晋文化研究会的发言,谈到庙底沟文化时期“花卉”图案彩陶的传播[ [13] ],他说:“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双唇口),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玫瑰花、菊花),两种动物图案彩陶(鱼、鸟),是两类六种。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玫瑰花的完整图案是包括花、蕾、叶俱全的‘一枝花’,向东去,洛阳郑州间仰韶文化中的玫瑰花是‘一朵花’,而不是‘一枝花’。向东北方向,经过山西省境,到达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蔚县西河营一带(属仰韶文化传布范围)的玫瑰花则是‘一枝花’。……而‘一朵玫瑰花’图案彩陶更远达辽宁朝阳、阜新地区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范围,并有一个相当时间的发展序列,始终保存着玫瑰花‘覆瓦状’花冠图案基本特征”。后来他在根据这个发言改写的另一篇文章中,依然表达了这样的认识[ [14] ]:“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仰韶文化,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分化出一个支系(宝鸡北首岭上层为代表),在华山脚下形成以成熟型的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

先生在他的诗中将“华山玫瑰”和“燕山龙”相提并论,所谓“燕山龙”指的是红山文化的玉龙。1986年在辽宁兴城会议上,苏先生提到“花”与“龙”的关系问题。“庙底沟类型完整的玫瑰花图案,枝、叶、蕾、花瓣俱全,这种图案的分布从华山延伸到张家口,正是一条南北天然通道。红山文化彩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鳞纹,其最早材料见于赤峰西水泉遗址,其演变有头有尾,与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演变并行,其向南延伸最远到石家庄、正定一线,与玫瑰花交错是在张家口。”苏先生特别指出,“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5500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 [15] ]

花朵-花山-华山-华族,虽然对庙底沟文化彩陶意义的认识提到了如此高度,尽管我们也并不怀疑由彩陶产生的如此大的影响,但将这类图案定义为玫瑰花,认识上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问题在于定义过程太简单直接,没有梳理纹饰的演变轨迹,也没有可能提供更丰富的资料进行讨论,即使是美术家的结论也未必可靠。更何况当时的发现也有限,资料比较零散,也不大可能经过充分讨论再下结论。

前文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别,现代图案中的玫瑰叶片,一般是没有定数的,而彩陶上始终只绘有相对的“两片花叶”。也许这个判断可能根本是不成立的,玫瑰与月季,还有菊科类,虽然是东方原产,其实它们从没有出现在彩陶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疑点,是华山之华,本义为花,如《水经注》所说是“远而望之若花状”,是因山势如花而有其名,一般理解是莲花而非玫瑰,并非是由彩陶而得名(5)。

玫瑰何处开……(2)



[ [1]] 苏秉琦:《彩陶图谱.序》,收入《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1997年。

[ [3]] 阿尔纳:《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二册,1925年。

[ [4]]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

[ [5]] 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 [6]] 安志敏:《庙底沟与三里桥的文化性质及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 [7]] 安志敏:《磁山、裴李岗和仰韶》,《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 [8]] 杨建芳:《庙底沟遗址彩陶纹饰的分析》,《考古》19615期。

[ [9]]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1期。

[ [10]]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2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 [11]]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9期。

[ [12]] 苏秉琦:《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3]] 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4]]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5]] 苏秉琦:《文化与文明—1986105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辽海学刊》199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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