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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科研”史

(2014-09-09 15: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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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研

分类: 教育亂彈

 

(一)

永文君是我在进修学校的同事。有一次,他义愤填膺地告诉我,他偷听到本单位两位教研员在说,“教科研毫无用处。”作为“科研员”,他顿时觉得自己的职业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挑战:

“身为教研员,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永文君的遭遇,我虽则十分同情,可说句老实话,那两个教研员的窃窃私语一点不错。

在学校(毋庸说区域)推行“教育科研”,本身就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可笑做法,因为它既不是“教育”,也绝对算不上“科研”,更多的时候,它毋宁说是一种“无事生非”。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我无须多说。可是,为何领导们一再要强调“教科研”,难道“教科研”真的就是所谓的“教育的第一生产力”么?

在“新课改”之前,“教育科研”大概是指“教科所”的几个工作人员,抽空去调研一些数据,以此得出几条教育政策方面的依据。这些研究人员的工作寂寞而清贫。后来,随着“新课改”的提出,不知怎么的,教科研一下子身价百倍,不光是局长校长,连一般的教师百姓,也都去“科研”了:课题、论文、案例、叙事,大家津津乐道于“教育科研”的神圣与美妙,津津乐道于“科研过程”中的爱与怕,津津乐道与“科研成果”对于教学的反哺作用(Trust me,那绝对是一派谎言!)有趣的是,很少有人明白到底何为“科研”,大家耳闻目睹的,只是“科研”养活了一小撮人:他们以“专家”的面目,指导老师去做课题写论文(虽则他们自己未必能做出像样的研究,就像股评家未必擅长于炒股),并且率先成为能过上小康生活的少数教师白领。

为什么“教科研”的命一夜之间就可以翻转,哪怕其实际结果只是让教育生活从此变得更加水深火热?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大致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是评价依附问题。“教科研”既然重要,于是在评职、评优时,必须考虑“科研”的能力和成果。而能做这一评价的,当然是所谓的“专家”:他们不仅被认为有学问,还掌握了评价的大印。

不幸的是,“专家”一旦被养尊处优惯了,便只会“到处骗大家”。他们的学术水平,他们的道德品行,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鄙夷。据说有人想要课题立项,得先和专家“潜规则”一下,这样的做法,与娱乐界何异?

教育界有所谓的“白道”和“黑道”,上述“专家”应该隶属于“白道”。“白道”的特点是:权力大,肥水多;人品坏,恶事多;水平差,效率低。

其二是“进化” 的冲动乃至决心。一般来说,中小学的教师“出身”不好。领导和专家经常谆谆告诫他们,必须从最基础、最实践的事儿做起,不要自作聪明地去研究那些理论性的、思辨性的道理,因为这是大学学者的地盘。这话的另一层意思是,中小学教师只能教教书,他们不懂也轮不到去“做研究”。于是,处于底层的中小学教师,对“理论”羡慕嫉妒恨,以为那是横亘在他们进化道路上的一块巨石。如今,借助“教科研”进校园之风,自己好歹沾染到了“学问”的气味,于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竟光荣得有点虚荣了。靠“科研”率先“富裕”起来的人明白,惟有靠“科研”的经历和成果,他们才能在人面前显得有文化,才能进入主流话语圈,才能被学术上流社会认同——虽然事实上他们大多被撞得头破血流,血本无归。

在这场从猴子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只有校长、局长等领导真正借了“教科研”的名义,要么发财,要么发迹。当然,在这过程中,他们并非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成人”甚至“成仙”,而是彻底将“教科研”功利化、妖魔化了。

事实上,“教科研”带来的恶果,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无疑是“假大空”:既无实证的做法和数据,也无严谨的写作规范,更无思想上的提升,而所谓的“成果”,只是为了获奖需要而杜撰、拼凑而成。用这样的“教科研”去要求教师,去评价教师,岂非笑话?他们的“学术”水平,他们的“文化力”,甚至他们对教育教学的更新思考,怎么能依靠这种“研究”?

是的,的确是笑话。明白了什么是“教科研”,我们还有理由对之毕恭毕敬、一丝不苟?

 

(二)

十年前,F先生到我所在学校任校长,并用竞聘上岗的方式对中层干部进行重新洗牌。我当时大概被认为读过几本书,貌似有点文化,被选拔为“教科室主任”。

虽然入阁了,但“教科室”到底要做那些事儿,却压根不知。后来,开了几次会,才明白:

1)如果你想养老,就“上传下达”,发发通知,组织教师上交课题、论文。

2)如果你想做“学问”或者维护“教科研”的名声,你就带头弄课题写论文,并且最好比一般的老师要强,免得他们说闲话。不过这样做比较冒险,万一同样的评比,人家拿了一等奖,你的只有鼓励奖,这可伤不起哇!难怪很多教科室主任(不用说校长领导了)从不参加论文评比。

3)如果你还想保持教育的理想和热情,你就再找点事儿做,譬如课程的开发,譬如学校文化的建设,譬如教学的管理,等等,虽然这些事并非你想象中那般高尚纯洁。

4)还有人说,教科室主任因为“专业性强”,得经常给校长做参谋,简单地说,他必须是校长的“军师”。

对这些“职责”,我既好奇又严格执行,甚至还给自己写作了一份《教科室主任职责》,以此作为监督鞭策。

可是不久,问题就来了:

1)“上传下达”的事自然绝对不能做,这有违于自己的工作道德。不仅如此,我还得“欺上瞒下”——因为上面的许多指令毫无道理,没必要让下面的老百姓知道并去无故流汗。

有一次我告诉校长,对于上面(比如说教育局或者进修学校一类的“上级部门”)布置的任务,我们需要选择应对:关乎教师直接利益的,坚决要求百姓执行;关乎学校直接利益的,坚决由相关部门完成;不太紧急但关乎“发展性”意义的,选择性执行;无关本地“利益”的纯粹衙门事务,坚决不执行(大不了被点名批评)。我这样说,其实是给自己壮胆,因为上面要求的诸如培训、研讨一类的活,不光老百姓厌恶,我自己也觉得无趣。

话虽如此,校长自有他的打算,而且他或许担心我对他下达的任务也会照搬应对,所以对我的提议不置可否。我第一次觉得“军师”不好做,远没有奴才那样简单。

2)什么是课题?什么是科研?

这两个问题,我至今还不是特别清楚。刚做教科室主任时,以为“教科研”很学术,便认真阅读了文秋芳、刘润之以及一些老外撰写的“科研入门”书(这些人都是外语专业背景的,后来我才知还有专门以“教育科研”为自身专业的人),虽然收获不大,但觉得有被挑战的快感。看维基百科,其中的“教育科研”是这样定义的:

Educational research refers to a variety of methods, in which individuals evaluate different aspects of education including: “student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 training, and classroom dynamics.”

但同时又指出:educational research must be conducted in a rigorous and systematic way.这让我异常兴奋,仿佛初出茅庐的花花公子,既学到了狎妓的理论,又有了上床的决心。我对教科研(包括课题论文)充满自信,也充满他信。

当时学校几乎没有人弄过“课题”。我现炒现卖,在研习了课题方案的结构之后,为教师们提供了数十个“参考题目”,规定“中层以上必须上交一项”,并身先士卒,写作了好几个方案供人选用。这样的结果,是学校在区里立项的课题数量猛然从一穷二白变至名列前茅。

然而这样的成就带来的兴奋感没能维持太久。因为方案只是个schedule,并不能替代研究本身,更不能摇身变为“成果”。诸多课题立项之后,老师们根本无从下手,连抄袭、说假话都不会。

我终于明白,所谓的“课题”,只是学校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无关普通老师鸟事。对普通老师来说,科研或者课题太高太大太上,而实际工作太琐太碎太细。要想他们抽空去奢靡做“教科研”,除非有两个起码的动力:其一,能靠科研评职称;其二,能真的促进教学,解决实际的问题。

于是,我放弃了学校“龙头课题”、“中心课题”的念头,老老实实地和老师们一起讨论教学的具体问题,并设计一种“小课题”的模子去套用。——万一运气好,他们因此整出的论文能获奖能发表,这至少还算是一件好人好事吧!

但是这样做,离我原先以为的“科研”似乎越来越远。“不能从原点走向原点。”这是我对“研究”设定的底线,可是现在,这么多年内,我一直围着“原点”打圈。后来,在《一篇未发布的演讲稿》中,我公开宣称:

教科室的设立实在是多余,学校科研的提倡实在有些过头。……现在该回到“教学研究”、“学科研究”,真正脚踏实地地从事教学,而不是大张旗鼓地以科研的名义来坑害教师、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了!

3)教科室主任是干什么的?

假设教科研只是用来坑害教师的,假设学校的教科室的设立是多余的,那么“教科室主任”还能做什么呢?

F校长不懂科研(我怀疑他也不主张“科研兴校”),所以有一次找我说:科研我不懂,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吧,别跟我汇报。不过如果缺钱,就找我吧!

这话让我终身难忘。说句老实话,我做了这么多年“教科研”,知道这玩意压根不需要什么钱,所谓的“课题经费”,不是落入专家的钱包,就是落入领导的腰包。F校长这么说,意味着他把起码的权力和自由,统统交付给了我。

我果然摆出一副“懂科研”的姿态,从不理会校长。当时我主持一个区域性英语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课题,区里有领导劝我把“课题主持人”一栏写成校长。我反问:他又不懂英语也没时间参与,为什么要写他的名字?

若干年之后,F校长告诉我,当年他不是不知道学校课题的负责人应该是校长,也不是说他气量大愿意给我充分自由,而实在是因为我“不懂”,不想挑明。

原来如此!

不懂的还不止这些。F校长调离之后,J校长接任。他找到我,说自己原先学校里有一个课题尚未结题,问我能否接手。我一阵疑惑:你自己的课题为什么要我来接手?

又有一次,J校长告诫我:作为教科室主任,你必须对校长负责,充当智囊作用。我当场反驳:以前我确实有这个想法,现在发现,教科室主任的最大价值,是他思想上的独立,而不是对任何一个领导的附庸。至于你说的“对校长负责”,我更加不同意,因为我最应该负责的,是学校里的老师。

可以猜想,J校长当时恨不得给我两巴掌,但他居然没有。这是我的可庆幸之处,也是他的可庆幸之处。

前年,我的兄弟康强君做了校长,我正式向他提出辞去教科室主任一职。康强君火冒三丈:“我刚做了校长,你就给我撂挑子?”看在兄弟情谊上,我再不提这事了,但在心底,却早已远离“教科”这一行业。

(三)

有老师问:如何写论文?

在以前,我肯定会列出一二三四条的科研方法;现在,我只说两个字:真实。

教师的写作,有三个阶段:一是有需求阶段。你要评职称,你就得写论文,哪怕论文很恶心很八股,哪怕你得用潜规则买通所谓的“专家”;二是有要求阶段。虽然你教书不错,但领导对你有额外的科研要求,要你定期反思教学,写出文章。这个任务对你有好处,但因为被逼,你未免焦灼;三是有追求阶段。职称搞定了,资格也老了,没人管得了你了,现在,如果你依然对教育有好感,如果依然想做点研究写点东西,那么,拿起笔来吧!这个时候,你的写作一定是真实而自由的。

可是,真实而自由的境界,到底有多少人能够达到呢?

 

 

王小庆,20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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