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珍贵的合影，摄于1928年春天的法国。左为巴金，右为詹剑峰，中间站着的，就是后来国立安徽大学训导处处长桂丹华）

寻访王聪的念头，很早的时候就非常强烈。1973年工农兵上大学，大队向上推荐的名单，最先是我，但到公社政审，翻阅到家父的“历史问题”，就被刷了下来。家父的“历史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不仅纠缠了他后半辈子，而且最终还是死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家父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17岁，并不清楚这个“历史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但从家里人的口中，知道是家父知交中一个叫王聪的人，在交待自己问题时，把家父也牵扯了进去。因此对王聪一直抱有强烈的记恨，特别是知道公社政审将自己刷下来的那天夜晚，茫无目的地疾走在乡野的小路上，咬牙切齿，真恨不得带一把刀，把那个叫王聪的人，寻出来给一刀剁了。

千年之交，开始对安庆城的历史发生兴趣，就有意识去读一些文史文章，在一篇介绍上世纪30年代初安庆文艺界状况的文章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这就是“王聪”。不过这个王聪与一份叫《百灵》的杂志相关联，而这个《百灵》以及它的编辑者——安徽省立高中百灵文艺社，后来又为左联（中国左冀作家联盟）所接受，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左联安徽分盟。按现在的话说，此王聪以及他的同伴，当时属于“热血文艺青年”。而家父知交王聪，解放后则在劳改农场接受思想改造，直至最后黯然老死。两个王聪，两个不同的人生境界，很难将他们连到一起。尽管如此，还是存有一丝幻想，或许历史上的《百灵》杂志创办者，与家父知交王聪，就是同一个人？

我不能将家父与此王聪相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父是一位几何教师，解放之后，他先后服务于东流中学和贵池中学，与“文艺”基本没有什么关联。读过一篇怀念家父的文字，其中这样介绍家父：“身材偏矮，身着灰蓝色二五长袄，平顶头小长脸”。每天上课，总是“捧着教本和三角尺，匆匆走进教室。端正地站在讲台上，两手扶桌，双眼从系着麻线的破老花镜上望着天花板，拉长声调说‘同学们，现在我们以·点为圆心，以R为半径，画一个圆……’边讲边画。不用圆规，常常徒手画成正圆。”此时的家父，不修边幅，不重仪表，“当黑板上写满字时，他似乎来不及拿粉板刷，却用右手扯着袄袖擦起黑板来！擦了写，写了又擦，不知多少回。”接触过不少贵池中学毕业且对家父十分敬重的学生，提到家父，也都有同样印象。这种状态中生存的家父，与创办《百灵》杂志的热血文艺青年王聪，距离也实在太远了些。

家父认识的王聪，抗战中多方辗转，于1946年初回到安庆，在国立安徽大学工作，不过不是做教学，而是在训导处生活管理组任组长。国立安徽大学的训导处，当时设有4个组，分别为生活管理组、课外活动组、体育组、卫生组（后改为校医室）。训导处的处长，是桂丹华，总务处长为胡子穆。桂丹华1902年生于桐城，早年就读于桐城天城中学，1924年在北京平民大学肄业，1925年去莫斯科马列学院求学，后转至法国都鲁斯大学法学院政法系入读，1931年毕业。在此期间，桂丹华与巴金交往密切，并于1928年与巴金、詹剑峰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1946年，王聪在训导处生活管理组任职不久，感受到人手不足，便向桂丹华推荐了家父。此时家父由四川万县转到了武汉，应聘在一家民办中学任教。接到王聪的邀请，家父兴奋不已，于这年10月，带着家小，匆匆赶回安庆。这之后3年多时间，家父一直协助王聪，在安徽大学训导处生活管理组，做一些救助贫困学生读书的事务工作。

（本文为《寻访王聪》之一，未完，待续）

（1932年秋出版的《百灵》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封面）

（家父张道元，摄于1967年。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家父的胸前，也戴有毛泽东像章。照片拍摄地，是我们住的老宅子聚星里，此楼建于民国初年）

（1934年春节前后，安徽省高级中学教育研究会的全体干事及指导员，在学校举行了个小型联欢会。会后，大家在一起进行了合影留念）

（旧时的龙门口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