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西元纪年的局限性和在我国的不适用性，从提高华夏民族凝聚力、增进海外华人归属感、丰富世界纪年文化多样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论述了恢复传统纪年的必要性。作者提出：一方面，多数传统纪年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对年号纪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文章认为，年号纪年符合中国老百姓期待吉祥如意的传统习俗，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恢复年号纪年，要继承重视纪年的思想文化传统，要舆论先行。宪法则为恢复年号纪年留出了操作空间。
　　【关键词】纪元、纪年、年号、中国元素、西元、干支、谥号纪年、庙号纪年、国号纪年、政体纪年、历史人物纪年、私年号、正朔、孔子纪年、大一统、黄帝纪年、汉文化、夏历、第一纪年。

　　年在计时单位中有独特的作用。月、日、时、分、秒等都是周而复始的，并且因为周期较短等因素，往往不为后人所注意。而年份则不具有重复性。在历史长河中，开元盛世、辛亥革命、九二共识等词语的形成，即属于这种情况。离开年份而仅仅使用其他的计时单位，就难以形成完整的时间概念。对年份的重视进而会引起对纪年的重视。

一、传统纪年概述

    我国的传统纪年，源远流长。《书·伊训》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书·太甲中》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商时，年称祀。商太甲①元祀、商太甲三祀，分别约当于西元前1580年、西元前1578年。因此，我国使用传统的纪年方法，至少有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数千年文明史，在时间上主要以传统纪年维系。要了解华夏文明，就难以绕开传统纪年。
　　在干支纪年法、太岁纪年法、岁星纪年法、生肖纪年法之外，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若干种纪年方法。它们主要有：一、元首名号纪年法。较为常见的是谥号、庙号和其他名号纪年。谥号纪年，如薛惠公七年（西元前490年）、南越明王二十一年（西元前113年）等；庙号纪年，如唐肃宗元年（西元761年）、蒙古宪宗九年（西元1259年）等；其他名号纪年，如夏禹元岁（约西元前2069年）、高句丽美川王二年（西元301年）等。岁，犹言年。二、谥号与元首在位期间改元相结合的纪年法。如邾隐公后元二年（西元前47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西元前311年）等。三、年号纪年法。如新始建国天凤上戌②六年（西元23年）、唐至德二载（西元757年）等。载，犹言年。四、国号纪年法。如兰芳一百零八年（西元1884年）、中华共和国二年（西元1934年）等。此外，封地名纪年法也可以看作国号纪年法中的一种。如汉四年（西元前203年）、吴原年（西元1367年）等。五、政体纪年法。如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明鲁王监国七年（西元1652年）等。六、传说或历史人物纪年法。如中华民国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西元1911年）、“蒙疆成吉思汗七百四十年”（西元1945年）等。谥号、庙号、年号等均首创于中国。截止汉景帝后元三年（西元前141年），我国主要采用包括谥号纪年法在内的元首名号纪年法，历时一千四百年以上；自汉建元元年（西元前140年）至清宣统三年（西元1911年），我国主要采用年号纪年法，历时两千多年。年号纪年法和谥号纪年法是中国元素含量最高的纪年方法。
　　一些传统纪年方法，局限明显。元首名号纪年法一般只能追溯使用。《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谓：“今元年，喜傅。”今元年，即秦嬴政元年（西元前246年）。之所以使用今字样，是由于元首只有在逝世后才有谥号的缘故。事实上，始皇帝嬴政后来并无谥号。谥号和庙号制度现已不复存在。元首名号也过于强调个人的领导作用。在现代社会和共和制国家，元首名号纪年法、封地名纪年法只能成为历史。此外，干支纪年法、太岁纪年法以每六十年为一周期，岁星纪年法、生肖纪年法以每十二年为一周期。它们的年份名称循环往复。单独使用时，同样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以往，对年号的基本评价，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中国历代年号考》是研究中国年号的扛鼎之作。但作者却表示：“封建统治者借各种事故假称祥瑞任意改元建号，……完全是一种欺骗人民和维护其统治的手段。”③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日本寺院的私年号，在历史上颇为盛行。《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维摩诘经》末署：“定居元年岁在辛未上宫厩户写。”《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法隆寺金堂坐释迦佛光后铭文》有“法兴元丗一年岁次辛巳”等字样。定居元年（西元611年）和法兴元三十一年（西元621年）的官方纪年，分别为倭推古女皇十九年和倭推古女皇二十九年。定居、法兴元等私年号，不仅早于孝德天皇轻颁布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官方年号大化（西元645～650年），而且还可以同时并存。因此，年号并非全部由封建统治者颁布。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宫厩户丰聪耳命为用明天皇橘丰日尊次子，早在倭推古女皇二年（西元593年）即已摄政。他薨于倭推古女皇三十年（西元622年），谥圣德太子。作为皇室领导人，他恰恰尊重民间文化，使用了私年号。另据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谢再兴在萍浏醴起义时，曾建元汉德（西元1906年）。萍浏醴起义以同盟会的名义组织，目的是建立共和制度。

二、西元纪年的局限性

    西元最初在我国部分民众中使用。清廷与西方列强签定的条约，并行年号纪年与西元纪年。政府的对内公文，一律行官方颁布的纪年。清末，民间已未必奉朝廷正朔。如：邹容《革命军》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西元1903年）三月；章炳麟《〈革命军〉序》作于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西元1903年）四月；章士钊主编的《国民日日报》第二号，刊印于“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癸卯六月十六日，西历一千九百零三年八月八日”；陶成章《龙华会章程》撰成于“天运岁次甲辰正月朔日”（西元1904年2月16日）。吴敬恒等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则较早融入西元元素，行新世纪纪年。其《发刊之趣意》即称“新世纪七年”（西元1907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元影响更大。李大钊《新纪元》“作于一九一九年元旦”；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落款为“一九一九年一月一五日”。
　　我国最早行西元纪年的政府，是苏区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未就纪年作出规定。从实际情况看，官方主要使用西元纪年。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分别署“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不过，苏区的一些钱币上曾出现“中华苏维埃元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等字样。西元1949年9月27日，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因此，西元成为官方颁布的纪年。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行西元纪年，相当于改元，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已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
　　西元纪年在实际使用中的弊端，已逐渐显现。人们在口语、一些书面语言甚至公开出版物中，往往省略西元纪年的前两位数。如：2007年简称为07年。这样，每隔一百年，西元简称就会相同。这就增加了考证工作量，造成人类在处理某些事务时的不便，甚至引起法律纠纷。这是由西元纪年仅仅采用逐年累进的方法造成的。对于其中很少甚至没有变化的那部分字符，人们会约定俗成地予以省略。这种情形，在长期不改元的其他纪年方法中，同样存在。国号纪年即是如此。鲁迅《狂人日记》谓：“七年四月二日识。”胡适《跋〈《红楼梦》考证〉》末署：“十一，五，三。”这里的七年和十一，即分别指中华民国七年（西元1918年）和中华民国十一年（西元1922年）。
    有舆论认为，中国并非基督教国家，因而不适合行西元纪年。西元是拉丁文Anno Donmini（英文in the year of our lord，我们主的纪年）的一种译法，西元前则是英文Before Christ（耶稣基督降生前）的一种译法。早在一百多年前，针对“当采世界通行之符号，仍以耶稣降生纪元”的说法，梁启超就明确指出：“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合”；“耶稣虽为教主，吾人所当崇敬，而谓其教旨遂能涵盖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后世人之画诺，贸然用之，于公义亦无所取”④。《史记·老子列传》有“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之语。清光绪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康有为据此撰成《孔子纪年说》。其文末署“孔子卒后两千三百七十三年”。他还上奏德宗爱新觉罗·载湉：“臣窃考孔子实为中国之教主，而非谓学行高深之圣者也”；“不若以教主纪年，更于敬教有补”⑤。因此，康有为、梁启超是不赞成中国使用西元的先驱。近年来，一些学者反对把西元作为我国第一纪年的理由，也基本相同。

三、恢复传统纪年的必要性

    恢复我国的传统纪年，有利于提高华夏民族凝聚力。《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旧五代史·历志》曰：“古先哲王，受命而帝天下者，必先观象以垂法，治历以明时，使万物服其化风，四海同其正朔，然后能允釐下土，钦若上穹。”奉正朔、大一统思想的长期存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和睦团结、生存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抗御外侮、自强不息。为了民族利益，苏区政府在后期就放弃把西元作为主要纪年。“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⑥林祖涵，号伯渠，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祭黄帝陵文》行中华民国年号，已透露出重要信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西元1937年9月），国共两党为共同抗日，捐弃前嫌，再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末署“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七日”。因此，奉正朔、大一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不容忽视。
　　恢复我国的传统纪年，有利于增进海外华人的归属感。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纪年。目前，大陆地区像西方国家那样使用西元。这就不存在海内外华人奉正朔的问题。纪年也就与增强华夏民族凝聚力无关。借鉴历史经验，大陆地区应该提供一个可奉的正朔，即它的纪年必须有中国元素。海外华人在口语和书面语言中，一旦奉大陆地区正朔，就可以联想到“我是中国人”。这是传统纪年中中国元素独有的作用。从大陆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影响力看，愿意奉正朔的海外华人必然居多数。此外，让台湾地区居民了解大陆地区正朔，有利于发挥纪年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促进祖国统一。我国台湾地区目前行“国号纪年”。2006年，民进党中常会为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提议台湾行政部门公文行西元纪年。这就与大陆地区行西元纪年，不可同日而语。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出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废止“国号纪年”，进而修改“国号”的图谋。
　　恢复我国的传统纪年，有利于丰富世界纪年文化的多样性。全球有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汉文化圈。拥有十六亿人口的伊斯兰国家使用伊斯兰纪年。此外，拥有十亿人口的印度使用印度纪年，泰国、缅甸、以色列分别使用佛历、朱拉隆功、希伯来纪年。一些汉文化圈国家的纪年，仍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如西元2007年为朝鲜主体九十六年、韩国檀君四千三百四十年、日本平成十九年。历史上，自瞿越太平元年（西元970年）至越南保大二十年（西元1945年），这个东南亚国家使用年号达九百多年。“蒙古共戴十一年”（西元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但并不“改元”。并且，年号纪年法可能还渗透到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历218～227年（西元833～842年）在位的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摩哈普德（Abu Ishaq Muhammad al-Mu'tasim Billah），即建有年号。如果中国恢复传统纪年，那么，世界上将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不把西元作为第一纪年。中国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又是世界上的大国，有权利和义务为丰富世界纪年文化的多样性作出贡献。推行含有中国元素的传统纪年，有利于增进汉文化圈国家在纪年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感，扩大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恢复我国的传统纪年，有利于夏历的推广，是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求。中国传统节日正日益受重视。我们有 “2006年中秋节”、“2007年清明节”等说法。其实，西历根本未设中秋、清明等节日。因而，有人按夏历纪年，纠正为“丙戌年中秋节”、“丁亥年清明节”。但它难以指明绝对年份。壬戌年春节（西元1982年1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向全世界华人祝贺第四千六百九十个新年，就是按黄帝纪年推算的。这就避免了“1982年春节”在表述上的尴尬。自临时大总统孙文改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西元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后，中国民众早已停止使用黄帝纪年。而里根的祝贺恰恰表明：西方国家完全能够包容中国传统纪年文化。

四、再现年号的中国元素

    恢复我国的传统纪年，应优先考虑恢复年号纪年。我国社会稳定，政体长期不变。政体纪年法和国号纪年法就容易诱使人们使用简称，从而混淆计时概念。黄帝纪年不仅有同样的缺点，而且容易为学者所诟病。这是因为，黄帝公孙轩辕仅仅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科学地推断黄帝元年的具体年份。相比之下，年号纪年则可以避免上述缺点。赵翼《陔余丛考·年号重袭》谓：“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恢复年号纪年，符合中国老百姓期待吉祥如意的传统习俗。历史上最早的年号建元（西元前140～前135年）、元光（西元前134～前129年）、元狩（西元前122～前117年）等，均由武帝刘彻颁布。《史记·武帝本纪》曰：“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因此，后世的年号往往记祥瑞、志喜庆、祈昌盛。吉祥词语是相对集中的，因而容易与年号重复。证券投资基金诞生于1997年，是新兴的金融品种；我国的年号则早已停止使用。两者理应风马牛不相及。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中，有基金开元（184688.SZ）、基金天元（184698.SZ）、基金景福（184701.SZ）、基金兴安（184718.SZ）、基金泰和（500002.SH）、基金兴和（500008.SH）、基金汉兴（500015.SH）等。开元为玄宗李隆基颁布的年号（西元713～741年），天元为圆融天皇守平颁布的年号（西元978～983年）和益宗孛儿只斤·脱古思帖木儿颁布的年号（西元1379～1388年），景福为昭宗李晔颁布的年号（西元892～893年）、庄宗黎龙铤颁布的年号（西元1008～1009年）和兴宗耶律宗真颁布的年号（西元1031～1032年），兴安为文成帝拓拔濬颁布的年号（西元452～454年），泰和为近肖古王扶余句颁布的年号（西元366～369年后？）和章宗完颜璟颁布的年号（西元1201～1208年），兴和为孝静帝元善见颁布的年号（西元539～542年），汉兴为昭文帝李寿颁布的年号（西元338～343年）。可见，年号与证券投资基金能够拥有完全相同的字符。此外，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字号，也存在与历史上的年号完全相同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这恐怕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产生影响后的必然结果。从期待吉祥如意的内容看，年号恰恰符合民间习俗，有厚实的群众基础，因而能够长期存在。在如何对待民间习俗和纪年文化的基本态度上，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双重标准。
　　恢复年号纪年，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相当一部分年号，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易·乾〉彖》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武帝司马炎于是定年号为咸宁（西元275～280年）。《〈易〉系辞上》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炀帝杨广于是定年号为大业（西元605～618年），宣宗段智兴和神宗黎维祺于是均定年号为盛德（西元1176～1180年和西元1653～1658年）。《大学》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宪宗段正严于是定年号为日新（西元1108～1110年）。《宋史·乐志》曰：“祖功宗德启隆熙”。纯宗李坧于是定年号为隆熙（西元1907～1910年）。《书·大禹谟》曰：“地平天成”。《史记·五帝本纪》曰：“内平外成”。天皇明仁于是定年号为平成（西元1989年～）。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竹下登解释其含义是“在国内外和天地间实现和平”。因此，年号并非落后文化的象征。年号一旦施行，就可以与民众的工作、生活紧密相关。把年号作为载体，有利于弘扬中华文明。
    恢复年号纪年，有利于上情下达。年号既可以源自经典著述，也可以源自现实社会。如哲宗赵煦颁布的绍圣（西元1094～1098年）、大总统唐景崧颁布的永清（西元1895年）等，即用来阐述施政纲领。由于民众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纪年，因而，年号必然为人们所强化记忆。这样，民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可能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的目的。

五、怎样恢复年号纪年

    恢复年号纪年，首先要继承重视纪年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对纪年的基本看法，属于一种社会共识。《史记·历书》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汉书·董仲舒传》云：“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中国历代政府因此而身体力行。并且，民间同样重视改正朔。清光绪三十四年（西元1908年），杨子元《新纪元》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作品叙写：“西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众议员都说当……改用黄帝纪年，就以明年为黄帝四千七百零九年，请政府饬下地球上同种诸国，及附属于中国之各贡献国，一体遵照”⑦。在经历中国与“白种各国”的纪年战争后，达成和约：“中国同种之国，均以黄帝纪元，其仅为黄种而非中国同种，有愿以黄帝纪元者，各国俱毋庸干涉”⑧。小说中纪年之争是清末纪年之争的曲折反映。小说提倡黄帝纪元，革命倾向较为明显。最近几十年，重视纪年的思想文化传统为人们所忽视。这不利于年号纪年的恢复。
　　恢复年号纪年，要舆论先行。由于长期不接触我国主流的传统纪年，民众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因此，文化学界、社会学界、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可以多普及一些我国传统纪年的基础知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与年号制度并无任何矛盾。在国内外情况已有很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使用含有中国元素的纪年方法，对于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裨益。对此，我们要逐步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要让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注恢复我国传统纪年问题，以增大恢复年号纪年的可行性。我国的传统纪年研究，偏重于考证。要让传统纪年方法古为今用，必须加强对我国传统纪年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在倡导恢复传统纪年时，我们也要承认其存在不便于年代计算的局限性。如，于阗中兴八年（西元985年）、太平天囯十四年（西元1864年）分别距今多少年，即使借助干支纪年、太岁纪年、岁星纪年、生肖纪年换算，仍较为麻烦。而西元或黄帝纪年、孔子纪年等就可以使人们一目了然地计算结果。这样，我们就需要有第二纪元。因此，恢复我国的年号纪年，还要防止矫枉过正。总之，要让更多的人赞成恢复我国的年号纪年，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
　　我国法律并未设置有关纪年的条款。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1982年12月4日分别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8年4月12日、1993年3月29日、1999年3月15日、2004年3月14日分别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历次颁布和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有关于国旗、国徽、首都的规定。最近一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有关于国歌的规定。但历次颁布和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未涉及纪年。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后，西元的法律地位同等于其他纪年。不过，由于我国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公文均行西元纪年，西元事实上已是我国的第一纪年。
　　恢复年号纪年，要法律先行。法不禁止皆自由。目前，出版社出版的历书，主要以西元和干支纪年。民间则因场合不同，分别使用藏历、回历、傣历、佛历等纪年。国家根本大法未对纪年予以规定，有利于保护我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它也为干支纪年、太岁纪年、岁星纪年、生肖纪年以外的中华民族传统纪年的恢复，留出了操作空间。十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官员袁晓园在《我国国历似可以黄帝起始为开国纪元》中阐述的观点，与杨子元《新纪元》中的遐想有交叉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也提出“辛亥革命时期倡议的黄帝纪元是否能肯定”⑨的话题。干支纪年、太岁纪年、岁星纪年、生肖纪年、藏历纪年，并不逐年递增，因而不设元年；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西元、回历、傣历、佛历等纪年，一经确立，即不能改元。年号纪年原则上避免重复，因而一般不会把历史上的年号重新启用。并且，从弘扬中华文明等要求看，我们还要适当地改元。这些是年号纪年的特殊性。为维护纪年的严肃性，年号必须由官方颁布。因此，我们应考虑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法”，通过法律，保障纪年的科学和合理，规定年号的颁布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通过新的年号时，应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岁次丁亥季春三月甲辰立夏日庚子（西元2007年5月6日），初稿于上海；
    岁次丁亥孟夏四月乙巳既望日丙寅（西元2007年6月1日），修订于北京；
    岁次丁亥季夏六月丁未立秋日甲戌（西元2007年8月8日），校饬于北京。

    注释：
    ①太甲，一作大甲。
    ②始建国天凤上戌，一作始建国天凤，又作天凤。
    ③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一版《前言》第1～2页。
    ④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清议报》第九十册和第九十一册，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和八月初一日刊印。
    ⑤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一版第281～283页。
    ⑥毛泽东：《祭黄帝陵文》。载《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⑦杨子元：《新纪元》第一回《鉴既往用黄帝纪年，虑将来开白人议会》。见《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无耻奴/烈女惊魂传/新纪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458～459页。
    ⑧杨子元：《新纪元》第二十回《终战事黄白分胜负，定和局世界息纷争》。同上书，第600页。
    ⑨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1996年5月16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一版。
    2．睡地虎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地虎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第一版。
    3．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4．佚名氏：《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见佛书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一一二卷，名著普及会日本昭和五十四年八月第一版。
    5．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6．邹容：《革命军》。上海大同书局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刊印。
    7．上海国民日日报馆编：《国民日日报》。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五十四年五月”第一版。
    8．陶成章：《龙华会章程》。见平山周《中国社会秘密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译订本。
    9．上海世界出版社编：《新世纪》。上海世界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第一版。
    10．李大钊：《新纪元》。载《每周评论》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刊印。
    11．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一五日刊印。
    12．肖蔚云、王禹、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载《红色中华》第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刊印。
    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一版。
    15．舒惠芳：《钱业寻踪——金融藏品的收藏投资》。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16．王松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银币》。载《西安金融》2001年第10期。
    17．鲁迅：《狂人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一版。
    18．胡适：《跋〈《红楼梦》考证〉》。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一版。
    1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一版。
    20．康有为：《孔子纪年说》。载《强学报》创刊号，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刊印。
    21．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5月第一版。
    2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载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2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第一版。
    24．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1月第一版。
    25．蔑里乞·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
    2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6年5月第一版。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2004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28．袁晓园：《我国国历似可以黄帝起始为开国纪元》。载1995年1月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