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新感悟

——记3月6日与“老四川”吕彭郎在北京相见

在鸟巢合影（焦距没有对好）

    3月6日上午，我和唐由之教授夫妇约好，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就东风农场老工人的子女的眼病当面咨询。也就在这时，吕彭郎发来短信，他已经到了北京，我抓紧办完事，急急忙忙从石景山赶到奥体中心的水立方。在排队等待参观的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分别36年的老战友。

    吕彭郎这次和朋友两口子到黑龙江漠河北极村返回重庆，专门在北京转机停留一天，就是想来看看我。见到我后都顾不上参观了，希望赶紧找个地方，好好摆摆龙门阵。我马上打电话告诉月琴，中午12点我们赶到“楼外楼”，月琴在单间点了烤鸭等不少北京特色菜，没想到他们一来就推翻了这些菜，就要了几个简单的家常菜和一瓶“小二”，我们边吃边聊到2点后，又请到家里，喝台湾冻顶高山茶接着聊。不料，吕的朋友突然想起，自己的包包忘拿了，里面有身份证、相机、现金等，我一听，外衣都没穿就冲出门去，直奔“楼外楼”。幸亏包被服务员收交到收银台保管起来，有惊无险。吕的朋友说，他在四川广元是做饰品生意的，经常身带巨款走南闯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今天是太兴奋了。

    吕彭郎比我小两岁，但早到农场三年，是1965年从重庆支边到农场的“老四川”，当年农场的转业军人去重庆招人，说是到一个保密单位，不说地址只说信箱，硬是把他们骗到了农场。到农场再问这些招工的人，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把你们骗来参加革命，有什么不对。”

    吕彭郎和我有缘，都在四分场待过，我在“革命摇篮”三队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他在武装连六队。1970年初，我参加组建新场十分场，老场长王治平把他要了来，从此我们就在一起了。记得刚来不久，吕就悄悄跑回四分场，还刻肥皂章回了重庆，后因没有户口粮票，不得不又回到农场，副场长谢文明组织开了他的批判会，说他是逃兵，这在战争中是要枪毙的。吕本人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们在一起先后组建了场部、一连、十三连，接受，安置了大批上海、重庆知青。吕彭郎有知识有文化，聪明好学，为人随和有趣又有个性。他一直管后勤，跑寨子，弄菜、弄肉、弄水果，他与傣家人打成一片，很快学会了傣话，附近寨子里的老傣族无人不晓，都尊称他为“老吕”，尽管那时他才20多岁。寨子里的婚丧嫁娶都要请他去参加见证，甚至杀牛杀猪都留有“老吕”的一份。那时一下子来了成千上万的知青，农场的扩张政策和少数知青的偷鸡摸狗，很容易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弄得不好就会爆发民族冲突。但我们十分场，场群关系十分融洽，这里面就有“老吕”的功劳。

    我们这些六十开外的“耳顺”之人，这次见面谈得最多的却是老傣族。他说，当年在大勐龙商店，傣族看见里面有卖锁的，不知为何物，他给人家解释：这东西就像竹楼下面的篱笆，是用来挡外面的东西的，傣族还是理解不了，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他还跟我说傣族是个非常文明和谐的民族，家庭和睦相处，夫妻不吵架，父母不打孩子，没有家庭暴力。他谈傣族三大姓氏的由来，谈傣族的婚嫁习俗，让他感悟最深的是傣族人对自然的虔诚态度，他们知道人来于自然，也要归于自然。他们的丧葬，火化后不留遗骸，不留骨灰，而火化的过程和每年的悼念仪式又是那样的隆重热烈，追思绵绵……

    正是这些文化的熏陶，让他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1973年底，他退职返回了重庆，但对西双版纳的山水人情总是割舍不下。1998年，他大病一场，恢复健康后，这些年已经三次回农场，回到寨子里，傣族寨子里的老人与他相拥而泣，都说他乡音未改，打起鼓，敲起锣，起舞唱歌，用最隆重的仪式欢迎他——“我们的老吕”。

    前两年，到北京开会的农场领导，和老赖夫妇、我们一起吃饭，玉玲当过他们的老师，格外受到尊敬。老赖对我说：“你看，你看，咱们那些年不是白过了吗？”。这次和吕彭郎见面，忽然感悟到他的那些年过得多麽有滋有味啊！热爱自然，融入社会，逍遥自在，其乐无边。

    分手36年的老朋友，短暂的会面，长久的记忆，匆忙中我们又要分手了。我开车给他们送到机场，见到他们离去的背影，忽然想起怎么没给他们拍几张好照片呢，唉！真是不应该啊！回来后一定要写出文字，加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