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马勒开始构思第二交响曲，这是一首大型的c小调交响乐作品，当时马勒第一交响曲墨迹还未干，第二交响曲的首乐章，被称作葬礼仪式，很快创作完成，但直到1891年，作曲家离开布达佩斯歌剧院去汉堡出任指挥前，乐谱一直淹没在他的手稿堆里。在汉堡，马勒引起了以新音乐的领军人物著称伟大指挥汉斯冯彪罗德的注意。当马勒为他在钢琴上演奏葬礼仪式的时候，彪罗却捂着耳朵，嘟囔着说：“如果我听到的是音乐，那我简直就是乐盲[…]与此相比，特里斯坦就是海顿交响曲。”

大师的话语丝毫没有影响马勒的创作热情，然而，汉堡歌剧院指挥的职务消耗了马勒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直到1893年夏天，作曲家在萨尔斯堡附近逗留，此时他重新回到c小调交响曲的创作上。不久他完成了行板的创作，这个草稿的写作占据了他整个创作生涯的5年时间：与此同时，他创作了份量相仿的音乐作品，Des Antonius von Padua Fischpredigt和新交响曲的谐谑曲乐章。马勒的创作以一种头晕目眩的速度在进展，但是当夏天结束时，当时马勒应该返回汉堡，他还没有动笔谱写末乐章，虽然，马勒早就写好了那首名为Urlicht的歌曲，是为魔弹射手声乐套曲而作，这首歌曲将作为交响曲末乐章引子的旋律。他所缺少的早已构思好的宏大合唱的尾声的唱词，他需要一些能够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相媲美的唱词。

1894年二月，彪罗去世，马勒在汉堡参加了他的葬礼。在葬礼仪式上，当: “在风琴台旁演唱克洛普斯托克的复活合唱时，他获得灵感。那就像一道闪电划过天空，脑海中的一些乐思都变得简洁，更为清晰了！” 回到家，他急忙写下了末乐章的初稿。实际上，末乐章是在夏天结束后的三个星期内完成的。马勒在颂歌上加了几条旋律，这不但拓展了诗中所蕴含的意境，而且改变了诗所传达出的信息。 

正如马勒在创作生涯初期养成的习惯，他首先构思了几个本质上相同的与交响曲程式化架构。在第一乐章中，英雄经历了漫长的“生命与命运的”的挣扎与斗争后倒在地上。回首自己的一生，他回想起一生中的幸福时刻（行板），然后回忆人类的残酷的混乱，活在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灵魂中（谐谑曲），他对自己乃至上帝都产生了绝望的情绪[…]。对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和演变彻底的厌恶，折磨直到他发出绝望的呼喊。

然后，远处闪耀着一道“Urlicht”（原光）。第四乐章中，英雄耳畔回响起“那些令人心激荡的平凡信念的唱词”的声音，带来了闪烁的点点希望。

然而，最终死神降临之前，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旅程。末乐章开篇处展现的是一幅令人恐惧的景象。最恐怖的一天已经降临到我们面前。大地在震颤，坟墓裂开了，魂灵站起来，无边无际的游行队伍向前行进，怜悯和宽恕的呼声在我们耳畔显得那么可怕。哀嚎变得愈加的可怖。我们的感觉抛弃了我们，当永恒的判决临近时，所有的直觉都不存在了。最后的号声响起了。启示录般的号角声响起了。接下来却是一片怪诞的沉寂，我们分辨不出远处的夜莺的啼叫，最后一声俗世生命的战栗回声。随后传来圣人和天主轻柔的合唱声““Rise again , yes , rise again thou wilt !”荣光闪耀的上帝来到我们面前，一道神奇的光照到我们心间，一切皆充满安静和福佑的静谧，看吧没有裁决，没有罪人，不仅仅只有人，没有伟大或者渺小。没有惩罚也没有奖赏，一种无可抵挡的爱意将福佑注入吾众之心间，点亮吾众世俗的生命。

与马勒那部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第一交响曲不同，他的第二交响曲只用了不过几年的时间就在音乐厅确立了其应有的地位。1895年，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理查施特劳斯安排上演了这首交响曲的头三个乐章，这场音乐会由马勒本人指挥。随后，评论界就指责年轻作曲家用他嘈杂的、夸张的撕心裂肺以及“残忍的，折磨人的不和谐音，敲打着观众的耳鼓”，九个月之后，马勒在柏林组织了整部交响曲的首演，这次演奏包括了独奏团员和合唱团。演出结束后，他对观众的热烈反响感到信心十足，但隔日的晨报又恢复了以往的论调，讽刺、挖苦式的攻击、非议。幸运的是，这种打击在那些杰出的指挥家崇拜者们，诸如阿瑟·尼基什和菲利克斯·韦恩加特纳，还有作曲家翰珀丁克的支持下逐渐平息了下去。1900年至1901年的冬天，慕尼黑的首演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马勒在大贝斯大教堂指挥第二交响曲。1903 年，施特劳斯组织了另外一场演奏，马勒和他的作品彻底征服了狂热的观众。

                                                            续一

注:最近几个月过的有些苦，马勒似乎更能符合这段时间的心境。通过他的音乐中人生、命运、生活的苦难更能体味自己所处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