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程论创作
这样的情况，我们见到的太多了。
退一步讲，即使那些成名已久的、且一直在不停地写作和发表作品的作家，又能怎样呢？就作品数量而言，每每可以称得上是高产，但说到质量，却往往乏善可陈，大量的只是在同一水平层面上的重复，鲜有能超越他的成名之作的。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在为之惋惜之余，过去一度将此情形归因于他们受到世俗名利等的诱惑，或者意志不够顽强，减弱了对文学的热情，放慢甚至停下了追求的脚步，缪斯女神的垂爱自然不再眷顾。但现在，随着阅历的增加，也随着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的切身经验的累积，越来越体认到，固然不乏上述情况，但更为根本也更为普遍的原因还是，写作的进一步深入化带来的写作者自身能力的提高，视野的开阔，使他不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样，写作本身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它上升为一种每日间的搏击和争斗。当这种对立持续不止，写作者难以取胜、收获期望的果实时，他势必将陷入一种痛苦而无奈的境地。写作减少，甚至终止，便常常是这种对峙的结果，充满了一种悲壮的意味。
一个好的作家，一个能够让人对其创造力的不断更新抱有信心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应该总是不断地呈现出某种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总在自我超越。有追求的作家，不会满足于原地踏步，不肯同义屡陈，自我复制。
当然，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作家毕生实际上只写一部书”。的确，不同的作家，因为身世遭际、生活经验的不同，因为与之密切相关的生命感悟、美学观念的独特性，总是会或早或迟地聚焦于生存的某个侧面，生命中的某个题目，他的灵魂和它们最能够产生谐振。说一位作家是有个性的，难以复制的，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此点。即使那些以视野宽阔、题材丰富而著称的作家，和广袤无垠的生活相比，他的关注范围仍然是狭窄的，严格地讲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点。那个点，是他对生活的认识的最深入最精髓的部分，是他内心绵绵不绝的疼痛，使他和世界产生联系的纽带。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有理由固步自封，原地徘徊。哪怕他长久地凝视着某个主题，也不应该只是简单的重复，数量上的累积。他的每一篇新作品，都应该力求体现出是对于这个主题的一次新的发掘，能够在反复描绘过的感受、反复表达过的见解之上，增添一点新的东西。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
在这件事情上所秉持的态度，倒是可以作为检测作家质地的一个标准，这一点屡试不爽。那些沾沾自喜于一年中写了几十上百万字、出版了多少部书的，眉飞色舞之时，往往把自己引入了一种类似喜剧的氛围里。这里面有一种滑稽的成分，局外人都能够看清楚，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就作品本身而言，除了不断增长的数量，并没有呈现出其它的意义。这只能够表明他一直在写作，甚至是十分勤奋。
另外一些作家对此保持了清醒。他变得越来越挑剔了。他首先看重的是，自己的新的文本是否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新鲜的感知。他的目光寻找一点新奇，一点独特，一点微小的进展，一点对于世界的新的认识。一般的感慨和体会，不复令他产生表达的兴致，单纯数量上的累积，不再带给他创作的愉悦感。内容之外，新的言说方式也经常会成为他目光投注的对象。那种随着写作时间的延长而日益明显的熟练工匠般的操作感，在别人是自然而然，但却让他警觉。他无时无刻都在试图摆脱经验的窠臼，超越自己。这种追求，将会在他内心中造成一种长久的焦灼。于是不由自主地，他写作的速度放缓了，甚至停顿下来。这就像一个旅人，在路口停下脚步，寻思着下一步该迈向何处。
因此，一个作家经常产生遭遇困难的感受，感到艰涩和勉强，陷入自我怀疑，被沮丧的情绪摆布，在通常的意义上，恰恰能够折射出作家对写作的虔敬之心，证明他在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新的标高。这正是他持续进步、不曾停歇的标志。难度与超越相表里。对于那些真正把写作当作自己生命存在方式、而非仅仅视之为客串或者玩票的人，在其写作生涯的多数时间，应该都处于这种因寻求突围而自我煎熬的状态中，如果有什么区别，也只是体现为不同时间里程度有所差异而已。
但意识到了克服难度、超越自我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解决，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恰恰是这一点，才是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
作家与形形色色的障碍的抗争，是一场漫长的、不闻枪炮厮杀之声的搏斗，不足为外人道，唯有他自己才能感知其中的你来我往，进击和躲避，苦涩和尴尬。目标似乎不久就能抵达，甚至仿佛只有一步之遥了，但事实上总是永远在前面。
在这个与困境搏斗的过程中，他会坐卧不宁，烦躁忧郁。极端者像海明威，因为身体的衰弱和创造力的枯竭，对于最终取胜已经丧失了信心，甚至走上自戕的不归路。当然，如果克服了障碍，他会有巨大的身心愉悦，那种幸福感是任什么也不会交换的。但就写作的本质来说，顺畅平坦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个案的，艰涩凝滞才是绝对的、长久的、普遍的。任何曾经梦寐以求的高处一旦攀及，立刻会在眼前出现新的高度，映衬得已经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当超越了一百个障碍，还会有第一百零一个在前面等待着你。这一点经常会令人备感挫折，甚至绝望。
没有办法，这就是艺术。一个磨损人的行当。
托马斯·曼写过一个短篇《沉重的时刻》，以创作过程中遭遇艰难的诗人席勒为原型———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的亲身体验———形象地描绘了这样一种状态：“他站在炉子旁边，向他的作品迅速而痛苦地瞥了一眼。他从它那里逃出来，这个负担，这个压迫，这个良心的痛苦。这个要喝干的海洋，这个可怕的任务，它是他的骄傲和不幸，他的天堂和地狱。这作品慢慢地进展，遇到困难，停住了———一次又一次！”“从内在的创造力对题材、素材、表现的可能性的最初有节奏的冲动，一直到思想，到形象，到单个的字，到写成行：这是多大的斗争啊！多大的痛苦的过程啊！”
因此，不惧怕难度，甚至是主动寻求难度，便是一切严肃文学艺术家别无选择的宿命。因为他十分明白，难度的背面正是进步，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难度的等级不同，对应着的是不同的收获，不同成色的奖牌。小的困境兆示着小的超越，大的困境允诺着大的超越———当然这只是一种悬置的可能性，能否实现因人而异。海明威曾经这样概括作家的生存方式：一个作家，必须每天面对永恒，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态。他表达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能最终达到与永恒对话的境地？连接此地和彼处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抵达？
大艺术家对此都有着深切的体验。马拉美说过：人探寻自己内心宇宙的秘密，需要二十年的自我幽闭。在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中，言说更为细密周详：“一个人应该耐心等待，应该在整个的一生中积累各种感受和欢愉，而且如果生命够长的话，那么，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也许能写出十行好诗来……为了写出一行诗，一个人必须观察很多城市，很多人和物；他必须了解各种走兽，了解鸟的飞翔，了解小花朵在清晨开放时所呈现的姿态。”以耐心、细致为忠实陪伴，在时间的熔炉中长久冶炼，才能提取出一点点成色纯粹的金子。天下文心相通，并无中外古今的分别。譬如许多作家都强调写作中缓慢的功夫。“快是艺术的敌人。”小说家韩东如是说。与之相互呼应、异曲同工的，是诗人于坚的宣言：“文学是慢的历史。”
从战略到战术，从涵盖一切的原则到具体的实施步骤，古今中外的作家们，都已经有了足够丰富而深入的言说。最基本的规律已经被揭橥，被申述，反反复复。因此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讲，问题并不是寻求道路，而是如何行走。
也许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最终也仍然难以如愿以偿，目的地仍然遥遥无期，障碍仍然坚硬而冰冷地矗立在面前———事实上，多数人都将面对这一种前景。因为才华有限，因为意志欠缺，因为机缘不够，因为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成功永远只是梦想。这便是从事写作乃至一切艺术事业的残酷。无助，无奈，无能为力，是这一行当最为多产乃至于泛滥开来的感受。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成功者会得到特别的羡慕，仿佛彩票中大奖者面对无数目光一样。
但不论如何风光，他都必然经历过这样一个艰难颠踬的过程，这样一种仿佛炼狱般的折磨。这时，看他获得的奖赏，更像是苦难后短暂的安慰，仿佛马戏团的猴子在做成功某个动作后，会得到一根香蕉，然后面对下一轮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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