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鞑靼皇帝 

在热河，满族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满清是靠互相支持的两大系统来控制帝国的：一是司武的鞑靼世袭贵族，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汉族文职官员。我们这批英国人在鞑靼中心逗留时，对这种延续了3个世纪的奇特现象比别的游客更印象深刻。  
　　马戛尔尼接见过一个名叫博达望（音译）的年轻鞑靼贵族，帽子上饰有红顶子和双眼花翎，他自豪地谈到了本朝的来历。按他的说法，皇上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代，蒙元征服了中国，并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被明朝推翻。同马戛尔尼一起被宴请的鞑靼亲王都是各部落首领，他们都能招兵，称之为“旗”。  
　　满洲贵族打仗是爱用弓。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乾隆爱用的武器也是弓。”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下地放枪更加令人激动。高贵的武器打高贵的猎物。猎人与猎物的运气是相等的。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了鞑靼这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马戛尔尼指出的满人与汉人间无法清除的差别，在不同的省份的汉人中是否也存在呢？每个省都有自己固执的特性。古伯察神父说：“存在于中国18个省间的差别就像欧洲多国间的差别一样大。”直到今天，出生在台湾的青年人在正式场合还被看成是他们父母所来的那个大陆省的人。甚至到了法国，北京来的中国人也很难与语言不通的广东人交往。帝国庞大的结果就是产生这种地方主义。但汉人总感到属于同一种文明，同一个祖国，而把满族统治者看成是外国的暴政。  

------------------------ 
第四十六章  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复信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这就是那封信：未经修改的，在传教士为美化它而施行整容术之前的那封信，现在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了。马戛尔尼本人不了解原信内容；在他死后，人们不好意思地将它改头换面了。  
　　乔治三世希望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并同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希望在澳门——广州的贸易正常化并使之扩大到其他港口，改善欧洲人的居留条件，开辟新的市场，所有这一切都以百余年法度为理由而遭到拒绝。被法典化了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改变。被锁闭的东西不能去打开。可能谁也没有见过比这更僵滞不变、更封闭的社会。  
　　这份恢复了原貌的敕书不仅是从马可·波罗到邓小平时代有关中西关系的所有文件中最奇特和最重要的文章，它也是我所知道的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变态的典型。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集体孤独症。 

-------------------------- 
第七十章  标志进步的火柴  

囿于模仿的奴隶生而复死，生命只属于追求创造的人。  

　　　　　　　　　　　　　　　　　　　　　　　　　　安德烈·谢尼埃  

　　12月4日，总督在王大人和乔大人的陪同下，从晚上8点起，与勋爵一直交谈到午夜。长麟比往常更彬彬有礼，他谈话无拘无束。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中英两国的贸易额和数量、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中英贸易的重要性。他手头带着材料。他怀疑广州的官员用诈骗来的钱财中饱私囊，损害皇帝的利益。马戛尔尼说话谨慎：“因为我从未在广州呆过，所以无法说得具体；不过到广州后，我将运用我的权力尽可能弄到他想要的情报”。  
　　总督想点火抽烟时，发现专为他点火的侍从不在跟前。马戛尔尼随便从自己衣袋中取出一个小磷瓶，燃着一根火柴交给他使用。长麟非常诧异，特使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马戛尔尼向他说明这类打火机的原理，并把这个磷瓶作为小礼物送给他。  
　　值得注意的是长麟从未见过火柴。据10世纪的中国文献记载，火柴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当时把火柴叫做“火奴儿”。满清的中国在其鼎盛时期却忘了它的存在。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洋火，“外国的火”。“洋”是指所有来自海外，实际是来自西方的东西。火柴作为大众所用的一种新事物，它表明了西方技术的优势。中国有许多东西原先处于领先地位，尔后又落后于别国，这只是许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中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甚至两千年，可是在满清王朝时丢失了曾是只有它掌握的许多生产秘密。中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大罗尼在《火之战》一书中写过：史前人发明了火，后把它丢失而无法找回。我们这时怎能不联想到书里的这些震撼人心的篇章呢？  

      沉睡的中国 

　　这一小插曲把谈话引到中央帝国与西方的比较：它显示了“中国人尽管在某些机械领域是出类拔萃的”，但在医学、外科和科学方面，“今天落后在西方各国的后面”。“我常常看到数量相当大的盲人，但从未见过装假腿的或残肢的人。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不会治疗眼疾，而骨折常常会引起死亡呢”？  
　　总督只得同意这种推论。“我便趁机向他介绍英国最近的一些发现和发明，并指出与我同行的专家学者很愿意把这些发明传授给中国人。当然这要得到中国当局的许可，例如可以通过治疗青光眼或抽出虹膜来使盲人重见光明、骨折复位、截肢、用一个机械装置使溺水者复苏等等”。  
　　这次谈话终于触及了马戛尔尼之行的实质：就这一点便可说明不在舟山上船，而选择与长麟同去广州是对的。总督给勋爵提供机会，使他能说明那些朝廷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的事实。  
　　直到16世纪，中国大大领先于西方。它的工艺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与它的科学相比更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中国的发明主要靠灵巧，很少是靠思辨取得的。

中国人比欧洲人早500年使用10进位制：在1000年前，他问就有零的算术概念和负数了。他们比欧洲早1000年就使用带轭圈的前胸马具，而在欧洲要到菲利普·奥古斯特和弗雷德里克·巴尔帕鲁斯时代才普遍使用这种马具。他们比我们的祖先早15个世纪就观察到了太阳黑子、制造出瓷器、发明了幻灯、使用游标卡尺。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早两千年用拉线播种、在菜畦里锄草、用金属犁铧耕地、西欧在18世纪才发现的旋转风选机、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对其精巧赞叹不已的播种机，在中国已存在了20个世纪。还有活塞鼓风机、牛铁炼钢术、钻井提取天然气或悬索桥技术均领先于西方。  
　　李约瑟在他15卷巨著中一一列举了这些发明创造。这位英国学者证实，这些文艺复兴时代震撼了西方的发明都应归功于中国人。它们借助十字军东征、或穿过伊斯兰国家、或靠最初几次远航的成功，可能很晚才传到西方。诚然，李约瑟有时也会在论证中加入一个研究人员所惯有的偏执情绪，在研究一开始便提出了他应该在以后发现的原理。威廉·戈尔丁在《特命全权大使》一书中说：在马克·奥雷尔时期有位希腊人去中国。他带去了大部分以后我们归功于中国人的那些发明。我们能否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呢？  
　　反正，我们文明的几个最重要的业绩显然都要归功于来自中国的发明；甚至有几种使西欧征服世界的武器也是得益于中国。中国人发明罗盘和尾柱舵远远早于欧洲人，但这些发明却在欧洲导致了远洋航行和探险；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和纸，却引起我们阅读和文化的爆炸——推动了戈登堡活字印刷的发明；他们发明了纸币，却有助于我们银行体系和贸易的发展；他们发明了火药和火器，却改变了我们战斗的精神。但这任何一项发明创造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样重要的后果。有些发明在中国甚至根本不用。 

　　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这就是那封信：未经修改的，在传教士为美化它而施行整容术之前的那封信，现在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了。马戛尔尼本人不了解原信内容；在他死后，人们不好意思地将它改头换面了。  
　　乔治三世希望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并同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希望在澳门——广州的贸易正常化并使之扩大到其他港口，改善欧洲人的居留条件，开辟新的市场，所有这一切都以百余年法度为理由而遭到拒绝。被法典化了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改变。被锁闭的东西不能去打开。可能谁也没有见过比这更僵滞不变、更封闭的社会。  
　　这份恢复了原貌的敕书不仅是从马可·波罗到邓小平时代有关中西关系的所有文件中最奇特和最重要的文章，它也是我所知道的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变态的典型。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集体孤独症。  

---------------------- 
第五十八章   一个武装的小民族  

　　打仗时，皇帝并不指望这些平庸的“钉子”，而指望他的满族的“旗”——马戛尔尼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这些战争机器的资料。什么样的战争机器呢？在17世纪初由满清创始人努尔哈赤组织的部队，他们用各自军旗的颜色来区分：黄旗、蓝旗或红旗。满族人被编入这些“旗”中。这些“旗”遍布全国战略要地，任务是为汉人的军队配备军官。同欧洲封建贵族一样，“旗”中的世袭成员被免除一切劳役和捐税——除了杀人。  
　　“旗”是政权的精锐部队，但同时也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一个非常小的国家：30万满人控制着3亿多汉人。无论是罗马，还是亚历山大，或是西班牙，都未能做到这一点。正是除了英国人在印度这情况外，人们见到过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如此不合比例——1比1000——的吗？每个“旗”由一名鞑靼——满族将军指挥，它们是这种统治的工具。所有满人均是士兵。况且他们无权从事其他职业——如工匠、农民，而尤其不能当商人；但是当官则可以，那是为同一个君主政权效力。  

这难道不是与旅游毫不相干的“情报”吗？  
------------------------------ 
第七十一章   南下广州 

　马戛尔尼的叙述很简单：“12月6日。根据各人所好，我们坐轿子或骑马上路了”。多么幽默！除了斯当东，其余人的选择只限于在不同的马中进行。“赣粤交界处的群山构成一幅罗曼蒂克的景色，让人叫绝”。山腰里凿出来的崎岖小道使人免得绕大弯子。下山后，来到一片稻田中间。从一条江到另一条江中间有50公里的山路，我们用了9个小时才走完。据耶稣会士马国贤说，1710年时这条道上游客云集，说它像一条山路，倒不如说它更像一条去集市的路。而在1793年，这里的情况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马戛尔尼舒舒服服地坐在华盖下，欣赏着四名轿夫的矫捷步子。你可能以为轿子作为体面人的交通工具是以庄重的步子向前走的。这就错了：他们的轿夫“走得很快，比飞鸟还要快”。给当官抬轿的轿夫每天从早到晚要走100里。他们这一行可不让人羡慕。乾隆年间的一首叙事诗对他们的命运有所描写。  
　　按日轮派听驱使，  
　　扛抬迎送奔长途。  
　　赤足击地茧重裂，  
　　秃肩磨扛血缕濡……  
　　这些中国人是多么的勤劳！“从杭州开始，我们的船夫每天至少有20次双腿齐膝被河水弄湿。河水浅时，他们干脆拉着船走。我看到两名脚夫把一个几乎重达一吨的货物从一条船抬到另一条船上”。  
　　他们的诀窍是什么？“他们只吃米饭，可是结实极了”。中国人的人种是否优于其他人种？“我们不相信在安的列斯群岛上的黑人会干那种使人筋疲力竭的活。而对欧洲人来说，仅仅干活时的叫喊声就会使他们疲惫不堪”。见过中国人干活的欧洲人，有时难免会有一种颠倒过来的种族主义：对本民族的蔑视。 
--------------------- 
第八十一章　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  

“不进则退”  

　　这道鸿沟不但区分了乌托邦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而且隔开了真实的中国和欧洲。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马戛尔尼在使团返英后几乎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从中国回来15年之后，他的观点尽管没有公开，但已在报刊上到处可见。  
　　那份著名的苏格兰杂志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可以成为最奇怪的研究课题，这将超过迄今为止最好的游记而引起我们深入思考。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这并不能只归因于所有的极权政治都喜欢出来对制定规章的过分热情之上；而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中国，“个人的荣誉感并不存在”。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遭到的最严重的谴责”。而“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在马戛尔尼访华后，大家了解的中国的情况反过来损及了这个国家——包括它的可尊敬的古代文明。伏尔泰曾经严肃地表示过：“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的文人所说的语言四千年以来都没有变过。”在英国人的实用主义目光中看来这纯属开玩笑，让它继续下去则同他们正在宣传的并且还要大声地在全世界宣传下去的对自由和进步的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 
第八十八章　内破裂 

　　天道不仅由于外来的打击而遭到了动摇。它在满清王朝无法再平衡的民族主义反应的压力下从内部破裂了。  
　　在中国国内侮辱中国人，外夷证明了“天命”已不再授予这王朝。马戛尔尼谈到秘密会社策动的叛乱。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在1850年，它的规模空前壮大，这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它特别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具有时代特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开始借助西方的武器——为了更好地同西方作斗争。这次起义的领袖是广东的一个年轻农民洪秀全，他在广州曾同欧洲人有过往来。他从这些接触中记住了两件事情：西方的技术优势和对基督教新教的一些初步概念。尽管方式简单并带有空想的性质，他是把西方思想与中国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第一个人。 

他宣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子”；他的信徒组成了“拜上帝会”，每月祷告两次，遵守十诫，禁止酗酒、吸烟、抽鸦片和赌博。他们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均分土地。因为他们反复提出后一个口号，便成了毛的先驱。他们关注由于19世纪人口爆炸加上社会保守所引起的农民日益贫困问题。  
　　1851年，洪自封皇帝，称为“天王”。数百万与满清王朝敌对的中国人追随他。1853年，他攻占了南京。自封的皇帝很快就控制了18个省份中的11个。但他的力量却分裂了。在进攻上海时，他遇到了劲敌：西方人从1861年起向满清王朝提供了武器弹药、顾问与雇佣军，以把满清从太平军手中解救出来。他们的军事机器把原已被内哄削弱了的人民起义军的进攻粉碎了。“天王”服毒自尽，人们把他碎尸万段。在起义导致的2000万死者中又增加了一名新的殉难者。 

   瓜分  

　　外夷却在继续瓜分中华帝国：1885年法国从他手中夺去了安南，1886年英国夺走了缅甸。7年之后的中日战争更使中国无地自容。那些被称为“矮子”的人从中国汲取了他们文化中的精华，现在却反过来战胜了这个国家。朝鲜成了中国这个理论上的宗主国和靠着迅速现代化而想成为实际上的宗主国的日本之间不和的原因。1894年9月17日，日本人在鸭绿江口击沉击退了中国的舰队。他们进入清王朝的本土满洲里不到一年后，中国不得不求和。“瓜分”在继续下去。  
　　战争前夕，一艘英国通信舰把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带给已成为他敌人的当年的同学和朋友——中国统带丁汝昌。这封军人之间的信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日中两国在“剧变的世界”里的反差。这份罕为人知的文件写道：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你们指定某人担任一项职务时只考虑他的文学知识。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只能灭亡。  
　　“谁想忠诚地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谁就不应该让自己被面临的大潮所席卷。最好是改革这个有着光荣历史、幅员广大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以使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请来我国等待您的祖国要您回去从事维新的时刻吧。”  
　　海战之后，收信人海军提督丁汝昌恭敬地面向北京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