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是著述界的一个异数。在他笔下，远古的所传闻世，近古的所闻世，当代的所见世，枝柯交搭，轰然洞开，他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对中国文化精髓的再发现而不伤及精髓，疏浚史事的同时提供一个精神支柱。他设法挖掘事件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透析近代社会在冲突崩离中的整体性创伤，其间充满独创性的阐释洞见与判断。正如文明史的思想巨子一样，不特求证历史，同时也是极具深度的哲人。
多年来的史学界与整个文化界一样，教条浸淫，盛行贴标签、颂痞棍，导致公式化、脸谱化不特其所论内容与事实相悖，与事实无关，就是行文本身，也鄙俗僵硬，求新知则全无，论假恶则有余，文字大而空，文气寡而恶，读之索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
唐德刚先生著作陆续推出，史学界多年因各种心理背景而造成的附会聚讼遂得扫荡清理。先生以史实的背景交错及其来因与去果纵横组织，达成叙录与考证而树史实之躯干；随时不避说明与推论，凡此皆如撒盐于水，筋摇脉注，枝动冠运，史实遗髓，思想真蕴，遂成一组织妥善之体系。一般史学著作，文字技术能与学识经验相副相得，已是凤毛麟角、谢天谢地了。德刚先生落笔，无论他怎样的驱谴——《胡适杂忆》是以注释形式出之，《胡适口述自传》则综合胡适为轴心的社会文化情形，调和鼎鼐，《晚清七十年》以导论连环结构扣紧、散开、收束、放射，仿佛繁密的野战群，而表达之得心应手，全然如臂使指，总体上议论周匝，文字雅健，气骨雄深，华藻与朴茂，叙事与隐喻，考证与分析，往往天然融贯一体，无论怎样的繁征博引，最后俱归于题中，若控六辔然。古与今，国际与国内，人物遭际心理，种种繁密材料及其包隐之事理，无不丝丝入扣照顾得条理秩然。谣谚，训诂，掌故，史事措置学术观念，政体优劣，远如秦汉古希腊，近如一、二年前时事政治所抽绎的熟语俗话，百花招蜂般吸附在他笔下，左右逢源。先生最喜议论，每有所出，皆与材料紧扣，令人读之顿觉不得不然。至如涉笔成趣，每能贯穿如《晚清七十年》这样的多卷本巨著，余味曲包，笔力始终不稍衰。读先生史论，叹其文笔如崇山长河之雄隽以外，实在也同时等于读哲学文学之名著奇书，其引人入胜，览之每惟恐纸尽。在唐先生手上，可谓变掌故学为历史学。晚清近代掌故学极为发达，息影之遗老官僚、纵横文界的副刊圣手、灌园抱瓮的党人、新旧政客……笔记、杂札之作，无虑数百十种，危乎殆哉！然而，“蚕丛及鱼凫”，荆棘野卉乱花迷眼，倘无系统的眼光、博大的史识加以去芜存精、升华利用，则颇多掌故也唯有“不才明主弃”，流于自生自灭一途，而唐先生的史论运用掌故其精妙实属罕见。热门掌故赋予新意，冷落者他也细加推求，至位置经营找到落点，令人顿生非它莫属之感。
这当中，可见其鉴别判断发挥之能力已非前人所能及。尤其如先生直接主持顾维钧、李宗仁等民国史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此事为现代史学的绝大创劈，其历史观较同行倍觉深切。诸多掌故在他安顿驱谴之下，早已超越但博听者一时好奇之格，而臻登堂入室之境，偶然性如何影响历史的？必然性又是何等的宿命，因这方面的原因而不致以薄物细故视之。包括众人视为当然的平淡无奇掌故，一经唐公抉发得失，遂为主体综合研究之一分子，仿佛事过境迁的雪泥鸿爪。原来它同我们今日如是的人生，原有剧烈牢固而直接的联系呢！
职是之故，唐体文辄有一种魔力，升降沉浮，起落自在，指挥如意，一切吾侪心中微有所感、朦胧成相的依稀观念，俱见之于先生笔下，清晰、立体、宛转、淋漓尽致，文字驱谴的鬼斧神工，唯释家“不可思议境”差可形容，读者又岂能不于展卷之余为之浩叹而生无限的感慨呢？
先生文笔驭控自如而造成的"撒野"的工夫，丝毫没有散漫脱节的毛病，纵笔题外而时时顾及中心的遥控手段，如大诗人所造设的“陌生化”效果，意料之外，又无不在情理之中。其间所包涵的道心微意，对历史因素的妥帖把脉，对历史因革过程专制极权的透析，对民主思想于社会个体关系升降的议论，非但不是那种婢女般为人操纵颠倒黑白的"历史家"所能望其项背，也远非那种几十年如一日自说自话"永远正确"，却永无真知灼见的"历史家"所能企及。或谓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只是形象说法而已，唐先生却真正驱近事今事入史，其融贯的自然，历史因果关系、内在事理的推求，俱不能不令人念及近代以还今日政经的当务之急。
《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同类著作中的万选青钱，其卓越的史识与文章功力可谓两臻绝顶。他的好恶抑扬是我辈在当代学术著述中见所未见的大开大阖，着自然有赖于他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的深郁素养，也有赖他究天人、通古今的大史家的天赋手段，这一切，乃以民权、平等、自由、人道生命尊严的普遍价值观为底蕴，以此为进步、国家存在的道德基础。这也是唐先生对古典人文元素和现代人本精神的综合把握，故其抑扬好恶，即使有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之处，也总能恰如其分、充溢辨证精神，将公是公非融汇在浩瀚磅礴的文笔心境中。
设若史家对历史发展的轨道与脉络有大致相同的把握，而难分高下，却在评骘史事演变的契机与个中曲折方面有所分别，那么，水准的高低，也即可在此际见出。如近现代交汇之间开启民智、深切擘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伟人孙中山先生，评定他的历史作用和思想深度，虽不免千差万别，但也有别具用心的噪音。除此以外，更有“板板六十四”、“二百五”、“矮人观场何所见”，流于庸俗的价值观不能自拔。曹聚仁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说：“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曹著《鲁迅评传》23章）这样的结论，也可谓惊世骇俗了！但它等于说，钟馗打鬼，鬼的出现鬼的增加，全该钟馗负责一样，实在不可理喻了。观此心态，不客气的说，这就是曹先生乡愿的一面了。
曹先生无疑是文史大师，但读他的著作，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居香港时所写，多处不免予人苏东坡之叹：世间事忍笑容易，读王祈诗不笑为难——因了曹先生的理想化、幼稚冬烘，因了他的“距离产生美”，因了他的一厢情愿、他的乌托邦情结，我们也真个是“读曹聚仁不笑为难”！他这一类时时跳出的论点，实在是解剖很不中腠理，虽饮水而冷暖却不自知，只好叫人大摇其头了。
唐德刚先生不同，他在《晚清七十年》中也曾对孙中山性格中倔强的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详加厘正；但在总体上，即于人物的关键之点的把握，却有远远超出曹聚仁只会掉以轻心埋怨人的深湛眼光。他说，“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帝王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唐先生认为，孙著《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还在《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之上。他举孙中山亲自动手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为例说，“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胡适口述自传》四章注第四条）
诠释、贯通，举凡史事之大脉络、大关节，尤为功力所萃。褒贬之间，精见亦随之涌出，倘无析理鉴别之力，则曲笔偏浅，评骘走样，那就失真误事了，同时离信而征之旨遂远。
二
法国当代史家保罗~科利，在论述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时尝指出，杰出史家须努力去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即复活历史。因为人类经历的真实的过去只能是一种假定，即我们不可能倒回时光、接触往事。史家的努力是什么呢？即在复活往事的过程中将理解和解释融为一体。职是之故，史论的目的是获得知识，这种知识又非死的知识，而是“在因果链的基础上，在终极关系、意义及价值的基础上获得有条不紊的观点”，这里面，又包涵了“作为史家的主体确立了他所再现的往事与他本人现在方面的联系。”（《法国史学及史论的贡献》，页48）
洪秀全死去一百多年，记述论析演绎讨论歌颂他的文字何啻堆垛成山，不知凡几，拔高者则誉为天神领袖，高大巍峨，金刚光明；毁之者则定性为贼子狂人，备加斥骂。晚清前后，太平军尽管祭起民族斗争的大旗，最终仍为曾国藩的湘军所削平，盖其所谓大旗，只是一种幌子而已。其败于骄纵，败于奢富，败于以国事逞私欲，败于荒淫残暴，原因尽多，而其将那非驴非马、似通非通的宗教与本土迷信心理相嫁接，而产生的洪家天主教精神怪胎，妄欲以天兄天父欺信天下愚民，叫人讨厌不已，只是自觅死路的作为。天下有识之士，大有此公得势，斯文扫地之感。自然对他们望望然而去。反而曾国藩之徒，服务满清，很奇怪地收束了一定的文化自尊心。但是要作国家现代化的努力转型，自二者又如《儒林外史》所说“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呢”（十四回）。种种世事俱令人齿冷，时势要求知识分子站到时代前列从事全新的革命实践，此辛亥党人知识分子所以伟大。
唐先生如此解析洪天王——“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晚清七十年》，二卷，页71）
“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他，败也由他。”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的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一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采，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页34
唐先生严厉地下重墨笑骂洪秀全作为失意怨愤的小知识分子，舍“正途走偏锋”，做了“皇帝”之后，以强不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其愚可哂，其狂悖不可疗。他剖析这庞大的历史悲剧，却也承认，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现实性——相对于晚清的气数已尽，最后落实到机运和智慧上来定位：
“有智慧而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页28）
中医讲“精气神”，唐先生讲“气数”，乃是以科学数据为基础。故其整部论述，顾及到方方面面，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周期内乱，以及“国家强于社会”的当时社会实情。由这种种方面，以不同的视角履出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的要求和动荡。他对理性和进步抱有极深的期求，用以证明社会是一个生长的有机体，如是而寻求动乱的根源，极为可信可征。
历史往往以冰凉的统计数字出现，而在冰凉的数字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活生生的生命的辛酸故事。唐先生的如椽大笔，就有力量将数字生命化，将概念现实化，因而极具震撼力。
在地球村日益缩小，信息日益加速，人类事务日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新纪元，任何国家、社会、个人的行为，在文明社会里都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闭关自守地自虐或虐他的阴晦期应尽早扫却，这是国际大环境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世界潮流的顺逆的取向。《晚清七十年》逶迤连绵的文字起伏，也导引出这样的价值圭臬。
唐德刚先生他不仅是思辩、考辩的大师，他更强有力的方面在于，他善于把他的历史见解带进人的生活、与人的生存状态活泼泼地结合起来，在多头绪而又极清晰的考辩中，辅以现代思维，其间包括对以十九、二十世纪为中心、辐射文明全史的各种政治思潮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以及民族国家、势力集团复杂矛盾的通透解析。如此而以他那跳脱活泼旺盛鬼斧神工般的叙述语言出之，其效果就如钱钟书论《史记》时说“解颐语能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会，得成配偶。”讲中华数千年帝国到民国时期的转型，他笔涉现当代历史人物，举某人不刷牙的习惯，谓之“他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先生并为辛亥以还、五四以后我国错过历史机遇，未能在历史三峡平安“出峡”而叹惋。对后世的轻易放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机运，他说“当年的孙中山，哪有此机运，国父他老人家如今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晚清，册五，84）类似涉笔成趣之处，多到不可胜数，而其心情愿景，自在字里行间徐徐带出。
三
史学中人，其下者，疏于史料，而以主观冥想代之；或无视史料，霸王硬上弓，以专断心理而猜测之；或虽资料山积，却盲心瞽目，入宝山而空回，致事实湮没真相远隐。
唐先生对资料的占有，真可谓盈尺累丈。为人所忽略者，他以极敏锐的观察力刮诟磨光；普通公认大事而易见之史料，则炯眼达识发明幽微，仿佛人工呼吸，顿成一强大之活体，又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史迹因果连属复杂情事遂由隐而显。唐先生的这种史学怀抱及眼光，诚如梁启超所说“乘飞机腾高空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从太平天国到江青、王洪文，从西方百货商店的橱窗到近现代转轨的痛苦过程所论所述直到举隅，无不大开大阖，形成一种分析学上的链齿咬合的履带式结构，而开合之间又极其擒纵得法，真仿佛“江间波浪连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至巨到极细，从远古到近前，推拉摇移，仅所择用的材料就别有一番手眼。在他眼中，有不可信的材料，没有不可用的材料，这是一种陌生化的整合，由相距时空甚远的事象参互钩稽，来发现彼此之间无数的捍格矛盾以及无数的貌异质同。而历史歧途的重大性、致误的病根、病灶遂浮上前台。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打通，更是事象本质的辨证会通。
唐先生头脑的冷静，连类之丰饶，眼光之敏锐，记忆之可惊，会合为一种老吏断狱之能力，正象孙福熙介绍顾颉刚《古史辨》“我们当留意顾先生如何的对待、如何的取舍，他是很能用科学的方法的。”至德刚先生则将此“科学方法”推到极至，诚为当代史学的绝品。若非其作品本身，于史学界的平庸、昏昧，作一种有力的矫正。那些“史学工作者”“江流石不转”般不动心的迂阔之作，尚不知将伊于胡底。
胡适之，世界文化名人。海外暂勿论，仅在国内，差不多一个世纪几代人，他都是一个硕大多边多义的文化象征。他的一生“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他生活、著述的言行，薄物细故式的小故事，唐先生说“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那还了得吗？奇怪的是，唐著那本最直接、最省净、最详略得当的《胡适口述自传》出来后，不特唐先生，就是读者也深感胡适的自述内容、思想无甚新鲜，虽然“访旧半为鬼”，并不“惊呼热中肠”。但出乎意料，《胡适口述自传》问世以来，无疑以成为史学探索的旷世奇书。这是为什么呢？说来也简单，那就是德刚先生为自传的每一章所写的较原著质量大大超重的注释。
唐德刚注胡适、钱钟书注宋诗，论精核，至少与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三国志》平起平坐；在开辟新境，关乎人文根本观念方面，那就还有过之。有趣的是，注刘义庆的刘孝标、注陈寿的裴松之都是南朝人；唐、钱二公问学、立言的时间也大致相同。
所以，七十年代的海外史学界，即盛称"先看德刚，后看胡适"，这等于说，买椟还珠，欲罢不能。传与注成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怕还远出传文之右罢。如象与胡适密切相关的的白话诗、白话文、问题与主义、实验主义、罗素、杜威、文学革命、新乾嘉学派……种种影响社会甚深甚巨的文化观念的得失，如谓在胡适那里，还只是一种争论不休、好歹高下轻重悲喜未定的雏形，到了德刚先生手上，即已锤炼至得失分明、价值清楚、来龙去脉条理井然的命题，也可以说，胡适引发的文化震动是“镜中衰鬓已先斑”，德刚的注释却象一味剂量充足的还魂草，而令“病树前头万木春”。换言之，胡适好比“结绳记事”惹下的种种大意与错觉，皆由德刚以“进化的文字”来整个的收拾归置。
李敖写《胡适评传》，很有一番自负，他这本书，是把胡适的身世、活动、游学、交际的脉络，以及胡氏基本思想形成的轮廓搞清楚了。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则不特搞清楚胡适本人活动及思想，而且把时代的思潮、风气、胡适为中心时代的学术趋向的得失、疑问一锅而烩之予以解决。
在众多的胡适传记中，李敖那一本也算是秀出班行的。李敖出手极快，运用资料，取舍自成一格，他腿脚麻利，腾挪得法，扣纵有序，看去条理清晰，然其优势亦仅止于此而已。李敖自称除了要画胡适的像，还要画那个时代的大舞台，及主配角、众生相；但拿去跟德刚一比，就看出李敖的自吹自擂。德刚笔下的胡适，那才真正是笼盖四野，“风吹草低见牛羊”，仿佛多层火网，立体攻略，子母连环，无使遁形，而境界全出。李敖描绘传主，仿佛撒豆成兵，来势吓人，但力量有限，虽中靶，不致命；唐德刚的笔墨，则似内家大师出拳，招招无虚，包涵千钧之力，两者差异若是。
放在一起货比货，两书同以“注”见长，但李敖注胡是在资料面前止步，平铺直叙徒有量的增加，偶有见解，也只是开玩笑自娱；唐注则大见创劈之功，形式既新，内容尤饶思辩的伟力。总之，李传灵活而浅，唐传灵动而深；李传跳，唐传稳；李传狭，唐传广；李传硬，唐传活；李传白而易，唐传雅且劲；李传适见粗硬零碎，唐传恰显深谋远虑。
再者，李敖的胡适传出语口无遮拦，仿佛两小儿打架，在家长处争功，对事物缺少深入感；他所叙评的胡适，苍白干瘪，直是《录鬼簿》上的剪影，那是章学诚指斥的那种“史守掌故而不知择”和“昧于知时”者流。而在唐公笔下，则充溢悲天悯人的胸怀，语重心长的立意，求实存真的作风，这样传主自然有血有肉。值世局浮沉之际，唐公阐释的文化用心，更具有衔接今昔的现实意义。
四
钱钟书先生说：“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之为故典，龚自珍仅道诸子之出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谈艺录》266页）即是说，不特六经皆史，概有典籍，皆具“史”之内涵，而且是心史、精神史，论史之眼光，高出古人、同侪。
而德刚先生说，“我们谈口述历史与文学，应先扩大来谈文学与历史，才能厘清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史学与文学》）
大眼光，大融贯，所包含的辨证精神，有烛照燃犀之效，一般史学的昏暗幽昧，在他们那里，却是豁然开朗，过去的历史--精神之蜕迹，不论是胡越万里，还是径寸交错，也就水落石出了。
关于小说与历史，德刚先生在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自序中说“它的真实性和非真实性，也和《资治通鉴》、《二十五史》、没有太大的轩轾，二十五史中的非真实性还不是很大嘛。所不同者，史书必须真名实地，我要笔之于书，则格于老友的要求，人名地名都得换过。”“为受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做点见证，为失去的社会，永不再来的事事物物，和惨烈的抗战，留点痕迹罢了。”这部长篇其高明处，大气磅礴处，有如钱钟书先生赞太史公“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管锥编252页）或“盖事有此势，人有此情，不必凿凿实有其事，一一真有其人，势所应然，则事将无然。”（同前，314 页）虽增饰渲染，却又无不信而有征。
《战争与爱情》由七十年代初，华侨归国访问的见闻故事，撞开当时封闭国门的一条缝隙。每进一事，总让人唏嘘不已。故唐先生称之为“唏嘘客”，当中包括他自己。因为这些见闻、经历，太过奇特、凑巧，充满悲欢离合，并贯通近现代至当代国史，山河岁月沧桑苦难的感慨，唏嘘相对，真个只有“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了。就作者运笔的视角造境而言，浑然一派之落九天而泻千里也。中华五千年史上，对二十世纪初中叶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以文字为这酷烈的噩梦做见证、留见证，非唐先生这样的大手笔莫为。这是一部以故事串联，讲古、讲掌故，讲宗法社会，讲家族结构，讲活生生的社会演变——随时穿插的小说式的社会演变史。
倘若《晚清七十年》是思想的巨人，所带来的是思考的快乐，则《战争与爱情》更多的是再发现的快乐，作者那跳脱、境界全出的文字，几乎是把活生生的历史“放映”给我们看。因为是烽烟风雨的切身经历，唐先生事后反观历史，对旧事之因果关系及时间上的凑合（Timing）自有相当可靠的根据和考量。
《儒林外史》的故事是渐生渐灭，渐灭渐生的链条咬合式结构，虽云长篇，实为短篇小说之变形。《战争与爱情》故事结构则为枝柯交互，一呼百应，由此结构，将人物提调到一个无边的同一型场景之中，由人物的出身、世事的沧桑变化，又牵出活生生的社会情态，整个士大夫阶层从晚清到民国的衰变，再到民国末期的彻底式微，勾勒出一条清晰复杂的变化脉络。
东西方社会的对比，当然也贯穿在他的叙述过程，在民国时期，这种对比已经十分抢眼了；而全书开头由华侨带回的机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所引起的震动和思考，则更为剧烈鲜明。把“文化的冲突”具象化，同时也是把造物弄人、导致万物为刍狗的专制后果具象化。
这部长篇，也可以说是小说化的近代社会转型史。以文学的方式出之，却一本最微小的历史事实也能感人至深的原则，那乡愁背后的中国人故事，那大时代车轮碾过之后家国的命运，德刚先生亲见的半世纪山河岁月的动荡。但他所依据的事实证据不再是国家文件和档案，而是细民百姓万花筒般剧变的生活，从这里去诠释历史事件，是自下而上的看历史。此种史学观，英国现代史家称之为“草根历史学”（Grassroots history），意大利史学家金斯伯格则称之为“小虫转身的历史学”。
《李宗仁回忆录》远非文史资料型的回忆录可比。它是口述历史开山之作，然就成书而言，撰写者与口述者所耗心力，为九成与一成之比。该书文笔灵动传神，兼有《左传》、《国策》的长处，其中又时时插入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理念，内涵丰盈。在长达几百天的采写、商洽、构思的日子里，李宗仁先生也每每为之拊掌称佳。如记抗战时期汤恩伯的阳奉阴违，引述中原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则国民劣根性在军纪方面的集中表现，其溃烂的田地，真不可收拾了。又如记汪精卫“汪氏为人，仪表堂堂，满腹诗书，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中。初与接触，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精卫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个性，则是热中名利，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辄举棋不定。每出席重要会议，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为人更极虚伪，其所不喜之人赴访，汪氏也屈尊接见，状极亲昵，然客甫出门，汪氏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
象这一类传神写照，融史实与描述为一体者，所在多有。大量的民国重要人物，在此书中，立体形象往往得以随机和盘托出。涉及国家、民族、政治、民生、机运的种种精妙议论，也是通体综观，实为回忆录所罕见。
五
万卷书、万里路、万种现象，了然于心，其高明处遂在比较中得出通盘认知——
“我们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在文化自给自足，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现代的革命家、历史家、评论家，往往把我们的老祖宗骂得一钱不值。我们的老祖宗，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但是研究文化学的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优劣，它要比较着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货比货，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包括帝王专政的政治制度，可能还是“近代以前期”（The pre-modern era）中最好的一家。可是近百余年来，在西风东渐的压力之下，才发生变化，丧失了自信和自满，因此，我们搞历史的人，可以大胆地说，近代中国是个什么时代呢？近代中国是一个“挑战与反应的时代”（Age of challenge and respones）”。
史事各种步骤间的关系，事实的观察，在唐先生手上上追溯得如此清晰明了。他注意并钩沉出无数个人机微影响历史的偶然性，若论李宗仁——“后来桂系在两广虽然割据未成，但是李、白二人没有和程潜、陈明仁等一道去搞’局部和平’，倒给予中央系人物较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退守台湾--如胡适在抗战期间所说的’苦撑待变’！而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居然能并未怎样’苦撑’，就’待’出一个韩战的’变局’来。那时李、白二人如果也搞起’局部和平’来，则情势可能早就改观了。没有了台湾，整个中美关系，乃至今日三强互制的整个世界格局，也就不一样了。话说从头，李宗仁一个人的意志也是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关于历史问题的位置，他就是如此的即小见大，这样的机微放在社会演化史上考量，气氛骤紧，奇彩出焉。
唐先生论文化史那些纠缠成麻花疙瘩的问题，也多由具体的问题出发，用可靠的史料，下深刻工夫，所以往往稳稳站住脚跟。反之，胡适胡大师那一批人，则好谈抽象问题，自信天分极高，横空出世地抽象之、假使之，则其发议论，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主观的贯穿，显得淋漓尽致，不知者，颇为其所吓倒。譬如文言与白话的问题，胡适等人以假设当事实，说文言已“全死”，一些人轰然拍掌叫起好来。德刚先生却从多侧面多角度证明文言的“不死”，及其潜伏在文化血统中的勃勃生机。
他说：“我国的文言是一种一脉相传、本国土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象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孔老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发了脾气，骂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人民骂那些祸国殃民者，用的还不是这一句么？你说他是文言呢，还是白话？”“一千多年来，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唐诗宋词是死文字呢，还是活文字？”“写长篇小说，当然以白话为宜，但是那些以浅显文言所写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也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畅销的历史；苏曼殊的小说也多半是以浅近的文言写的，那时的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绝对是一部畅销书（Best seller），以文言而写畅销书，这至少证明文言并未’全死’。抗战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我们一日不读就若有所失，它抗战八年中的社论，就没有一篇是纯白话写的。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语言文字传统。我们断不可、因为洋人怎样，我们也一定要怎样。”
唐先生以为，胡适那一辈人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这可以理解。那一辈人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因此教育政策的高下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从想象中得出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后者虽然在原则上也是如此，但事实未必如此，以为自己发千古之覆，实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主观意向上杀偏锋，结果并不须假以太久的时日，就证明是错误的判断，自然，也就不能为后世作为公论和定论接受了。 在德刚先生那里，并没有人供给他超过胡适辈多多的新奇史料，他的基本工夫，是依据所有普通史料，精研现象和本质，他看几乎人人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潜力深厚，认识博通。
唐先生个人所创劈的“话语系统”里面，举凡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人物传记……，这些不同领域他予以打通，令其阡陌纵横，而又吸取编年史、国别史、纪传体的长处，以议论提领全书，以灼见为“史眼”，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时加疏瀹，融会贯通，脉络分明而涵容极富。如果说历史具有无限包容性，则必以历史研究领域的善性扩大为基础，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从繁杂的史实探询历史规律，大处着眼，精确地定位表述这种规律；一方面，更不放过最微小的历史关捩，循流而映带其源。古史家的良性传统，就是注意历史的细节和一些偶然因素，读德刚先生的史论，跟《拙堂文话》谓读《史记》一样，人物、事件“各有风姿”，“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杂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六
1900年，法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亨利?贝尔在《历史综合杂志》发刊词中以为，旧史学以政治事件为唯一内容，考证文档、史料辅之，以民族国家的衍变为线索，只注重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因此缺乏科学性。故倡以"综合的历史学"来取代之。强调"研究相似性、反复性和齐一性"。
在德刚先生笔下，我们确凿看到，他的假设、分析和综合研究方法，既能抽象跳脱之，又微观具象而笃定之，日月之朗，爝火之光，捉置一处，真正作到“当历史学不停留在描述而是开始作出解释时，才是历史的科学”。如此，唐先生正是这综合历史学的高手。在他那里，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乃至心理和下意识的领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是一种真正的“总体史”。他从排比材料来达成结论者，充实、密实、真实，极可信赖；他更进一步深入一层辨证证实者，更是十分的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有缝必弥。仿佛虎跃深涧，落地即稳，其基础是一种深契精细的组织系统。其间，群体与国家、陈迹与今务，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庖丁解牛般寻绎出恰切的因果关系，时空通驿，豁然开朗。如此一来，在他水落石出的魔笔点染之下，历史证据反而比浪漫的虚构有趣有力得多，即令蕞尔之微的历史事实也能感人至深，此乃历史事实与优秀史家之间不断的良性互动的过程。
历史重复，历史循环。造化为洪炉，万物为刍狗，人间不幸若是。在《晚清七十年》的几个大专题中，如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义和团、中日战争、辛亥革命 ……，笔触早已溢出七十年，自三代、先秦至20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史迹烟云、悲欢得失也无不在他自然而然的点染论说中。所论无远弗届，惊心动魄，令吃惯了庙堂冷猪肉文章的我们“把栏杆拍遍”，也无法表达感受的震惊。我们切身感受的种种史事，种种美妙极端的神话，在历史连环的链接中，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纸上仙境，而是一个个存在过的恐怖现实，充满血和泪、痛苦和死亡，彻头彻尾的欺骗、高压与丑恶，非人道的心理控制，留下一连串魔王的名字……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子孙重蹈覆辙，也为了不要忘记，德刚先生那史家的铁笔，准确地剖开了重游历史地狱的条条线路。同时也揭橥了积年深重的可怖病灶。读之令人哀叹，上帝无能！世上并无仙丹，任何宏丽动人的乌托邦无非梦幻泡影。这当中，又不知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民治民有民享的政体在地图上又分布不均……
“叫历史太沉重”，几十年来，史学界备受教条主义之害，知识分子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被强梁牵着鼻子走，强势的专制意识形态为四凶等所羁控。而其又将割裂得面目全非的马列主义定于一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专家学者陷于专制教条的无边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笔下的文字，必须合于预定格式腔调，象乡下人转语海外奇谈，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今日回首观之，但觉其荒诞悖谬，与真知真理略无干系，欲从此辈求事理真相，那是阎王面前告小鬼，找错了地方。影响流弊及于今，中青年学者一辈，基础薄弱，营养不良，学术文章仍象解放不了的小脚，通篇予人的感觉是“兵马疲困，粮草短缺”，真个是雪上加霜。
唐德刚先生因为地理地域的关系，他的学术生涯的萌芽、生长都在一个高度自由的文化环境中，当国内闭关自守大肆修理毁伤中国传统文化之际，唐先生却在衔接中西文化的攻略战中历一境更入一境。其头脑中更养成参天大树般精博的知识库。所以相对国内学者昏昧无光的学术“见解”，他的史识史论，磅礴逶迤，表达胸臆，如臂使指，得心应手之余，更有挥鞭断流的气象。
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就郑振铎著文学史一事，提出“具史识者”的重要性，他以为郑君所著文学史固然已有相当成绩，然却仅止于“文学史资料长编”，尚非“史”，“史”的标准，在鲁迅看来，必待史识为主轴、为灵魂。史识者，即刘知几所说“史家三长”，此最难能可贵，而唐德刚先生鹤立鸡群之处，BINI史家群雄的地方，正在其史识的渊深、精确、高标。就此点而观之，当之无愧地，他是史家里头教外别传的孙大圣。
后人看历史，往往已给简化为大事记、编年史，简化为概念，实则诸多大事，历史人物身受之顷，无异分分秒秒的煎熬，只有身在其中方可知其滋味。历史研究盘活史料的功夫，不是死的材料，而是活的智慧--能还原这种情势，令深意出焉，百无一二。德刚先生批判性地维护中国人文传统——从文字为出发点的文化史，及以知识分子先进意识为骨架的士大夫气质。但此维护并不妨碍他做出理性的批判；并在与西方本质的强烈的对照中得出结论。同时，西方真正的强势和优点在何处，也在比较中见出。其优劣观是就文明发展过程有始可征的过去，到刹那迁流的现在及可想象的未来通盘的考量中检验，故优点即是优点，不论它属于传统或西方，对文明负面效应的考量亦然。
历史家运用理智判断，辨别记事的真假，推求因果的关系，能做到这一步，已是上选。然而，人类每一代人的生涯有限，日常接触的物质界，也有边际限制，而要知道现世、预测将来，也一定非知道过去的历史不可。欲求广泛深入的影响，辨别、推求的功夫就还不够。唐先生的高明，乃在于他在史事的烟云里，在“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的茫然中，生发融贯出今之新的生活经验来。昔人的生涯，为他用现代的生活经验来加以沟通，他眼光的周至，体悟的奇僻，将那人类已有的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作为背景，来探求古今中外人生核心的变异与固守、异政殊俗及人伦之大变，其所从出和演化趋向。从而完成了历史与现世的链接，也复活了历史的生命、情感因子。
钱钟书先生引《左传》语“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钱先生说：“待之时义大矣哉。待者，待时机之成熟也。培根论待时，谓机缘有生熟，李伐洛谓人事亦有时季，若物侯然。”（《管锥编》168页）
这是就大处着眼观照历史体察现世的高度智慧。民族、文明的发展固有外在的提携，也有其内部发展变化的高度，二者相互作用，共造时势。唐德刚先生总论历史把握历史的观念，窃以为即与钱先生之意相吻合。研究历史不是罗列仅供查阅的资料，而是培育一种可以滋养温暖人们精神与心灵的解释他是这样形象而深切的表达的：“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从文明衍变的高度，从人类生命的关怀来切入，可以说是极为高迈的对人间历史经纬的把握。 苏轼读孟郊诗的印象，是“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尝劳”，读唐先生的历史作品，感觉恰好相反，他辨证会通古今史，堪称史学界的牛顿和达尔文。他对学术真理的追寻，交融磅礴华美、诙谐多趣的气势，如碧海鲸鱼，拨浪而来。即如此，德刚先生著述宏富，以其种种面世的作品而言，仍是海面冰山，他的学养智慧，还有海平面下隐而未露的巨大体积。上一世纪中叶的历史大动荡耗去了先生不少时间，此亦是“千古文章未尽才”。先生今已年过八十，吾侪掉一句俗文，真心祝他老人家“寿比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