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东的接触屈指可数，电话联系两次、见面四次。
东东给我的印象是待人真挚、不善言辞，就知道“和和”的傻乐，笑声比较厚重，但不张扬，基本属于人说的“憨厚”，很舒服。
东东邀请过我，在电话里。“朗雪波吗？我是彭东会。”“你好呀。”“和和，我和江丽颖准备在X月X号结婚，你有时间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恭喜恭喜，在哪里准备？”“在岳阳，有时间过来吗？”“。。。不好意思。。。。最近有些事，可能过不来。。。。。你看。。。”“没关系，没关系，和和。。。。”“那先恭喜你们了。”“谢谢。。。和和。。。”“忙的怎么样啦？”“挺好的，有空到北京来吧。和和”“好的好的，一定一定。恭喜你们，再见。”“和和。。。再见。”挂了电话，我的心里有点隐隐的内疚，说不出是为什么。
在此之前，我和东东见过两次。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那是2000年上海双年展开幕之前的两天，我来到了上海。听何岸说有很多的展览在次期间开幕，有很多的艺术家都来到上海，他也参加了一个展览，希望我也去上海看看。我们在上海艺博会的门口碰见了，何岸说就住他那里，他和另一位哥们住在一起，“人蛮好，叫彭东会。就是跟我一起参加了《可爱》展览的那个。”哦，作品我在《可爱》的展览画册上见过，印象还挺深的。“冒得事撒，去了打地铺，岔的。”我们打车直奔澳门路的澳门宾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宾馆，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带眼镜、头发很短、比较结实的人，也就在二十五六左右，笑容非常憨厚。经何岸介绍：他就是彭东会。
那间房间很乱，很象何岸在北京的家，东西到处都是，但我的印象里最深的是巨大的卷他们作品的圆筒，就象两根定海神针一样竖在房间里。东东对于我的到来并不意外，而是不知道怎么招呼显的有点手足无措，看来社交上面他并不老练，但是“和和”的笑声一直挂在嘴角，对于一路劳累以及刚到异地慌乱而烦躁的我来说，却感到了一丝温暖。落座下来，大家都稍微进入了状态，我也是初来乍到，还不清楚状况，也就显得无话。他们就开始商量起自己资金的分配使用，要接待谁谁谁等展览工作的安排，他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谈论着圈里的人和事以及以后的期望甚至梦想。我安静的听着，只觉得他们意气风发，时而爆笑，我也跟着笑出了声。后面的几天我们在一起看展览、喝酒，说话也不多，相互之间保持着礼貌和克制，只是都在与何岸的言语间表现出了随意与放纵。
第二次见面是在武汉。就在快要过年的前几天的一天上午，我还在睡觉，接到了何岸的电话：“皮皮吧？我、皮力还有彭东会已经到武汉了，刚下火车，等哈我们就到你那里去，一起去过早！”没过一会儿伴随着何岸的大嗓门，他和东东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估计车上也没好好睡，东东的脸上带着倦意，依然憨厚的“和和”笑着，透出的慌乱与无措让我想起上海。“个狗，东东中午还要赶汽车回老家。本来直接到，硬是被我们拖下来的。走，走，一起过个早，他还要赶汽车，哈哈哈！”何岸大声的说笑着，东东也跟着“和和和”的憨笑，行李还是背在肩上。“东东，就在武汉多玩两天，再回去嘛。”我客套的说着，“和和，两年没回家过年了。。。。下次吧。。。和和。。”东东笑着说。后来我们在湖北美院门口和回家点卯的皮力、杨洋见了面，先到我刚装修的新家看了看，一起吃了汪师傅牛肉面，再一起来到省政府门口的欧式一条街，在上岛咖啡馆找了个靠窗的座，大家就胡侃起来。何岸一副精神亢奋的样子大声谈论着，并时不时的开着东东的玩笑，东东依然“和和”笑着看着他，好象何岸是开别人的玩笑，他只是一个听众，说到开心处，大家一起乐开了花，东倒西歪。当我们谈论着这条欧式一条街的建筑如何媚俗，我看见东东拿出了相机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回来了。“随便拍了几张，挺有意思的。”东东不好意思的说着，镜片后面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们，依然憨厚的笑着，宛如做错事的孩子。皮力谈起了后殖民主义的建筑样式，在我的记忆里是“。。。迪斯尼。。。。”东东认真的听着，这时候的他表情严肃，聚精会神。正在酣处，东东问起来什么时间可以到车站，来不来的及，何岸开心的笑着：“你Y着什么急呀，你以为这是北京呐，提前俩小时赶不上火车，等会儿我送你上车再回家还不行吗？”东东这个时候才稍显坦然，但在后面的调侃中，我发现东东的神情时不时的恍惚起来，好象只有坐上了开往家乡的车才会显的平静与安逸。我们控制着时间结束了聚会，把东东送到了车站，各自回家。
后面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处理着乱遭遭的生活和工作。其间在与何岸的电话联系中不时的听见了东东的消息：东东在北京办结婚酒宴时，大家怎么闹酒；圈里聚会，东东喝醉了酒时放肆无忌；东东过年回家，由于堵车，他赶掉了火车。。。。等等等等。我不断的想象着东东现场的各种表情，但是想来想去，依然是东东憨憨的笑容和镜片后大大的双眼。
第三次见面是在北京。我接到了何岸的电话，他和几位艺术家共同做了一个展览叫《跑、跳、爬、走》，很希望我去参加这个展览的开幕式，参与这个展览的庄辉、马云飞、张离几位以前都接触过，更有何岸、史金淞这样的武汉老朋友参加，我就乐得去看看。早听他们都在说东东帮着大家忙前忙后。在展览的开幕式上，我遇见了东东，相见如故，言语依然不多，他也忙与和相熟的朋友招呼着、聊着，却感觉分外亲近，犹如他也是参展艺术家。记得在展览开幕后的酒席上，那是在一个新疆餐厅里，人很多，摆了一长串的桌子，东东坐在远远的另一边，喝的有些高了，和旁边的人激烈的交谈着，时不时的“和和”大笑，坐在他旁边的西班牙人竟也无措的看着他，报以和善的微笑。第二天，我回到武汉。
第四次见面也是在北京。2003年初，武汉的朋友万异生在北京的舍尼画廊有一个展览，他也是一个好的心疼的人。我们一起来到北京，何岸到西站接了我们到他在通县的家，就说起东东、史金淞也租住在这个小区，前一段时间还被人骗了，约着何岸、史金淞和另一个朋友如何把骗子痛打一顿，说的眉飞色舞，连我都感觉身临其境。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北京的同学点卯，然后的安排就是大家一起去位于798的东京艺术工程看一个《惦记》的展览，然后何岸告诉我们东东也一起去，先在大北窑见面。初春的北京寒意逼人，站在大北窑的立交桥下看着东东匆匆走来，依然笑着，神情中略显一丝疲惫，穿着一件军绿色的“USARMY”，显得消瘦单薄，个子怎么变矮了？“和和，朗雪波，你好。”东东的语气依然真诚，我亲热的招呼着，询问着东东的近况，也听说没有见面的东东的妻子正在香港学习。在出租车上，何岸说起了今年的春节，东东又赶掉了回老家的火车，自己在北京度过了又一个春节。东东依旧憨笑着，眼神中划过一丝伤感。到了展览现场，东东又显得活跃起来，和熟人招呼着、聊着。我中途和另一位朋友开车去接我到北京出差的太太一起聚会，由于堵车，我们赶到酒桌的时候，大家已经喝的差不多了，很多艺术家，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都在快乐的聊着。张离、何岸热情的招呼我们坐下，我因为参与不了大家的话题而逐渐陌生起来，只有呆呆的夹菜和尴尬的笑着，“朗雪波，来，喝白酒吗？”东东的声音，我转头一看，东东就坐在我的左边，端着酒瓶，冲着我笑着，我记得我笑着拒绝了他，而是倒了一杯啤酒喝了下去，人也舒服了许多，东东于是放心的又与其他人斗起酒来，高谈阔论。而那丝关怀的眼神，令我无法忘记。第二天，在北京舍尼画廊万异生的展览现场，捧场的人不多，东东和我们去的早，他还特意剪了头发，精神了很多，我们在沙发上坐着，胡乱的有一搭没一搭的瞎聊着。过了两天，我们在何岸的家里和武汉的几个朋友聚餐，一直吃喝到了很晚，大家都很高兴，于是我们几个约着“斗地主”，打到一半，有一个朋友中途要回去，本来很高兴的我们一时找不到角儿，急的团团转，这时候史金淞想起了东东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就一个电话把东东叫了过来，东东来的时候很高兴，一听说是“斗地主”。连忙说“不会不会”，好容易有个想玩的，不会现教呀！万异生就做起了东东的指导，实习了几把之后，东东开始有模有样的摸牌抓牌了，还大着胆子当起了地主。于是大家开始了正式战斗，彩头不高，五块钱一把。何岸这时候急了：“东东，你Y真赌呀？房租还没交呐。”东东好象感觉挺没面子的，也急了：“操！关你Y什么事。”我们就说：“没事没事，输赢不大”。何岸一看东东急了，就跑到隔壁的房间上网，时不时的跑出来把东东数落几句，东东玩的很高兴，也不理他，“和和”的乐着。就这样我们打了一通宵，东东还是输了。
我一直觉得东东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接待我们这些朋友，没有款待、没有客套，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身边，让大家很舒服很高兴的一直到天亮。
回到武汉以后，非典流行。全国都处在恐慌之中，大家基本上都在美术同盟网络论坛上泡着，消磨着时间。我把何岸拉上了论坛，何岸把东东也拉上了论坛，我记得一上来就相互痛骂以示问候。那是一段温暖的日子，每天的习惯就是上论坛，跟跟贴，非常安全。彼此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
再后来我从何岸那里听到了东东的消息：东东遇见了一位很好的老板，去了上海做工程；东东在上海喝醉酒时和别人打架；醉酒时在马路中间接颖子的电话非常清醒。我依然想象着东东的表情，却怎么也想象不起来，只有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站在马路中间打电话；东东回北京住院了。。。。。
“东东，我是朗雪波。还好吗？”我从龚剑手里接过电话，“。。。还好。。。”东东的语气非常硬，他在忍受着治疗的巨大痛苦。“不多说了，好好休息，多保重！”“谢谢！”我挂了电话，心里很难受。但我一直乐观的以为着：白血病是可以治好的！一切都是那么有希望。东东会没事的。
。。。。。。。何岸在电话里的声音是颤抖嘶哑的，并不断的抽泣。
。。。。。。。。
我都没有想到我的记忆是如此的清晰，好象发生在昨天。我相信东东的朋友们都曾经感受到他的温暖，而这份温暖也会一直伴随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继续走下去，只不过现在东东在天堂，我们在人间。
朗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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