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谁说，当今的音乐人不争气，或者被商业左右，或者软弱无力，在现实面前无所表达，崔健、魔岩之后，再听不见有力量的音乐。这时，一定有个人站出来反对。
这人叫老羊，本名杨立才，“白糖罐”的主人。
白糖罐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区占据着一块二十多平米的地方，沿墙从地到顶摆满了当代中国音乐作品，但那些民谣、电子、摇滚、实验音乐，你可能绝大多数都没听过，因为它们一般不会出现在电视晚会、大型演唱会、商业推广会或者电台频道中。但老羊说，这里生机勃勃，蕴藏着中国当代音乐的中坚力量，将来，它会喷薄而出。
如果问老羊什么是独立音乐，中国独立音乐什么模样，他会支吾着“找不到理论依据”，这就像他的身份一样说不清楚。谙熟中国独立音乐场景的老羊既不是音乐人也不是经纪人，甚至白糖罐也不属于他，“是很多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它的所有者，是中国独立音乐群体。老羊说自己就是一个热心的传播者，到处摆摊儿的流浪者。或许，你也可以把他称为独立音乐推广的“志愿者”。在酒吧里见到瘦瘦的老羊，背着个布袋子，里面装些CD，这些CD常常是独立音乐人DIY出来的，没有商业投资，没有公司推广，当然，为了合法，他们会花一两千块钱买个出版号，就像出书的买书号。
DIY就是从录音开始，找工厂压片，找封面设计，找印刷厂，再找包装公司，最后自己销售。有钱的包装精致点，没钱的做得简单点，还有不少人甚至就手写或者复印专辑封面，二十块钱也可以发表。但他们都不会放低对音乐品质的要求。当年被称做“地下四大天王”之一的左小祖咒（其他三位是盘古、苍蝇和舌头）可能算最“牛哄哄”的了，每张专辑定价150元，只出2000张。2000张专辑封面是从5000张里一个一个挑出来，再自己送去包装，包装完，找车运回家，收到150块就给人寄一张。作为圆明园画家村最早的村民，他有许多现在“发达”了的朋友，所以，有时会碰到一下卖出一百张的好事情。他希望将来开演唱会的时候，这两千人若是能来三四百，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令人感动的交流。左小祖咒其实也挺受媒体追捧的，尤其当新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出来时，但据说“大多是冲着500元的天价，而不是他的音乐”。
做民谣的杨一，十几年来在全国各地走唱。他极少参加商业演出，就在街边，唱《烤白薯》的兄弟、唱《样样干》的乡下人，唱了一阵之后，去香港制作一张专辑，品质比内地很多唱片公司要好。然后拿回来在大街上支个摊儿边唱边卖。
“这就是一种独立的态度。”老羊说。左小祖咒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做NO乐队时，也和唱片公司合作过，那时他是中国最好的摇滚乐手，但其中难以避免独立创作和体制间的冲突，他拒绝为之改变，便选择了自己独立发行唱片。
中国独立音乐其实已经形成一种“有机生态”：由于独立出版，没有卖点和商业利益的回报，或者出版审查通不过，渐渐形成独立的创作表达机制，包括独立的策划，独立的媒体和独立的乐评人，从一小批人渐渐变成一个“独立的场景”。关注音乐的人都知道这个场景的存在，关注当代音乐的人也大多在这个场景里，虽然大众并不知晓。
独立不在于对抗
对于独立音乐，多数人的印象可能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摇滚热潮，但那之后，似乎再没出现过有力量的音乐。2000年前，独立音乐等同于地下音乐，整个文化环境不再接受这样的表达，摇滚乐不能在媒体报道，不能上电视，不能公开演出，年轻人如果聚集起来做活动，警察会以各种方式打招呼。这段时期，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做展览也会被干涉。
因为各种压制，那段时期独立音乐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对抗，年轻人过剩的精力想要一种渠道去渲泄。后来做实验音乐的冯昊说，那算是一种荷尔蒙的分泌，还没进入思考层次呢，而那时音乐的核心也大多是拷贝西方，没有真正的个人意识。
但是在这种对抗中，音乐人把自己逼入了困境，也渐渐丢失了自己的生活。用老羊的话说，先把自己作为一个音乐人存在，而不是首先作为一个人。
2000年以后，音乐人积聚了资源，可以慢慢靠音乐养活自己，也真正地融入了生活。他们的创作思想和生活态度有了变化，能够清醒地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左小祖咒唱起了情感，小河的“美好药店”也开始唱生活，模糊了地上地下，甚至学院派、非学院派、民间派，都会互相融合。
由于界限的打破，更多资讯的获取，地下摇滚乐渐渐发展和分化，民谣、电子音乐、声音艺术、实验音乐、噪音等各种探索都在萌芽，附加在音乐上的标签意义渐渐消解。独立音乐，成为相对于主流体系而言的独立创作与表达。只是，它们目前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没有大的活动，所以大众并不了解。但话说回来，按照目前这种庸俗化的文化环境，老羊并不看好大众的接受意愿，“越是能在大的公开的场合出来的，可取的就非常罕见，不管是电影还音乐。”
老羊创办白糖罐的过程，与这个独立音乐场景的形成仿佛有着某种契合。
2003年之前，身为辽宁盘锦人的老羊做过农民、建筑工，摆过小菜摊儿，当过美术装潢店的小学徒……那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出人头地，因为“穿得西装革履的在街上就不受歧视，城管就不会追着你打，在火车站也不会动不动有个警察保安叫你过来把包打开”。在这条路努力了很久，老羊终于在大连开起一家小公司，销售电脑软件。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通过各种自我学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融入这个社会的主流，就是赚钱，弄一个小家，弄一点自己的情调。可是，物质的“理想”实现以后，老羊的精神又开始苦闷了。生意人那种灰色交易太扭曲，而他曾经走出的那种令他倍感压抑的社会状况也依然存在。人们可以不自知或者视而不见，但他不能；这让他很不安，很想挣脱。
2001年中国第一届独立影像节在沈阳有个分会场，放吴文光、王小帅等人的片子，老羊受到很大触动。他在那群人、那些片子里感到一种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内心所有的困扰都得到舒展”。他知道那是他要寻找的生活。
第二年，老羊出差北京，听说三里屯有音乐，懵里懵懂就跑了过去。那条街上有无数酒吧，他机缘巧合，被“河”酒吧吸引进去，因为它的门牌与众不同。在那里，他听到美好药店乐队小河的民谣，仿佛一下子从这个门缝看到一个世界。“圆明园、小堡的画家群，树村、霍营的地下乐队群，以及众多的独立电影创作者和文学创作者，使北京呈现出某种生机和活力，像一个文化杂交的园地”。
回到大连，老羊匆匆收拾收拾，揣着700块钱，从此就来到北京。那时起，老羊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推广独立音乐，虽然他还不清楚该怎么做。“这些东西给我的影响是那么的强烈，是我那么需要的东西，并且，我要通过我的工作让更多人能接触到。”
清华西门一个四平方米的小房子，租金三百，那是老羊的家也是最初的白糖罐。他在那儿卖地下音乐唱片，赚不到钱，就自己做些手工。生活又回复清苦，但心里舒坦。
2005年10月，在一位常去老羊那儿买唱片的顾客赞助下，白糖罐得以落户798艺术区。老羊正在把白糖罐做成中国独立音乐的资料库。目前国内有三四百种独立音乐唱片被发行过或者正在流通，有的只印几十套，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为中国当代音乐留下珍贵记录。那也是一种历史。
现在，白糖罐似乎成了中国独立音乐汇集、交流的据点，除了销售他们的唱片，还提供中国独立音乐代表作品约200种唱片的自由点播，并且协助独立厂牌和音乐人制作发行唱片，策划演出和交流活动。2006年起，白糖罐策划了一系列实验／即兴音乐交流活动“安计划”，曾经来“玩”过的艺术家有武子以、武权、颜峻、fm3、王凡、丛峰、麻沸散、冯昊……
2008年6月，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兰州、南京、济南、成都、深圳等城市的民谣和摇滚音乐人，自发地为汶川地震灾区举办了一场名为“点一根火柴散发一点温暖”义演，演出门票收入全部由当地慈善机构转交给灾区。
2009年，盲人音乐家周云蓬发起了一个帮助贫困盲童的计划，资助他们的医疗费，购买他们需要的乐器、mp3播放器、读书机。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计划，他邀请众多民谣歌手无偿录制了童谣专辑《红色推土机》。4月10日和11日，参与专辑的民谣歌手在北京星光现场，举行了“假如给你三天黑暗•帮助贫困盲童《红色推土机》专辑首发演唱会”。在演唱会的介绍里他们这样写道：
“李志从南京、陆晨及顶楼马戏团自上海，以及在遥远丽江的张佺都将专程赶来，一次民谣歌手的全国大串联，千里迢迢只为唱首儿歌，帮助盲童更幸福些……当年中国最好的地下摇滚乐队“舌头”的铁血主唱吴吞，这次也将一反常态，单身上台，唱一首里面有雨水、小燕子的“时候到溜”，表现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另一面。
我们曾经前卫，常常反叛，但那天，新民谣，将跟随着母亲和孩子们返璞归真。”
图片来自网络
文/ 卓玛
《@民间》第五期：atminjian.ngo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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