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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从市民史诗到庸常生活的“起居注”

(2016-08-17 09: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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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书写

小说创作

分类: 【思想之剑】

“真实”成为新的文学圣经,它抵抗了宏大叙事,抵抗了典型性,抵抗了艺术的原有定义,小人物的琐屑生活、最普通的时间度过方式,像一地鸡毛扑面而来。

 

 

    从市民史诗到庸常生活的“起居注”

 

 

              文/刘洪波 

 

 

 黑格尔将小说称为“市民阶级的史诗”。从精神本质来说,这是极为精准的概括。无论中外,小说都与市民生活联系在一起,都与日常生活建立着直接的联系。不管从小说史来讲,还是从小说的叙述对象、其预定的读者范围,以及叙述的内容,小说都是诉诸市民的,都是以市民生活内容和生活经验为蓝本的。

 

 这一点与诗有根本的不同。史诗指向了众神,即使现代诗也锻造出一种超越性的体验,有着类似于神的,有时是自我神圣化的指向。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的魔性和疯狂往往被接受,而小说家则一般被认为属于常人。也可以说,小说是属于日常时间的,而诗属于神圣时间。

 

 小说本身也有多种。虽然总体来说,小说建构于日常时间,建构于市民生活,但毕竟它又是“市民阶级的史诗”,因而也可以具备某种“神性”,例如英雄感、仪式感,显示出“高于生活”的一面。《约翰·克里斯朵夫》、《战争与和平》等小说,就有着鲜明的社会、历史或人性、思想的建构特性,有摹仿神圣的一面。但我们可以说,这一方面是作者对“理想主义”的主观描摹,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笔端对叙事的凝视。当我们凝视任何一个对象,人也好,物也好,哪怕只是一个字,都可能产生一种“变化”,凝视产生了使对象不再是对象的效果,类似于聚光灯照耀下的东西都会变得高大起来。

 

 一个故事,和它的反故事,可能具有同样的美学原则。例如“文革文学”与“伤痕文学”是显而易见的相反故事,但故事的拨乱反正后面,有着近似的美学特征。文革文学以“高大全”的形象塑造,响亮硬派的故事基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施受关系,相比之下,“伤痕文学”以及“反思文学”则将故事从“高大全”回到“有血有肉的人”上来,但即使是这样,这些人也不过是弱化的“高大全”而已,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仍然是“典型”,是集中诸多鲜活的人一种抽象,具有“纯粹性”,属于典型的“悲剧人物”或“正面人物”、“反面人物”。

 

 真正属于日常时间的文学,是类似于新写实风格中那些不再具有“正面”“反面”特征,而在生活之流中旋转的形象,他们并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生活”,当然也难说是否等于生活,因为他们也不是生活的典型体现或集中体现,他们可能就是生活中的路人甲,在小说中碰见的,在生活中完全可能碰见。

 

 这时,小说的精神气质实际上就变化了,不再是“市民阶级的史诗”,而是“市民阶级的行状”。市民阶级的史诗,总还是史诗;市民阶级的行状,就是任何事都将被“小说化”,而且以一种骄傲的姿态,让种种行状原生态地出现在文学之中,现在,小说可以是任何人的“起居注”。小说形象甚至比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正常人”更加恶心一点、复杂一点,这被认为是丰富和立体的。前者例如池莉和王朔的小说,后者如莫言的作品。

 

 是什么东西使这种“原生态”或“低姿态”的东西得以骄傲地面世,在文学中大摇大摆呢?是“真实”。这两个字,使日常生活不是被“表现”,而是原汁原味地“再现”出来,乃至使比日常生活更加不堪的一面得到书写。“真实”成为新的文学圣经,它抵抗了宏大叙事,抵抗了典型性,抵抗了艺术的原有定义,小人物的琐屑生活、最普通的时间度过方式,像一地鸡毛扑面而来,小说如同鸡毛掸子在扫动,让人感到灰扑扑的。

 

 这是新的文学,表达着新的时间状态,对生存状态无所阻滞的顺应,这里不仅没有崇高,也颠倒了审美,甚至无所谓审丑或审美。这才是对“文革文学”的彻底放弃,也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它将“反政治”变成新的政治正确,在这种“政治正确”中,不仅政治本身消失了,奋斗和改变也变得无意义、无趣和不列入议题,“原本是这样”代替了“应该是哪样”,“理想主义”也成为一种负面的评语。

 

 在前面所说的“凝视”作用之下,对日常时间的打量仍然在产生一种传奇性,例如“上海的风花雪月”、“老照片”等等,成为小说家叙事的新母体,于是形成了一种在半土半洋或过去所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中寻找精神归依的审美。这是由衷的审美,失去批判性的欣赏,文学就成为社会历史陈迹鲜艳的回光返照,显示出立场的更大位移,“人民大众美学”转变为“才子佳人美学”,时间倒转了。

 

 新的单调在形成,新的形而上学在形成。现实是永远的一地鸡毛,令人哭笑不得,而“前朝”变成了美感生成的来源。在文学中,现实的虚无化表现为无力感,虚无化过去则表现为对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和大多数人命运的不以为然。日常写作沦入为庸常,而且不再有存在主义所说的“被抛”之感,庸常以真实的名义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人们相互分享着真实的平庸和琐碎,语言的技术使这种分享具有可陶醉的价值,而理想主义则堕落为“成功学”和“商战诡道”,正义论被谋略论掀下马来。在文学中,时间其实已被杀死。

 

  

 

 

·无限杂思·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http://cjrb.cjn.cn/html/2016-08/16/content_55520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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