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芬兰政府不救诺基亚给我们什么启示？
(2011-07-21 15: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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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睿诺基亚芬兰政府赫尔辛基时报国内生产毛额it |
分类： ICT产业观察 |
这趟芬兰之旅，最让我惊讶的其中一点是：从政府单位到一般民众，大家对于芬兰最大企业诺基亚从高峰坠落，都是“冷处理”。
“企业本来就有起落，他们必须自己reborn（重生）， 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执行董事何睿楷（Riikka Heikinheimo）说。“它失败就失败了，政府不该救，损失也是它们自己应该承担的， 这就是市场经济。”芬兰经济研究所（ETLA）研究主管亚尔柯（.Jyrki Ali-Yrkk?）说。
说得如此轻松。我看着手上的数字，诺基亚在高峰时，其出口比重占全国四分之一；芬兰政府傲视欧盟的高研发投资，诺基亚贡献其中37％。
而且，芬兰单一年度的税收，超过十分之一是来自这家公司。即便如此，芬兰政府的态度还是不救？
“诺基亚还是芬兰最重要的企业，但是，影响力正在降低”，亚尔柯修正记者手上的数据。他说，诺基亚产值现在占芬兰国内生产毛额（GDP）已经降到1.2％。企业税收比重已将降到3％。“它仍对芬兰重要，但不是唯一。”
所以，芬兰人已经准备好了？他笑着说：“对。”
翻开当地媒体《赫尔辛基时报》（Helsinki Times），左边的专栏写椎“Nokia is not junk.”（诺基亚不是垃圾），但右边更大的篇幅报导，却是写椎“芬兰软件业的机会来了！”除了因为苹果（Apple）与Google带动的智能手机风潮，让各种应用软件需求产生，更关键的是，诺基亚的坠落，让更多的人才释出，流往软件产业。
数据显示，2010年，芬兰GDP成长约3.1％，虽高于欧盟27国的平均GDP成长率1.7％，若考量2009年芬兰经济严重萎缩8.2％。去年的经济复苏力道仍显不足。
但根据芬兰中央银行研究，未来在出口扩张与建筑业复苏带动下，经济成长率将高于预期；今年的GDP成长率可达3.9％，明年可达2.7％，分别高于原先预估之3％与2.5％。
“我们十年前就投资愤怒鸟了。”何睿楷说。
所以是芬兰政府很有先见之明，看到软件产业未来发展趋势，所以先行投资？
“不，事实上，我们不能，也不会决定，谁该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谁知道好主意会从哪里来？”何睿楷很诚实地回答。
对芬兰政府而言，他们要做的，就是选择来自各领域、具有创新性，并可能在该产业发挥关键影响力的想法，然后资助他们。“就像是撒下种子一样。”何睿楷说。去年，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投入约6亿3000万欧元，支持1896个创新想法的发展。
“那回报率是多少？”我问了一个笨问题。
何睿楷对我说：我们不计算这些。因为他们早有准备，这些钱，大部分会被这些新公司拿来缴错误的学费。
每年，国家技术创新局就是看似“笨笨的”砸下6亿欧元去投资创新想法。
种子撒多了，总有大树长出。
于是，芬兰软件业长出了“愤怒鸟”、“哈伯饭店”（Habbo Hotel）与“英雄本色”（Max Payne）等着名软件游戏，在硬件业，长出了如ABB Oy、Beneq Oy与Savo-Oy等太阳能电源系统公司。
对芬兰政府而言，责任不再是选定一棵大树费心培植，保护它不受风吹雨打，而是，不断撒下创新的种子，让它在森林自然成长，并由市场决定，谁可以继续存活。
芬兰并非一开始就体悟到这点，而是缴了不少学费后，才学会这个道理。
时间回到1999年，诺基亚登上王座还不满两年，路透（Reuters）就撰文警告：一旦诺基亚出事，芬兰也遭殃（As Nokia Goes, So Goes Finland）。
小国家、大企业，是当时国际上对芬兰与诺基亚的第一印象，当年的诺基亚前景正好，1997年挤下摩托罗拉（Motorola）后，不仅顺势抢进全球前50大企业之林，还助了当时寻求连任的芬兰总理利波宁（Paavo Lipponen）一臂之力.这位立场亲商的总理说，“或许说我们倚赖诺基亚没错，不过我们就是要这么做，这样才能在纸浆与钢铁工业外，立下第三根经济支柱。”这个决策让他成为芬兰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
自1980年起，芬兰政府先将隶属国会的国家研究与发展基金（Sitra）转型成为国营形态的风险创投单位，然后再设立国家技术创新局，专门投资通讯产业的创新业者。
根据亚尔柯的研究，诺基亚便是在这段时期接受两个单位的研发补贴，总计共占企业本身研发经费的25％。
诺基亚之所以能崛起，芬兰政府那隻“有形之手”功不可没。
只是，2001年，千禧年网路泡沫破裂，紧接着又是光通讯产业崩盘，诺基亚淨利衰退约5成，也拖累身后以它马首是瞻的电信产业，这个贡献全国工业产出约4成的巨人，将芬兰GDP成长率从5.3％一举打至2.3％，跌幅逾半，这种市场瞬息万变的变化，说明了要期待政府官员有“全面的知识”，选出“有前途”的产业来发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
于是，芬兰痛定思痛，现任国家研究与发展基金主席科索宁（Mikko Kosonen）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明：“2003年内阁改朝换代，逆转了整个鼓励创新的方向。过去8年来，Sitra每年投资多项创新计划里，八成是规模3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而且不再锁定高科技，更注重公共利益或国家竞争力。”
芬兰政府也表明不会再支援诺基亚。掌握最多研发经费的教育部还放话：“芬兰不会有一个新的诺基亚，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领域。”
芬兰已经看清楚，扶植“幼稚产业”的逻辑，不再适用于未来。因为环境不断在转变。
由政府扶植幼稚产业让它壮大，可以用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论点来代表：一个具有潜力的产业，在成长的痛苦期间得到政府的协助，将来就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和其他国家的对手竞争。所以，政府或课征关税，或给予补贴，等到国内幼稚产业“长大成人”，就可以收获果实。
只是，政府补贴就是人民被迫要拿出自己口袋里的钱，去支持政府官员心目中认为“有前途”的产业。
姑且不论这些官员是根据什么标准认定，事实上唯一值得政府补贴的产业，乃是这个产业在取消补贴后，还能把当初补贴时让消费者付的代价连本带利捞回，可以说，唯一值得补贴的产业，就是那种即使补贴取消，也能获利的产业。但如果真有这种产业，那又何必劳烦政府来插一手？
无数经验显示，让政府官员取代市场，选择哪种产业“有前途”，绝大多数的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甚至，连诺基亚这种顶尖企业，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崩溃。企业原本就有起落，政府何须多事，重压纳税人的钱？这是芬兰政府的体认。
从芬兰的例子看回台湾。台湾从政府到民间企业都说，要效法芬兰的小国经济策略，才能走向全世界。但我们是否已经看到，环境改变对政府官员决策能力的考验？这些年鼓吹政府扶植特定产业的声浪始终不绝，例如双D（DRAM、面板产业的先例：几年下来，已花了纳税人500亿元纾困，约占台湾GDP的0.3％。台湾政府真的清楚，自己砸的钱，是替未来种下希望，还是只是为几棵根已腐烂的大树，勉强延续生命而已？（撰文：旷文琪、邱碧玲，《商業周刊》）
我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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