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延安近十年,养育了一延、再延。这是他们在延安的唯一合影,也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照片。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他们当时随时做好到敌占区工作的准备,因此要隐姓埋名,不能留有照片。父亲原名:谢美善,改为:李源,李是我奶奶的姓。母亲原名:王芝秀,改名:王彬。只是在决定要撤离延安,到解放区去,他们才到延安的照相馆拍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这是从一张在延安抗大的合影中,裁剪出来的母亲的照片。看啊,我们的母亲多么年轻,潇洒,虽然条件艰苦,一身戎装,还是露出了额前的刘海,黑白相间的围巾,胸前别着两支钢笔,无不透着她的向往和追求。
这是1966年春节的全家福照片,是我们全家最美满的时期。一延北京女八中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我在北京65中入党,准备选送法国留学;老三在北京重点中学女一中读高二;老四考入工艺美术学校读中专;老五和老六都在东交民巷小学上学。
这是1966年冬天,文革开始后给父母在高检院大院里拍的一张合影,照片拍了没多久,父亲就被造反派关了起来,隔离审查不让回家,轮番批斗,拳脚相加,母亲也被揪了出来批斗,监督劳动。幸亏这张照片没有被造反派抄家时发现,因为照片中的母亲神情凝重,既没有戴像章,也没有举语录,而且身体还挡住“万寿”留下“无疆”两个大字。
1970年夏,我第一次探亲没有回北京,北京已经没有亲人了,老大在江西、我在云南、老三在山西、老四在河南、老五和老六都在湖北沙洋。我到武汉在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望接受救治的母亲。虽然,毛主席在办“五七”干校的最高指示中有老弱病残者除外的指示,但在林彪的一号通令下,造反派还是在1969年把病重的母亲逼上火车到湖北沙洋农场,母亲到那里后病情严重,被送到武汉医院救治。我选择了医院里树立的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背景,是企望这条语录能得到贯彻,治好母亲的病。
1970年夏天,一延从江西赶到武汉探望母亲,并告诉母亲她生了个女儿,父亲闻讯也从沙洋农场赶来,他们在照相馆拍了这张合影。可以看出,母亲病重,眼神忧郁,面部浮肿,而父亲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这也成了一延和母亲最后的合影。
1971年春天,父亲满怀喜悦到武汉接母亲回沙洋农场参加运动,说是要准备给她恢复组织生活。这是父母在驶往沙洋的船上甲板满怀期待的合影,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一起回来,竟成了他们俩最后的合影。
1971年春天,母亲回到沙洋农场,由于病重住进了农场医院,不能站立。我从病房搬了把椅子,放在鲜花围绕的草地上,给母亲拍了这张照片。春天到来,鲜花开放,希望母亲能沐浴在春风中。不料,当夏,母亲因不能满足造反派的要求,拒不检查,而被批斗,不幸在满腔愤怒中溘然离世,这成了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母亲生前最后的照片。母亲没有能够等到真正春天的到来,现在看来,只要坚持到那年秋天,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形势就开始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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