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自然承担起了带动全省“三年大变样”的责任。但是当一片片旧房被推倒之后，却找不到足够的资金和开发商来建新楼，人们不禁担心：三年后石家庄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

□ 《中国财富》杂志记者 | 黎光寿

2008年12月2日下午，冬天的阳光格外暖和。石家庄市花园村已变成一片废墟，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手中拽着一根绳子，拉着一截大约半米长的木头缓慢地走着。

花园村原有住户700多户，是石家庄市长安区内的一个城中村。花园村2008年4月份进行了拆迁，绝大多数居民已经搬走，只剩下47户坚持留了下来。

65岁的李淑英是反对搬迁的村民代表之一。她说：“拆迁公司进村以后，一些拆下来的建筑垃圾堵塞了村里的好几个路口，还有一些小平头（他们曾殴打过反对拆迁的村民代表）经常在村里的各个路口晃悠，村里水、电和电话逐渐不正常，人们的心理压力增大，陆陆续续走了一批。”

石家庄市长安区花园村从2008年4月份开始拆迁，因为利益诉求不一致，还有47户没有迁出。石家庄此番“三年大变样”，一共有22个村庄被拆，至今还有一部分未开工重建

“大气魄拆迁”

据统计，石家庄市像花园村这样在2008年被拆掉的村庄一共有22个。这些村庄均属于2002年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五年规划中的二环内45个村庄之一，但因为村民、村委会和开发商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到2007年五年规划结束的时候，这些村庄的改造就被拖延了下来。

根据公开的消息显示，2007年12月27日，河北省有关领导出席在石家庄市召开的省会城市建设工作座谈会时说：“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建不成现代化城市……明年（2008年）是实现省会三年大变样目标的第一年，这一年的工作至关重要，必须有大气魄、大手笔，不管是拆迁改造，还是新建项目，都要有大的动作，确保有一个好的开局。”

河北省建设厅“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副主任焦庆会介绍，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三年大变样”，实际上就是“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市承载能力显著提高，城市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城市魅力初步显现，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三年大变样”则包含了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废物处理、污染物排放、园林绿化、道路交通、供水排水、供热供气、城市防灾、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住房保障、城市特色塑造、景观环境整治、精品工程建设、规划管理、城市管理、市民素质等二十个方面的内容。

“2008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就是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和景观环境整治，主要的特点就是拆，以拆为主；2009年是边拆边建，2010年基本实现城市面貌的改变。”焦庆会告诉《中国财富》记者。
200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石家庄市委提出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建设繁荣文明和谐的新石家庄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时任市委书记作了“做好‘三篇大文章’、实现‘三年大变样’ ”的主题讲话。“三年大变样”正式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会议后不久，石家庄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政府各部门和所属各区主要负责人参与的“三年大变样”指挥部，并由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挂帅组建了指挥部办公室，下设综合处、拆违处、综合整治处、稳定保障处、旧村改造处、督导巡查处等6个处室。办公室从2008年初开始运转，石家庄市委机关报《石家庄日报》则设立专栏，几乎每日都要报道。

焦庆会介绍，从2008年3月份开始，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几家媒体就开始了对“三年大变样”政策的密集宣传，从4月份起就陆陆续续开始了拆迁，城中村改造计划中所涉及的石家庄二环以内的45个城中村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拆掉了很大一部分。

据河北省建设厅“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9月底，石家庄市共完成拆迁任务880.38万平方米，其中拆除违章建筑和超期临时建筑303.50万平方米、有碍观瞻建筑20.29万平方米、城中村353.53万平方米、棚户区149.36万平方米、企业搬迁53.70万平方米。石家庄市“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提供的数据与河北省建设厅“三年大变样”办公室略有出入，石家庄市“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底，石家庄市共完成拆迁面积944万平方米，其中违章建筑413万平方米。

“此次石家庄拆迁的气魄很大，带动了全省其他地市的拆迁工作。”焦庆会说，“‘三年大变样’政策刚出台的时候，一些地市还处于观望状态。6、7月份我们组织全省各地市的领导到石家庄考察以后，他们一下子被连续几公里的壮观场面镇住了。回去以后各地市的工作就一下子动了起来。”

据记者了解，石家庄市原定的拆迁目标是2008年拆迁200余万平方米，结果石家庄“动员和实施措施得力”，一下子就拆了900多万平方米，只是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拆迁之后的地块招商困难，石家庄的大拆迁才逐渐降温。

抓城建，出成绩？

“大拆大建大变样，开创省会建设新纪元”是石家庄街头随处可见一个标语，但质疑者认为，“三年大变样”会不会是政绩工程？会不会是形象工程？

河北省建设厅“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副主任焦庆会认为，许多人一说起城市建设总和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有联系，“实际上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主要是指那些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工程。我们要看目标是什么，看老百姓拥护不拥护。”

焦庆会认为，此次石家庄“三年大变样”工程的启动，正逢股市和楼市登上高位，因而希望通过城市建设，拉动内需，促进石家庄城市面貌的改变。到后来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大家发现，这项政策正好暗合了国家扩大内需的需要，是抗衡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项目。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河北省启动了一项三年建设的工程，全省11个地级市建设了污水处理厂，投资建设了自来水净化设备，及时拉动了内需，给现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焦庆会说，“以前石家庄以及河北省喝的主要都是地下水，经过那一轮投资以后，老百姓能喝上地表水了。另一项巨大的变化是直接取消了公园门票，老百姓可以免费逛公园了。”

焦庆会介绍，2003年，河北省将城市建设提升到活跃城市经济发展的高度，2007年以来，一些领导更加明确地提出，地方政府真正能够干出成绩的事情就是城市建设。“地方的发展需要靠投资，但投资哪儿来？要招商引资，就必须得建精品工程，提升名气，改变形象。”焦庆会说，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有一次他住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发现河北省的电话区号里居然只有保定没有石家庄，“这说明石家庄知名度不够，我甚至都有一种移民张家港的冲动”。

“‘三年大变样’中的第一项是大气质量明显改善，居住在石家庄的人感受最为强烈的是，每到冬天，全城弥漫着浓浓的药味，刮风的时候就是细细的沙尘。石家庄估计很少有人看到过太阳落山，因为西边的太行山在严重污染的空气中根本就看不见。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现在可以看到太行山了。但是还不够，还需要继续治理。我们还担心拆迁以后空气中的沙尘会增加，大气质量会下降，结果这样的担心没有发生。” 焦庆会对石家庄市的改造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城中村改造是石家庄一大特点。为什么一定要改造城中村？是因为城中村的管理体制和城市的管理体制有冲突。城中村是集体经济，城市的发展又要求统一规划，而石家庄的城市发展规划又非常滞后，现在实际上是在补过去没有规划的课。”

“石家庄与别的地方不同的是拆了很多房子，现在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国内房市低迷，开发商即使来参与开发，也要先把房子给卖出去了才能动工。现在政府的压力是必须要先把老百姓安置好，要兑现最初的承诺，否则政府、开发商和老百姓谁都拖不起。”从焦庆会的口中，似乎可以明显感到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政府的难处。

是飞跃还是跃进

“三年大变样”究竟是原有发展路径的一次飞跃，还是一次城市发展的大跃进？不变不行么？记者采访过程中，曾不止一次遇到上述问题。

石家庄市政协委员、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梁勇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他认为，“大变样”系统工程，通过对一系列城中村的改造，可以促进城中村农民居住形态城市化、就业形态城市化，进而促进他们生活方式城市化和人文观念城市化，从只关注本村和家庭小圈子的农民，成为关注大都市命运和公共利益的市民，成为具有城市共同认同感的市民。

他告诉记者，石家庄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七十多年历程中，一直是一座缺少文化认同感的城市。虽然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成为河北省的省会，但无论是几十个城中村的原住民，还是外来移民，对这座城市都缺少文化上的认同和归属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座城市取得了伟大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经济领域，经历了从‘产业门类齐全’的小而全时代，逐步走向重点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成熟期；聚落形态方面，从几十个农村包围的集镇实现了向现代化大都市的飞跃；环境生态方面，经历了从污染型城市向生态宜居型城市的飞跃。”

石家庄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藤斌认为，石家庄历史文化积淀比较少，作为华北地区的一个平原城市，建筑很平淡，一点都不突出，“我心目中的石家庄应当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他告诉记者，石家庄市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三年大变样”工作只是过去长期发展路径的一次飞跃，是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改变。

藤斌说，石家庄市从建立到现在，一共经历了五次规划，第一次是1939年日伪占领时期，当时对石家庄的定位是日本军队在华北的一个转运站和输送站，对交通布局比较重视。第二次规划是1955年，当时政府所做的1955年到1975年的二十年规划中，石家庄市是作为一个产业基地来建设的，棉纺织工业、电子工业和制药工业等轻工业纷纷落户石家庄，并形成了华北的一个重要产业基地。第三次规划是1980年，河北省的省会已经从保定搬到石家庄，石家庄开始进行一个长达二十年的规划，主要特点就是根据省会的定位在人口数量和配套设施上进行完善，让石家庄真正具有一个省会的功能。但这个截至2000年的规划随着石家庄的快速发展很快不适应实际需要了，1997年便又做了一次截至2010年的规划。2006年，石家庄市的规划又面临一次巨大的改变，规划的截止时间延伸到了2020年。

藤斌说，本次“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实际上是对2006年规划的完善和修订，许多地方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来解决，甚至还邀请了世界五大设计公司参与设计，增加了专家审查的环节。本次规划的基本内容是，改造东北工业基地，部分企业外迁到石家庄周边，形成五大产业基地。全国著名的南三条和新华集贸市场搬迁到古城正定。城中村改造，城区主干道上的房屋粉刷和“平改坡”等，外迁商务功能和工业功能，置换一部分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和谐、宜居的石家庄。

河北省《文史精萃》杂志总编辑石玉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很理解石家庄各级领导要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但“三年大变样”这个口号并不科学，“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过去我们超越客观条件，主观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结果教训很深刻，造成的恶果非常惨痛” 。

石玉新告诉记者，“文革”结束以后，河北省提出要把被“四人帮”浪费的时间夺回来，结果是大量引进外国设备，造成“洋跃进”，许多机器设备运进来用不了，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现在提出‘三年大变样’的口号，石家庄带头，全省要用三年时间实现大变样，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提法。但我们是否具备了‘三年大变样’的基础？能不能变得让别人不认识？能不能落到实处？我认为超越了河北省的发展阶段。” 石玉新说，“我认为三年以后大变样的目标实现不了是有根据的。‘三年大变样’要求思想大变样、观念大变样，但现实中看到的只是限定时间的大拆迁，许多违法的行为和一些滥用公权的行为。从实际来说，拆迁需要1000个亿，建设需要8000个亿，现在财政有钱吗？现在光有政策，拆了以后能建起来吗？让下边去找，能够顺利找到吗？原来说的今年已经拆迁的村庄8月底要开工建设，可是到了现在开工的有几个？‘三年大变样’的政策经过了充分的论证了吗？”

石玉新告诉记者，“石家庄临街的许多小门面，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为增加就业而设立的，解决了好几十万人的就业。1998年就开始主导拆墙透绿工作。现在据说‘三年大变样’造成了60万人的失业。作为学者来讲，我是‘哀民生之多艰’。”

地产商纷纷撤离

石家庄市“三年大变样”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国内房市变冷给改造带来的难题。

石家庄市某主流媒体总编辑告诉《中国财富》记者，2008年10月，该媒体房地产广告比2007年同期下降了2％。而石家庄市民则反映，石家庄市场上的几份主流媒体《燕赵都市报》、《燕赵晚报》和《河北青年报》房地产广告减少了许多，报纸变得好看了。

2008年11月7日召开的“全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透露，河北省第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面积和商品住宅平均价格比上半年下降36.9、39.9、35.7和13.8个百分点。从建设用地转让情况来看，大部分城市房地产用地最近一次转让时间为7、8月份，有的市最近一次转让时间是4月份，半年多的时间没有进行土地交易。大部分市房地产土地交易价格下降，“流拍”不断。” 石家庄市年计划土地出让收益38亿元，目前仅完成9亿元，不到年度的1/4。

身处全球经济寒冬的石家庄究竟有多冷？石玉新给记者讲述的一个故事可以部分反映石家庄的房地产“温度”：石家庄市某国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11月底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石家庄某村拆迁之后要盖6万平方米的建筑，欢迎他们去投标。该公司去以后发现，该村的建设项目只有两家建筑公司来投标。他们中标后与对方谈判，对方说要该公司先垫资500万元。该公司领导想了想，最后还是咬咬牙答应了。结果对方又说，房子要盖到10层之后再给钱。该公司一测算，房子要盖到10层还需要花费800万元，前期一共要花费1300万元才能有收益，况且收益是否确定还是个未知数，该公司就拒绝了。

“一般来说，房地产开发轮不到国有建筑公司，因为他们一般追求质量，机制不灵活，不能给回扣。该村找到该国有建筑公司，说明私营的建筑公司或开发商都已经不愿意上前了。”石玉新说，“关于垫资和给工钱的问题，一般的原则是，要么建筑公司先垫资，盖楼的时候按时给工钱，要么不垫资先盖楼，盖到一定层数再给钱，二者只能选其一。该村的开发方式，等于空手套白狼。”

谈固村一直是石家庄城中村的骄傲，有3000多户居民，一直以来就有“金谈固”的说法。2002年开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谈固村重点之一，可因为较为复杂的原因，一直没有改造。“三年大变样”工程启动后，谈固村邻近石家庄市主干道中山东路的部分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拆迁，因此还被河北省树为典型，各地级市领导前往考察，为推动整个河北省的拆迁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到该村采访时，有村民说，原先和该村签订协议的开发商跑了，后来的开发商和村里讨价还价，一般联合开发的分成是村里和开发商五五分成，现在村里能够接受的底线是建房之后四六分成，可新的开发商坚持村里只能要35％，开发商要65％，谈判不欢而散。

记者想找谈固村支书了解情况，他一个姓集的助手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不过，他告诉记者：“现在除了钱还有困难以外，其他没什么困难。”

石家庄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谭运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市委市政府领导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为招商着急，最近几天一直在开会讨论怎样应对。”当记者提出需要中央和社会各界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时，谭运江说：“没有人会给你说什么，因为这是一项地方的决策和政策，并不是全国的政策，中央不会单独为河北出台一项政策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所提建议成为石家庄市2006年到2020年规划的李树森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避开“三年大变样”的话题。
（编辑 张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