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非典五周年。
五年前的今天我被释放出狱了。关了一个星期有余,每天倚窗户看风景,不胜惆怅。我告诉一网友我知道了自由多宝贵,姐们儿她当即把这行字转贴到一地方,登时招来大堆评论,安慰同情鼓励告别的,好像我就此踏上不归路去了也。其实我跟她说了,就是得上了非典我也能过,没理由就此结束,还有爹妈、孩子和工作呢。这也被她抽风激赏了一通。非典时候人都闲毛了,逮个什么就大惊小怪。
那场瘟疫的消息怎么传到我耳朵的,好像是办公室一哥们儿神秘状努嘴告诉别人那边那楼也来救护车了,穿白大褂的。然后空气和网络里传说有一姓蒋的泄露了重要机密。一天后我已经弄明白世上出了什么事。老板是一干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怕员工偷懒的老板。我找他说叉总,放吧,文字工作可以回家干,要求到点儿开MSN就行了,不开算旷工;这楼里要出一个发烧的,你就兜不住了,别提照常工作了。第二天全楼都放了。编务的家里没电脑,让她把办公室的搬回去,还靠她记考勤呢。我们是全北京放羊比较早的单位,多亏了网络时代才有这可行性。
那时北京城突然空旷了,一条长安街明晃晃直通西山。民工退潮样哗哗都往家乡跑,脚慢的被圈住了待在工棚。疑似大学生从铁丝网后和记者对望的照片贴在网上。北京周围的路被挖断了,人民群众就跟看鬼子炮楼一样看北京。娱乐场所偃旗息鼓。许多人本来不过夜生活已经不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了,非典却做到了让全社会安静下来,反躬自省。
五一节前三天,和我们家关系密切的一个人发高烧,我们立刻主动自我禁闭,出门会吓死院里人的。次日,医务室来通知了说不要出门,接着电话就狂响不停,各有关部门轮番做调查,询问接触史。刚离家回到他自己住处的老兄也被要求呆着别动。这下全家分作三摊,另一摊是老爹因肺癌住在医院里。每个人都有嫌疑,因为那家伙和我们每人都有接触。生活倒没什么不方便。家属委员会来电话问要什么菜,给买来,按下门铃就跑。保姆开门拿菜,从来没看见活雷锋是谁,就听电梯朝楼下狂奔而去。钱,是事后一块结的。要是那次我们家人都趴下了,就赚了好几天的菜钱。
按医务室的要求我们每天报告体温。最可疑的是我侄子,我估计他量没量都难说。他打网游,乐得可以理直气壮不出他房门。老娘老年痴呆加膀胱癌手术后精神错乱,倒也不会跟着起急。我从MSN上抬头,扫视外面春光明媚的天空和地平线。一个人几天不出去本非大事,关键在于这是被迫的,而且不知道下个半天里谁的体温计读数会抬升。医务室说了,有一个不正常,全家去医院,楼道要消毒。那得多麻烦呀,我们岂非全院的罪人!
一兵妹妹发短信说,她们传达了,非典病毒比较轻,漂在空气上层。我说那咋办,你们那现在满地爬兵?
那期杂志“编辑的话”,我这么写的:
一个很美的、没有沙尘暴的春天,很远的山影都能一览无余。
一件代替了沙尘暴的事情,如此贪婪地透支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我们不再有兴趣谈它。
学者们深沉地谆谆指出:人类历史与病毒相比是何其短暂!但是多数人顾不上那么深沉。人们发现身边近距离的生活忽生巨变。一瞬间没有了夜宴的推觥交盏,没有了歌厅网吧,甚至西部山野间也没有了被认为最朴素勇敢、自由、本质上区别于纸醉金迷的那些旅人的矫健身影。我们已习惯了理所当然地占据世界中心,忽然间在这个春天,发现自己的选择有限。
于是出现了一片回归的心潮。赞颂读书、自省、寂寞的声音响起,早忘了怎么聆听家人言语的浪子纷纷回头。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对大工业迅猛发展时期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己的关系的研究热潮的人,有兴趣的话,不妨借现在这个实验室般的社会环境,揣摩一下那些学者当年的思路。不过,问候的短信提醒我们这毕竟是21世纪,比起杜甫给李白的一声问讯在路上要走半年,已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了。
回归,我们能到哪里去?凭窗而望,远山依依如旧。
那个发烧的人的一个同事也发烧了。医务室说,要是给他用抗生素无效,就可以判定为非典。但他退烧了,然后又烧上去。后来医务室的张医生说,他就是非典,走运没闹严重而已,还有那时候能不诊断是就不诊断是。我和老爹每天互报情况,很安详,都不是真相信自己处在危险中。我偶尔想象过媒体说的,患者到后期从抢救床上狂喷毒液,弄的医护人员满身都是。想到这样场面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惹麻烦。还想,这么折腾人的病,倘若父母染上了,恐怕没机会挺过去。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解除隔离,所有人又聚一起。当时北京城仍被农民围困着,世界上124个国家宣布不让中国人去。到五月中旬,街上才开始恢复热闹,人们戴着各种设计的口罩,演出一道时尚风暴,有一天我戴上胸卡拿着相机专门去照。人管不了人的很多事,但天能管,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毒就让志得意满的人们改变了行为方式。可是影响能有多久呢?多少人从中体会到了我们是本质上听命于自然的呢?
隔离期间我手机坏了。解除那天我第一件事出去买手机,刚把卡插进新手机,短信声音就接二连三叮叮咕咕响了老久。同时一个暴躁的铃声打进来,老板:你什么时候上班啊?我说我刚解除。我知道你解除了,他说,上班!
我k!
插入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