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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克峰

     上周三晚上上课之前，去年上过我课的一个学生找到我上课的教室，特意送给我一块蛋糕。我很奇怪，对她说，今天不是我生日阿。她笑了，很灿烂，说，老师，今天是我生日。请您分享一下我的生日的蛋糕的。

    呵呵，真好。

    这让我想到了我和一位姓杜的物理学的博士当年住在一起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

    宿舍是南北向筒子楼，双人间，靠东西墙分别放着两张床。中间并排放着的是两张长条书桌，每人一张。舍友睡靠东墙的床，靠窗子的书桌是他的。我睡西墙，靠门的书桌归我使用。

    那年我住进去的时候，同舍的室友指着地面的由六行地板砖铺成的地面对我多我说，你看，地板是由六列地板砖铺成的。

     我说，是的，不多不少，真的是六列。 

     他又说，地板刚好从第三块这里将房间二等分。

     我说，我注意到了，是从第三块砖这里二等分。

    我正心存疑惑着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些的时候，他笑吟吟地多我说，砖这边是我的领地，未经我的允许，不许你踏入半步。

    他的语速和缓，但坚决、不容置疑。我知道，我遇到了异人。于是对他说，好。砖这边是我的领地，未经我的允许，我也不允许你踏入半步。 

    他说，当然是这样。

 

    连续两周，我们相处得平安无事。他话很少。不说废话，不开玩笑。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也不喝茶。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晰、明确、不拖泥带水，遇有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达的时候，他会再用英语表述一遍。每天早晨起来，他就坐在计算机前面开始他的物理运算，常常是我早晨出去的时候他在机器前面坐着，我晚上十点半从图书馆回来的时候，他依旧在机器前坐着。所不同的是，早晨我出去时他放在凳子旁边的一桶装满五升的果汁通常只剩下空桶。我常常暗自纳罕这位老兄是不是每天只喝果汁。

    睡前的短暂的几分钟，我们两个人也绝少交流，除非必须。他睡觉不打鼾，不放屁。没有听到他说过梦话，估计也不做梦。 

    转眼就是国庆节了。节日里，我把秋天穿的衣服从箱子里拾掇出，该凉的凉，该晒的晒。我有一身毛料西装，是工作后花了当时两个月的工资买的，名牌，只有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才拿出来秀一把，平时不舍得穿。从箱子里拿出这身西装的时候，发现后背、前胸以及袖子，都皱巴巴的了。怎么弄平整呢？用熨斗熨显然不现实，因为没有熨斗，即便有，我也不会用。于是我想到了把它在水里面过一遍，然后晾干即可以解决。我对自己天才的办法感到快意，很快地，我将衣服拿到洗手间，在大盆里很轻柔地浸泡了有一刻钟。拎出来，很小心地往地板上甩了两下，我蓦然想到，这间宝贵的西装，我可晾在哪里呢？凉在楼外，是肯定会被贼们惦记上的，那些贼们，为了赚三十块钱都去偷自行车——我在北大三年中丢过六辆自行车的，我这件这么著名的西装岂不是送上门去的肥肉？那晾在楼道里呢？不要说楼道里没有晾晒衣服的挂钩，即便有，我又如何能够放心得下？想来想去，还是晾晒在房间里最为保险。

    我将衣服端进了宿舍内，打量着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开始琢磨挂在哪里最合适。瞻前顾后，我想，我沿着第三块地板砖的二等分的这条中间线的垂直方向，在南北两面的墙上楔两个钉子，然后拉一条晾绳，把衣服挂在晾绳上，我的室友应该不会反对。这根绳子，他也可以用的。我不信他就没有比较贵重的衣物需要晾晒在这根绳上！

    主意拿定后，我开始到超市里去买钢钉，不错，超市里还真有。但不零卖，要买的话，只能买一盒。一盒就一盒吧。我买了钢钉，又找传达室的师傅找来了铁锤，拿晾绳拴着我的一只大毛笔做了个水平仪，吊着，仔细地找准了垂直于地板中间线的位置，选好了高度，选好了“落钉点”，开始动工。说实话，我平生从来没有这么用心地做过一件事。一遍砸钉子，一边想，我一定要公平公正民主法治地拴好这根绳，让这个让我郁闷了两个星期的杜博士说不出我的半个不字来。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成功地将这根晾绳挂在了第三块地板砖的二等分线的垂直的方向上。我拿我自做的水平仪在绳子的两端和中间位置分别吊了一下，我很满意。老实说，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件让我感到完美的事。

    将我的宝贝西装挂在了这根晾绳上，自然，一半在我的领地，一般在他的领地。为了避免衣服上的水嘀嗒到地板上，我又在衣服的下面放了我的洗脸盆。看看，我想得像我们伟大的校友周总理那样周到。我拿了书，拿了水杯，穿上外套，放心地去图书馆读书取乐去了。

    晚上十点半，图书馆闭馆了，我收拾东西愉快地出馆，和每一个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目光相接的人都点头、微笑，试图给每一颗头顶的星星每一棵路旁的树都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不错，也想到了要给每一个人写信，告诉他们我充实并且快乐着，告诉他们这正是我理想中的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优良的生活。一句话，我依旧沉浸在我一下午对我拴那根晾绳的工作的极度满意中。

    我爬上了我的宿舍楼的二层，也就是我住的那一层，远远地看到从房门里透出来的小橘灯一样的光，我想，杜博士已经回来了。我加快了脚步，很想尽早听到他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敲了门，——您注意到我有多绅士了吗？没有听到回应的声音，我于是掏出钥匙，伸进门锁，转动，小心地慢慢地开门，杜博士在屋里，我奇怪的是他没有坐在计算机前面，而是坐在了他的书桌前。迎着我看他的目光，我注意到，我无比惊喜地注意到，他冲我微笑着。天啊，他会笑，并且笑起来，极其灿烂。我友好地对他的微笑报之以桃，说，没工作？他没回应我，依旧微笑着。我觉得诡异，很诡异。当我意识到这种笑的不怀好意的时候，我即刻想到了我的挂在屋子中央二等分垂直方向上的晾绳上的的西装！

    它就在我眼前挂着啊。啊？貌似我的西装哪有点不对劲。仔细看时，天啊，我的西装的靠近他的领地的那只袖子没了。再一看，那只袖子就在我的衣服下面的洗脸盆里。

    我强作镇定，问他，这不会是您给我剪掉的吧？ 

    他回答，还能有谁？依旧笑吟吟的。

    为什么啊？我脊梁骨寒气直冒。

    我们有言在先的，未经我的允许，不许踏入我的领地半步的。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他依旧慢条斯理地微笑着。

    我克制着自己，对他说，老大，你没有注意到我是沿中间线挂的这根绳子吗？你没有衣服需要晾在这根绳子上吗？或者仅仅是搭条毛巾？

    他收起了他的微笑，对我正色道：第一，我注意到了你拴的绳子正好与二等分线垂直，我承认你费了功夫，但是，你未经我的允许砸钉子挂绳子就不对。第二，我没有衣服，或者毛巾需要挂在这根绳子上。第三，正是因为我洞察到了你的善意的动机，所以我才仅仅剪掉了你的衣服的一只袖子，而按照约定，我是可以给你剪掉半边身子的。

    我愕然。人家说得条理清楚，义正词严，凛然坦然，有理有据，还有节。

    我说，好吧，谢谢您的手下留情，谢谢您的仁慈。

    当天晚上，熄灯后，我躺在床上，郁闷得辗转难眠。我想，这位老兄，就应该是传说中的比较“独”的那个类型了。我应该找个机会和他好好沟通一下。不然，要是这个样子一起住两年，不被他给整疯了才怪。

    我默默等待着时机。机会也就终于来了。呵，——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这话说得真对。

    那是又两周以后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午休醒了，洗了把脸，正斜靠在叠起的被子上，脸朝着门的方向翻看着一本期刊的时候，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我说了一声请进以后，房门轻轻地推开了，伸进来一个清清爽爽的小脑袋，梳着马尾辫，阳光、明朗。冲我嫣然一笑，我的心情也一下子就好了起来，心里暖暖的。正要问你要找谁的时候，她已经看到了在门后的坐在计算机前的杜博士，她甜甜地叫了声“哥，我来了。”

    原来是杜博士的妹妹。

    原来，杜博士，居然，有这样一个清爽的妹妹！

    我禁不住抱怨老天爷是多么多么的不公平。

    杜博士眼睛依旧停留在计算机的屏幕上，用鼻子哼了一声，算是回应。

    妹妹进得门来，摘下了她的双肩包，放到了靠他哥哥那边的墙角的凳子上。对杜博士又说，哥，我渴了。

    杜博士抬手指了指墙角的暖水瓶，意思是水在那，自己倒吧。

    妹妹从自己的双肩包上取出自己的水杯，走到墙角，端起暖水瓶，晃了晃，说，哥，没水。

    这是妹妹进门后叫的第三声“哥”，依旧甜甜的，也叫得我心里痒痒的。

    杜博士抬手从计算机上方的用夹子夹着的一沓水票中扯下两张，扭过脸去交给他妹妹，说，开水房在正冲着楼洞门口200米的地方。

    我注意到妹妹委屈地接过了他哥哥手中的那两张水票，满脸不高兴地拎着暖水瓶打水去了。

    我怒不可遏。等妹妹出去了，我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冲到杜博士的侧面，——它的正面是他的宝贝计算机，把他一把从凳子上拉起来。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一双圆圆的眼睛惊恐万状。他结巴着说，你，你，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我直视着他，一字一句地对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妹妹？我干嘛？我要给你找书看！

    我丢开他，穿上衣服，穿上鞋，直奔图书馆而去。在图书馆里，我给他找到了路遥的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想到如果马上拿回去给他，这时他的妹妹一定在宿舍里了，我和他说话不方便，他们兄妹说话也不方便，于是我找了个位子，打开路遥的这本书，重温当年温暖了我的那些故事那些人物那些语言那些亲情友情和最值得珍重的爱情。我的目光一再被泪水所模糊，使我不得不一再中断阅读，从书本中抬起头来，摘下眼镜，擦拭洒在眼镜上的泪水，然后，再戴上。我偶尔抬起头，遥望窗外的郁郁葱葱的松柏遥望博雅塔的塔顶的时候，我知道我正享受在路遥为我所营造的氛围中，孤独但分明是幸福地享受着这午后的秋日的暖暖的阳光和温情。路遥和我同在。路遥和光尘同在。

    我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我思考杜博士的性格的形成，也许因为是男孩、是长子、从小的学习成绩又特别好，于是父母老师同学邻居街坊都那么哄着捧着甚至供着，于是才有了以个人为中心，不知道关心别人，不在意别人的感受，缺少甚至没有公共生活的常识吧？又也许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只教导只在意我们如何考试，而关于学习的目的被大大遮蔽了吧？我们有没有追问过我们考我们那些试的时候，我们快乐吗？我们的快乐是因为考试考得好而快乐还是因为学习本身而快乐？我们还有民抱物与的情怀吗？别人在我们的眼里是什么？我们自己又是什么？我们还有人类意识吗？当马克思说所有关于人类的幸福我都关心的时候，我们会耻笑他吧？当韦伯说他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终身志业的时候，我们的博士硕士们又有多少知道什么叫学术？我们也许会嘲笑盖茨吧，这个傻叉居然把他的那么多钱都给捐出去，而捐出去的理由居然是他相信这些钱可以换回遥远的非洲的许多仅仅是因为缺钱而不能治愈本可以治愈的孩子们的疾病以延续他们的生命！切，遥远的非洲的孩子管我屁事！

    一句话，这位杜博士，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不懂得分享。

    图书馆闭馆的音乐响了。我合上书，对自己说，这本书杜博士真的该看。他应该知道，他的妹妹是应该被他关心的，他的家人是应该被他关心的，他的同宿舍的我的感受他是应该在意的。而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和他同龄的而没有机会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的人并不仅仅是他们不如他聪明，不如他会读书。作为一个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受惠者，他对于自己的同胞是应该有一种责任一种义务的。而这种责任这种义务不仅仅体现在自己的专业上，还应该体现在自己的所有的伦常日用中。尽管我们谁都不是圣人，但我们却不能因为我们不是圣人或者成不了圣人就去作践自己，就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期待。

    我回到了宿舍。杜博士一个人在计算前依旧在运算。听到我回来，像往常一样没有吱声。我看到他的脸色很难看。他一定还在生我的气。

    我走到他跟前，站定了，深鞠一躬，对他说，杜博士，我为我下午的行为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这本三卷本的书，是路遥的，当年曾经深深影响了我。我觉得你该看看，你尤其应该看看孙少萍是怎么对待他妹妹的。

    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我和我手中的书一眼。当然，也没有扯过书一甩手给我仍窗外或者地下。

    我走到我的床前，把书放在他的靠窗的书桌上，然后出去洗漱。一夜无话。第二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他依旧在做运算，但我发现有一本书在他的床上了。我窃喜。

    第三天中午我回去的时候，——我一般中午不回去，我发现他在计算机前开着机器看这本书呢。

    第五天晚上十点半，我回到宿舍推开房门的时候，我一眼发现他正坐在我的床头上呢。他的桌上整齐地放着那三册书。

    我对他说，怎么未经我的允许坐到了我的床上呢？

    他的脸红了，像传说中的，红到了脖子根。他站起来，把书双手端着递到我面前，诚恳地对我说，老大，我向你表示深刻的忏悔。谢谢你。

    我回答他，不用啊，这么好的东西，拿给你，我并不曾失去什么。

    他说，我却得到了很多。

    这样说着的时候，他的眼睛忽然一亮，说，呀，原来这就是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