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王安忆把握住了原作中七巧从刻薄到狠毒的蜕变过程，技法上却做了些温和的处理。

 王安忆终究比张爱玲“善良”

      文/丹萌

 我从来没想到，《金锁记》读完竟是这样压抑。

 张爱玲可真狠啊，文字看似从容，却叙述得密不透风，曹七巧这个寡妇从一开始嫁给大户人家的瘫子“守活寡”，到后来瘫子死了“守死寡”，人物性格一路朝着阴暗的方向越跑越远，越跑越快，竟一点余地也不留。

 我起先对她是抱有同情的，看到她尖酸刻薄泼辣狠毒的样子，总安慰自己“可恨之人亦有可怜之处”，一个商人家的大姑娘，家境至少是小康的，却被卖给了一个大户官家的瘫子，仿佛鲜花开得正酣就碰上驱之不散的腐朽气。

 她要对抗很多东西，家人的冷眼和不屑，丈夫的无力无能，还有对丈夫弟弟的爱而不得，后来和丈夫生了两个孩子，更要将个人感情弃之一旁，奋力争取利益……那个时候的她，虽然刻薄，但却明媚，敢言敢语，敢爱敢恨，日子虽苦，身上却是有令人羡慕的光芒的。

 我不知道她是从哪一天起就从刻薄变成了“恶毒”，或者从这朵鲜花栽入腐朽之盆的那一刻起，就在接受着侵蚀，日积月累，慢慢扭曲。

 分了姜家遗产后，这种扭曲被一步步放大开来，她逼着儿子结婚，一个不够再纳个妾，并活生生把儿子的老婆折磨至死；她给13岁的女儿裹小脚，怂恿她抽鸦片，一点点“占有”她的身体和精神，然后“无意”地在女儿的相好面前说出女儿抽大烟这件事，拆散彼此。她甚至连“我是为你好”的幌子都不愿打，就是彻彻底底地要把儿子女儿拖入深渊，自己“守寡”，要让儿子女儿一起分享她的“寡气”。

 如果说七巧作为一个从未幸福的寡妇，为了利益，“刻薄”是一种被逼无奈，那她后期的“恶毒”就更像是一种个人选择，她大可以因为自己的不幸而更希望儿女获得幸福，通过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婚姻，完成生活状态的蜕变。

 人的一生往往有峰有谷，状态也有起有伏，曹七巧却像一架烧尽了燃油的飞机，一个劲儿地往下栽。

 可反过来说，这也恰是这部作品的迷人之处，或者至少是独特之处。后期的曹七巧无论人格还是形态都已干瘪得变了形，张爱玲的笔却从没有放过她，只是在一遍一遍地追着她进行鞭挞，节奏从容却密集，硬是将她抽打到扭曲得再也掰不回来。

 合上书，那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怎么想都像一句恐怖的诅咒。

 于是朋友叫我去看《金锁记》话剧的时候，我起先是想拒绝的，我并不想坐在偌大的剧院里看一部背脊发凉的恐怖片。

 好在编剧王安忆终究要比张爱玲“善良”，她把握住了原作中七巧从刻薄到狠毒的蜕变过程，紧抓着她的痛苦扭曲从未撒手，在技法上却做了些温和的处理。

 譬如她删除了儿子婚姻不幸一线，为的是突出七巧对女儿婚姻的干涉，使主线故事更明晰，但也顺便将七巧后期的“恶毒”弱化了一半；她加强了七巧与三爷季泽的感情线以及女儿长安与童世舫的互动，也让这部戏在阴冷之外，多少流露出一丝温情。

 她甚至设计了每一幕开头，让两个仆人站在舞台两侧对话，说些琐碎的家常话，有时也吃着瓜说几个笑话，就像一个“出气口”，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原作的紧张。

 结尾处，七巧缓缓走上台阶，躺在高台上，背后升起硕大的明月，与全戏开头的那幕旭日东升时的拜堂交相辉映，还原了曹七巧的“无奈”与“悲伤”。

 于是观众终于不会与读者一样，一味恨她，那“可恨之人亦有可怜之处”的理解与同情静默地从台下涌起。

 张爱玲写《金锁记》时是动荡的1943年，20多岁，带着年轻人的爱憎分明；王安忆改编剧本时已经50多岁了，历尽岁月打磨，她终究还是给曹七巧的荒诞人生带去了温和宽恕。

 ·书海泛槎·

 丹萌 媒体人，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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