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辈，在市集上买卖的，是自己胼手胝足在土地上种出来的庄稼、起早贪黑喂养的牲畜，还有各种自己亲手制作的生活器物。而对生活在城市中的现代人，“赶集”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词，去菜市场和超市买到的东西，都已经过了若干次转手。

　　不过，已经举行4次的“有机农夫市集”和其他的社区农夫市集，让人们有机会重拾古风，与种庄稼养鸡养蜂的农户面对面地交流，买到几个小时前还在泥土里生长的新鲜蔬菜。“农夫市集”在西方城市，已经蓬勃发展了起来，但在中国，这还是个新鲜的东西。“这其实是很古老的赶集传统，大家在市集上买东西，交朋友。”市集的志愿者组织者之一、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中国项目官员常天乐这样说。在她看来，这样的市集可以让消费者和农户面对面沟通交流，“大家都是朋友”，增加彼此的信任程度。而信任，正是当下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消费流程当中，越来越匮乏的东西。

　　生活的艺术

　　北京有一些农场自己组织的相对规模较小的市集（Country Fair），但以消费者为主组织起来的市集并不多。“我们这个市集并不是最早的有机市集，有一位叫张映辉的女士去年5月也做过，不光有吃的，还有很多日用品。”常天乐介绍道。去那个市集的，大多是在京的外国人，也没有一直做下去。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最早的发起者是日本艺术家植村绘美，她一直从艺术的角度关注食品的生产，另一个核心组织者是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美国人类学家、富布赖特学者梅若琳（Caroline Merrifield）。植村周围的艺术家朋友都很积极地加入，因此前两届市集的地点充满艺术气息：第一次是在草场地的维他命空间，第二次是在方家胡同的Studio X。《艺术界》（Leap）杂志直接就把这个市集作为一个艺术行为作品来评论。

　　常天乐是从第三次开始加入的，也是核心的组织者。她更看重市集对于社区的影响。“以前来的外国人多，中国人少，对社区的影响力很小”。第三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市集的时候，明显中国人就多了起来，很多主妇模样的人认真地挑选着各种食品。3月12日，是第四次市集，又回到Studio X，早上10点市集正式开始，没多久，宽敞的空间里就挤满了人。“很多人是真心想来买菜，有个父亲是从劲松打车过来的（约有20公里）”。

　　植村绘美自己在京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包了一块地耕种，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本地有机农户。她们挑选农户很谨慎，“她每一家都去拜访，然后大家一起选择，谁来谁不能来都要很谨慎地挑选。但农户自己也很忙，经常到市集的头一天晚上，到底谁会来也还没定”。

　　虽然叫“有机市集”，邀请来的农户很多都没有去做有机认证。“规模小很难认证，成本也太高，”常天乐说道，“我们最想支持的，是最普通的无法进超市也没有能力做认证的农场和农民。但我们很诚实，没有认证我们就先告诉大家，没有认证。大家在彼此透明的基础上交流。”而且她认为人们对“有机”这个词，理解也千差万别：“有的人要求很高，对土壤和水、空气都有要求；有的人可能觉得不施化肥，不用化学杀虫剂就行”。3月12日的市集上，只有六合园一家有有机认证。消费者对此也很理解，早早去赶集的媒体从业人员雷丹就表示，“即使没有所谓的有机认证标志，有值得信赖的农户出产的相对安全的本地产品，我也很喜欢。毕竟有机认证对有些农户来说，存在门槛问题”。

　　喧闹的市集

　　和超市里那种人头攒动但彼此冷漠的购物环境不同，这种市集是相当热闹的。大厅里有一个充满艺术感的吉祥物，还常有年轻人带着吉他聚在一起唱歌。志愿者会用农户提供的农作物做南瓜汤、面包、沙拉等等，售卖的收入用于支持市集的运作。背着布袋子的文艺青年，和拎着菜篮子的大妈大爷，彼此喜滋滋地交流自己买到了什么，和农户聊天。农户也觉得这样的市集很好，北京圣林生态农庄的林剑觉得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最直接最真实的接触，绕过很多中间环节，让农夫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省去了很多麻烦（如假货问题、利润问题），消费者会真实地感受与农夫接触的感觉，至少我会有一种交朋友的感觉。”他每次市集都参加，还参加为市集运作而筹措的义卖，因为“组织者都是义务的”。市集总有一些成本，“草场地和方家胡同的场地都是朋友的，所以不用付钱，但是人大的场地还是象征性地付了500块钱。”常天乐介绍道。

　　六合园是第一次参加市集，六合园的技术员季老师感觉不错，“大家都很热情，反映特别好。大家都特别信任我们。而且基本上都不讲价，我们的菜卖5块一斤，其实挺贵的。但大家买得都挺多的。”他们是市集上唯一家卖草莓的，草莓迅速被一抢而空。“为了向消费者推介，他们的草莓其实降价卖了，本来30块一斤，20块就卖了。”常天乐说。六合园从市集回去之后，接到10多个消费者打来的电话，“可惜我们没法送货，只好让他们来农场了。”季老师有些遗憾。而圣林的林剑目前还没有感觉到市集给自己带来更多客户，“我相信这需要一个过程，前景应该很好。”

　　有机生活的门槛

　　在常天乐看来，农夫市集的核心理念在于“可持续性”：“农户生计的可持续、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根据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给决策者的建议，“中小规模、减少对外部依赖的生态农业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盲目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隐患很多”。互相了解，彼此信任也是他们所看重的：“市集上所有卖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来自哪一片土地。”而有机农夫市集的热闹，对于有机农户也是一种鼓励，“他们都要忍受周围人的不理解，还有严重的经济压力。这样可以让更多农户觉得有机农业是有前途的，更有信心”。

　　她经常会困惑，“到底是我们在帮助农户，还是农户在给我们面子，帮助我们？”几次市集下来，农户的数量并没有太大变化，进进出出都有。而参加有机农夫市集的农户的数量，也只占北京周边农户中很少的一部分。“我们想哪怕每周有一次，只要有农户来就行，但是他们其实很忙，人手也不足。来一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要采摘、准备介绍自己的材料，有的农户周末还要送货，来的话就会耽搁送货”。来参加市集的农户，都不是大型农场，而且很多都是为了自己的有机理念而苦苦支撑着，“比如德润屋的吉云亮，有一年亏得不行了，后来有人注资，才支撑了下来”，常天乐很感叹，“小农场全都是理想主义者，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故事”。季老师就说：“我们的老板来这七年了，一直没挣钱，但是还要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员工也只有努力宣传，让更多人知道。”

　　虽然有朋友帮忙找场地，通过互联网也能引来更多的消费者，渐渐有了口碑，但农夫市集也总要面对一些问题。“我们希望能进更多的社区，让消费者和农户能有更多机会面对面交流。”目前市集的时间和地点都无法固定，“理想的场地，位置要好，夏天要有户外的空间，最好还有厨房，能够现场做有机食物，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可以做讲座，最关键的是不收农户任何费用”，常天乐畅想着，“如果要收摊位费之类的费用，就又变成新的门槛了”。而且由于农户精力有限，也不敢太过密集。农夫市集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由政府划拨专门的地方，在固定的时间进行，“在中国还没有这种条件”。

　　另外一个问题，是消费有机农产品的门槛。愿意选择农夫市集产品的消费者，大多有一定经济能力，比如对市集很着迷的白领王萌萌就觉得，“知道价格会贵一点，但好歹是鸡是走地的，蔬菜是新鲜的。”但市集还是会遭到一些质疑，被认为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奢侈品。这也是常天乐她们所担心的，“特别害怕大家会觉得东西贵。因为减少了中间的流程，消费者和农户直接对接，事实上和超市里的有机产品相比，不是很贵。”不过，她也承认，“消费者还是有门槛的，他们需要接受、认同市集和农户的理念，来市集购物肯定不会像去超市一样”。

　　下一次的农夫市集，是4月16日，会在北京西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那一天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应该会是一次长途跋涉。但同类的市集也正呈现增多的趋势，回龙观的“绿之盟有机生活馆”是一群妈妈们操持的有机小店，也曾经参加过农夫市集，很快“她们也从消费者要变成组织者了，夏天我们会一起做市集。”常天乐笑着说。（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第一财经日报    周舒 王菲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