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 香港流行“告别歌坛演唱会”,先有谭咏麟,后有张国荣,这两位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的艺人都选择了急流勇退。聚光灯前的光鲜闪亮却难免聚光灯后的空虚落寞,退出喧闹、选择一段时间的沉寂成为了人生的一种必需。然而,或者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或者是热闹与寂寞之间的巨大反差,主客观条件又都驱使着他们重回演艺圈。与谭咏麟的余音绕梁相比,张国荣以死亡做了最终的告别“演出”。
与名人的作为个人行为的选择出世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激流勇退更多了几分悲凉。汉平项楚,张子房隐退;明定天下,刘伯温全身……当邬思道帮助雍正夺得帝位之后提出中隐时,雍正虽不舍、却也不留。有些虽不排除虚构的成分,这种以术全道的做法却也是现实的反映。更为悲惨者,则是欲归隐而不得,没有选择沉默的权利,只有唱赞歌的义务,于是嵇康慨然就死,方孝孺被灭十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人生境界,却也暗藏了些许无奈。
任何政治都是一样的,改朝换代换的只是统治者的姓氏,知识分子的命运注定都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传统中,急流勇退需要勇气和智慧,急流勇进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套用一句名言:急流勇退当然是勇敢的行为,但是,如果面临生不如死的情势,能够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