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孙雯在27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报告会上的发言
很久以来，一直都想写一点文字，关于我的工作，关于我的同事。虽然我知道我的言语有限，文笔粗拙；虽然我也知道我笔尖即将流淌的声音里，永远不会爆发艳丽的梦想，不会渗透纯稚而晶莹的憧憬；虽然所有的鲜花、掌声和生命中的灿烂都远离我的世界，但是，我仍然想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中，散发出一点点温暖和清爽，与人共享。
曾经，我是一个年轻而又不算年轻的女警官，在上海西区的某个看守所从事监管工作，与那些被监管的在押人员打了十多年的交道。
十多年前，当我穿着一身稚气而朴素的衣服，背着简单的行李包走进警校大门时，我曾天真地以为，那些文学或者是文艺作品中娇俏神勇的形象和侠骨柔情式的描写，已快成为我生活中伸手可及的一部分了。然而，十年尽在弹指一挥间，其间虽无数次目睹那些戎装丽影在都市流转的霓虹之间穿梭，目睹节日天空的焰火，迸发出迷人的光彩，将跳跃的橄榄绿和凝重的藏青蓝渲染得缤纷而不失庄严。
但是，这所有的荣耀都距离我遥远。同是警察，我必须永远守候在那扇黑色的大铁门之后，在混杂着腐朽气息和阴暗罪孽的空间里尽忠职守，努力播撒阳光，播种春天。无论有过多少酸、甜、苦、辣、悲、喜、忧伤，都在这鲜为人知的氛围中缓缓消融、幻化，凝结成回忆，沉淀在岁月的轮回之中。它使我渐渐懂得：人生的平凡、快乐、幸福、痛苦、孤单、辛劳和努力原来都是这样的简单、明了。
我有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和永远不会长大的笑容，因此很少有人相信的我的身份和职业。凭心而论，监管工作的确不太适合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因为二十岁对于一个女孩而言，太美好，太靓丽，还有太多的色彩可以让你尽情挥霍。可是监管工作没有色彩，扎根于这片荒芜的沙漠，就注定从二十岁起必须学会解读生命中所有的丑恶与沧桑。从卖淫到偷窃，从诈骗到贪污，从故意伤害到吸毒贩毒，从十五、六岁的女孩到五、六十岁的老妪，这所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肮脏和无奈，就成为我所要面对的全部工作。
每天照料她们的生活与起居，管理她们的卫生和秩序，了解她们的案情和心情，关心她们的思想和健康，倾听她们的故事和诉说。监所工作，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相同和繁琐中不断延伸着。
我时常在午夜时分，为了巡监，独自穿越狭长的监区走廊。万籁俱寂的夜色中，聆听到皮鞋轻轻敲击地面的脚步声和脉搏与呼吸的碰撞声，令我感觉阴冷和不安。透过洞开的铁栅栏门，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蜷缩着的身体和一张张梦魇中仍不失惶惑与苍白的脸。风，在屋檐底下无声穿行，秋冬时节，偶尔会有飘雨从窗缝间渗落，我看见外面漆黑的天空，如同这个被暗夜所笼罩的监所，沉沉似永不醒来。每每此刻，我才深深体会出，选择警察，有时就等于选择了孤独。
有一年国庆，监内有一个女对象突发急性阑尾炎需送上海市监狱医院治疗。车子从临近郊区、僻静无声的看守所驶入繁华的市中心，当车子驶过繁华的外滩时，我看见漫天华灯盛放，彩花飞扬，勾勒出一幅醉人的夜景，在我眼中缓缓流动。那些和我身着一般制服的民警在路人艳羡和崇拜的目光里昂首挺胸，他们刚毅的背影在车子驶过的刹那，如同脚边的黄浦江水一样散发着动人的流光波影，让我无法久久凝视。我知道在他们身上，浓缩了多少人对于警察的敬慕，如同年少时期的我一样，正是为了这样一种感觉和想象而在执著。
但是，那些拥挤的观灯人群永远不会注意到身边疾驶而过的警车，不会注意到车上那个年轻女孩的安静神色，她的手和一个眉头紧蹙痛苦不堪的女犯铐在一起。她也是警察，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加班。但如果不是身边那个急需救治的女犯，在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中，她所能看到的全部世界就只有一小座被高墙铁栅和电网所圈住的黑暗城堡，以及那些关在城堡中挣扎、忏悔的“幽灵”。
我几乎从未听见过属于监管民警的喝彩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刮风、下雨、降雪或者是天空变得晴朗，也无论元旦、春节、国庆或者圣诞，我永远只能在远离大众视线的城市边缘，默默的完成自己的本职。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群体中工作，我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很多同龄女孩所无法体会的感动与满足。从开始接触在押人员起，我就要被迫面对很多年龄与经历都比我成熟与丰富的人，我知道自己与她们的交流永远不可能站到相同的起跑线上，但有一句话，却是我在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人员时都能大声告诉她们的，那便是：“我和你们最大的差别在于我能够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结婚、享尽天伦，但你们却已经失去了这种资格。”由于犯罪，她们的生存方式注定有异于常人，可正是在她们的反衬下，我才觉得能够这样每天上班下班，休闲外出购物，和同学派对聚会，能够在湛蓝的天空下自由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够随心所欲地走在雨后润湿的街道上都是一种幸福，我才会觉得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简单和平凡的生活。
那一年东海地震，我正在监所值班。当震感来袭时，监房内在押人员的骚动比地震本身还强烈。为了安抚她们的情绪，我一整夜坐在监室门口和她们聊天。当时，有一个女对象轻轻问我：“如果真的地震了，你会打开铁门让我们走吗？”我愣住了，好像从警至今都未想过这样的情形发生。在警校老师没有教过，在单位领导也不曾关照。我在那女犯好奇的目光中想了很久，告诉她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在你们还没有安全离开的情况下，我决不离开你们。”
那个女犯就这样盯着我看，似乎要将我脑海深处的所有思想都一一透析，最后她对我说了声：“谢谢。”那声音很轻，很坚定，也很温暖，温暖得让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女孩忽然间会热血沸腾，会萌生出很多感慨。说真的，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热爱这个职业，我工作的根本目的仅仅是为了有一份稳定而不菲薄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并且适当满足一下偶尔膨胀的物质欲望。但在她的一句“谢谢”声中，我忽然惊觉，除去那份薪水以外，自己的工作竟还能被这么多人所需要，所依赖，所肯定，我一直以为默默无闻、无从了解的监管工作还有如此真实的存在价值。
这种情形和感觉，一直在我的工作中不断蔓延着。
去年春节，所里召开了部分服刑人员的家属座谈会。寂静的会场上，家属和犯人分坐两边，间或传出的一两声抽泣为肃穆的会场气氛平添了几缕暖暖的忧郁。
家属中，他说：“孩子回家探亲，我发现快步认识他了，并不是说外形上有什么改变，而是他对我们的关心。他会在我拿扫把的时候递给我簸箕；会在吃完午饭时主动收拾碗筷；会在我快喝完的茶杯中，重新泡上滚烫的开水。他出事的时候，我很伤心，但我没哭，如今看到他变成我所希望的样子时，我却哭了。”；
她说：“结婚这么多年，也没听他说要为我做顿饭，上个月我来接见他，他忽然对我说，刑满释放后，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我烧饭。”；
他们又说：“我们来接见他时，想留些钱在他的大帐内，给他在这里买些吃的，他说什么也不肯，还告诉我们，这里一天三顿够吃的，家里条件不宽裕，他又闯了这么大的祸，这些钱省下来，还能补贴一些家用。”；
犯人中，有个小家伙自编自唱了首《一封家书》：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不要让我放心不下，虽然我走了弯路，但是我很悔恨。你们以前苦口婆心，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如今吞下这枚苦果，只能怪自己。警察叔叔对我的帮助，让我看清了人生方向，那些麻木不醒的生活，也该结束了。此致，敬礼，此致那个敬礼……
整个会场上，早已经是一片唏嘘。
有那么短短的一刹那，我眼前仿佛出现了繁花似锦的春天，那些鲜艳得几乎刺眼的色彩，如同发芽于荒芜沙漠中的希望，在这个冬意甚寒的季节里不断绽放和飘散开来，它让我在那些暗夜的日子里，在遗憾和孤独中，清楚地触摸到了不与人知的成就和满足。
十年了。
在这十年中，虽然一直顶着“警察”的神圣头衔，却从来也没有过冲锋陷阵或者浴血拚搏的经历。我以一个年轻女孩的身份回旋于一大群特殊的女人之间，在正邪的较量和情感的涤荡中不断成长并且成熟，亲手绘就的漫长画卷里刻满了对于人性的领悟和眷恋，无论成功、失败、骄傲、挫折，我都浸润了自己全部的理解和感动。
我所工作的这个环境，狭狭小小，如同风雨欲来的天空，布满了阴霾。而我，就好像是那些晴朗的日子里，不断流泻的灿烂阳光，透射阴霾，用心塑造出一片纯净的天空。
谨以此，献给那片围囿于黑色铁门后的凝重土地以及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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