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二字，是一个标准的价值判断术语。

可以从汉字的字面上给“效率”以恰如其分的解释：效，效用，有效性，有用性，价值；率，速度；效率，即获取效用（价值）的速度。

一个事件对甲有好处而对乙没有好处或者说事件产生的收益为甲所有而不为乙所有，则甲就称为这件事情有“效率”，而乙会认为这件事情是没有效率的。一个厂商销售收入等于成本，即零利润，他也会认为自己白忙活，即无效率。首先要有“效用”，然后才谈得到“效率”。

由于价值的主观性，利益总是由一个所有者的问题。所以，谈效率，也有一个“谁的效率”的问题存在。作为一个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对自己没有利的事情自己会参与吗？当然不会。也就是说，一件事情的主动参与者，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忙碌。从旁观者的角度，我们也不可能把对某人没有利益的事情强说成是对他有效率的。所以，斯密才说面包师不值得人们去感激，因为在主观上他是为他自己而忙乎。

也就是说，人们谈论“效率”，都是谈论自己获得效用的速率，这样才有意义。对有利益冲突的、由不同的私人甲、乙构成的社会或者部门而言，他人的效率恰恰对自己是不利的，例如厂商部门或者居民部门内部。针对虽有你我之分但有共同利益的人群来说的，例如交换双方，也只能从对方的自愿性参与来定性判断对其而言的效率肯定存在，至于量，则对自己无关紧要。

帕雷图采用了“至少对一个人有利而对其他人无害”这种说法来表述“总效率”，称为帕雷图改进，试图将主观的价值客观化并加以计量，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行不通，由于私人的利己私欲，在有竞争存在的情况下，没有“至少对一个人有利而对其他人无害”这种事件存在。

“总体无效率”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表述是“价值中性论”，即客观事物总体的价值为零。当人们要从价值中心的客观事物当中提取价值（所谓的正价值）的时候，就必然要产生出等量的负价值。

价值的主观性说明，价值是针对价值判断者个人而言的，没有总体的、客观的价值这种东西。

外部性（externalities）问题，又称“溢出效应”。所有私人部门的收益都是建立在忽略“外部性”之上的。也就是说，利润来源于对溢出效应的忽视。

价值中性论告诉我们，当私人部门要从价值中性的自然资源当中攫取正的价值的时候，必然产生并留下一个对等的负价值。私人部门趋利避害的理性人特质，决定了他肯定会把这种负价值排挤在自己所有权领域之外，即形成经济学所说的“溢出”和“外部性”。

“溢出效应”一词更加形象——私人部门总是把获得效益过程中产生的危害“溢出”到对其来说属于“外部”的公共领域里。攫取利益的私人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开一只眼紧盯着利润，闭上一只眼以便看不到溢出到外部的危害。

机会成本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说明考虑总体效率的无意义性。

例如，不平等被视为市场激励机制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图谋市场机制的激励效果，必然要承受丧失社会公平的代价。那么，社会公平究竟值多少钱？一个社会究竟为丧失平等正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是难以衡量的。在追求公平正义人权的今天，无论如何估算社会公平的价值恐怕都不为过。

因此，这个价值巨大或说是无量的“社会公平”，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机会成本，它的无量价值足以使得任何由市场机制得到的收益无足轻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零利润的，或者说是负利润的。难道我们可以说零或者负利润的市场行为是有效率的吗？当然不能。所以，市场经济总体上是无所谓效率的。

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是它能够有效地分离原本价值中性的资源，私人部门享有正价值，而把负价值留给公共部门。或者部分私人享有正价值，而其它私人承受负价值。

当私人部门不断分离出正价值同时产生并留给公共部门以负价值的时候，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是贫富分化的效率。

所以说，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就在于激励一部分自以为有能力有运气的人去从总体当中攫取价值并据为己有，而因为价值的这种分离过程而留下的负价值，则积存在公共所有的领域，也就是私人领域的外部。

或者说，所谓总体上的效率，其实就是“公平”二字。

“总的效率”，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