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姓氏录体现的矛盾：日本九世纪嵯峨天皇让藤原氏编写了一部《姓氏录》，这是天皇原意要模仿唐朝姓氏著作，但是最终成为藤原氏专权的宣传工具，这部著作的编写过程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发展矛盾的情况。日本原始宗教崇拜八百万神，是最典型的多神论崇拜国家，在圣德太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族统治，开始改革运动，其中主要的就是推行一神论，用佛教取代多神论宗教，增强皇族领导力，增强中央集权力量。他制定的十二冠位制也适应日本狭小国土，便于行使中央权力。圣德太子在大陆移民支持下的改革顺应历史发展，也让日本富国强民，其反对力量主要是物部氏和中臣氏，在推翻旧贵族的斗争中，圣德太子联合苏我氏和大陆移民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推古朝以后，日本旧贵族力量反扑，不仅圣德太子家族和苏我氏被灭，而且大陆移民也受到严重压制，这些旧贵族中的核心力量就是被圣德太子等镇压的中臣氏，也就是后来的藤原氏。日本的这次反动不仅造成国力倒退，丢失在朝鲜半岛的任那，也弱到连新罗都打不过，直到持统天皇时对大陆移民才有所重视。到九世纪日本内部矛盾仍然复杂，由于官制改为四十八级，少的也有二十多级，造成众多官吏，在日本狭小的领土用十二级就可以，官吏的众多造成职权分散，权力弱化，众多官员也让财政困难，迫使天皇不得不让皇族降格臣籍，也弱化了皇权和皇族。嵯峨天皇就是在把皇族降为源氏，皇权在削弱的背景下让藤原氏写姓氏录的。藤原氏此时正逐步走向专权的地位，但是在八色姓中，藤原氏和中臣氏都仅是第二级朝臣，和他们平级的有五十多，上面还有十多个真人级别，怎样突出藤原氏，确保其专权地位成为写姓氏录的重要基础。从现代保存的记载一千多姓氏的姓氏录中可以看到藤原氏采取的策略：首先是把全部姓氏分为皇别、神别、藩国、杂姓四类，从这四类就能看出谁专权了，无疑神别是最大的，原来都是天皇自称神，现在神不再是皇族了，中臣氏原本就是崇拜多神教，藤原氏也是把自己列入神别，而且连皇族都没成神，藤原氏成为神族的第一姓氏，而且在神族中分天神、天孙、地祗，用来区别本土官吏，俨然成了八百万神的首脑。对皇族采用的策略是分化，按理天皇是没有姓氏，但他把过去列入真人的很多贵族随便加上皇族血统，和源氏等降为臣籍的统称皇别，既能避免真人级贵族和自己争色姓，也贬低了皇族的尊严和影响。这样无形中就把天皇和皇族实际架空和弱化，不能再和藤原神族对抗了，这是后来藤原氏百年专权的舆论基础，也是造成日本中央集权弱化，以后数百年经常割据战争、权臣统治的重要原因。这个姓氏录另外重要特点就是把大陆移民边缘化，移民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主体，甚至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如今把大陆移民都列入藩国，排在所谓神族之下，自然无形中造成民族分化和歧视。对大陆移民贬低丑化最厉害的是对天皇最忠诚的司马氏家族，来削弱效忠天皇的势力。姓氏录中，献舍利推崇佛法的司马达等和替天皇出家的司马多须奈都没有出现，推古时代支持圣德太子的司马止利也没有出现，这些曾积极对抗多神教和中臣氏的自然讨厌，也会影响神族首领的威望，在姓氏录中比列入藩国贬低得更厉害。司马达等后裔的坂田氏仅列入村主地位，司马氏被说是从百济来的，用的坂田氏列入百济藩国姓氏，比如在推古时代就已经是十二冠位第三的司马止利用过的鞍作氏，在姓氏录没有，其中的鞍部氏也没有，因为日本写汉字的简化习惯，鞍部往往写成安部和案部，在日本的色姓地位虽然一度被贬低，但到淳和天皇时代，司马氏的坂田氏地位很高，在淳和天皇重用从三品坂田弘贞时，也有很多安部氏任四五品官，而且色姓都是朝臣级，到仁明天皇，藤原氏专权后，几乎不再有了。在日本佛教界起领导作用的司马氏，自然是多神教旧势力最厌恶的，要在姓氏录中尽量抹杀和贬低。圣德太子自称是大陆晋朝人，经过转世到了日本，对司马氏和晋朝大陆有感情，藤原氏编写的姓氏录却完全不写司马氏和晋朝移民，甚至不愿把晋朝列入他已经贬低的藩国中，也体现了对圣德太子和司马氏晋朝的敌视，这在本质上造成了曾经迁到日本的大量晋朝移民姓氏都被隐没或丑化、异化。也可以肯定天皇在对抗藤原氏专权时，也提拔任用过大陆移民力量，对大陆移民姓氏提升，以限制越来越强的藤原氏专权，淳和天皇重用坂田弘贞刚升到从三位就莫名地禅让给仁明天皇，而坂田弘贞不久壮年病故，同时那些新升迁的安部氏也不再升迁，也体现这期间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