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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园艺

转载 2015-06-24 20:59:13

小学临近毕业那一年,我们又搬家了。在五一三路与皇华山路十字交汇处,是一个很大的宅院,大门对着大圆弧。我说过大圆弧是我们这个县城的中心地标,矗立着一座高大石碑,四周围了一圈女贞树篱。我们家入住的大院则是过去的县幼儿园。那时幼儿园已经停办,整个校园变成了教师宿舍。

我母亲是新华小学老师,很幸运地得到其中一个教室安家。

这个空阔的院落,过去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庭院,后来虽然做了幼儿园,整体格局却没有多少改变。大院临街,进门一条过道,铺着青石板,两边各有一棵高大的泡桐,四五月间灰白色的泡桐花落满一地。过道尽头是一道灰砖门楼,跨过门楼便是前院。前院宽阔,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的面积。西院墙边上有一棵笔直的香椿树,夏天里绿荫如云。空坪南面是一个教室,当时正办着一个聋哑班。北面一栋大平房,是这个院落的主建筑,地面铺木板,呈“田”字形分布了四个教室,分别住着四户人家。再往里,便是后院,呈长条形,有一棵杨树和一口古井。

我们家分得“田”字左边靠里的那个“口”。那时外婆已经从乡下上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加上父母和两个妹妹,我们一家六口人挤在这个约50平米的空间,实在是有些逼窄。父亲用橱柜和床将教室隔成三个并不遮栏的区间,又用旧木料和油毛毡在后院搭了一间厨房,才安下这个家。

每天早上五点半,大圆弧石碑顶上的高音喇叭准时响起。总是那首激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然后是新闻播报。高分贝的广播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小城,也惊动我们这个院落。通常,总是我的父亲最早出现在院坪里。他要穿过大圆弧去街头坪蔬菜门市部买菜。当他提着半蓝子菜蔬大声吆喝着回到院子,相邻的三户人家也都陆续敞开了屋门。我父亲是这个大院里最喧闹的人。他声音宏亮,又特别喜欢孩子,孩子们也都跟着他闹腾。那时他在木器厂上班,厂里分给他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每天上班,他总是推着车去的,院子里几个小孩都爬到他车上,让他推着去学校。那时候,我父亲兴高采烈,像一个耍猴人架着一群猴子招摇过市。

四家人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平时相处和睦。我家隔壁住着赵老师,年轻漂亮,梳两根短辫。她丈夫是当地驻军的医生,姓关,我们叫他关军医。关军医待人和善,说话温言慢语,虽然整天穿着军装,院子里的孩子却都不怕他。他们家有两个女儿,大青和小青,都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夏天晚饭后,夫妻俩在院坪里摆开两个木头盆子,各抓住一个女儿给她们洗澡,两姐妹赤条条坐在盆子里,尖叫着互相泼水嬉闹。关军医从部队转业,一家人回了长汀老家。许多年后的一天,我出差到了那里,给他们打电话。夫妇俩把我接到家中。大青和小青都不在,我看到墙壁上两张结婚照,两个漂亮的新娘甜蜜地笑着,眉眼间还依稀可辩当年小姑娘的稚气。赵老师家对面住着涂老师,一个清秀白净的年轻人。他的妻子也是老师,夫妇俩在同一所学校任教。他们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念小学。还有一个整日絮絮叨叨的老奶奶,她能唱很多以前的歌谣,至今我能记得其中一首起头的两句:金丝猫儿花斑斑,杭州客来了三百三••••••

那些年,在这个大院里,刘翔鹰是我最要好的伙伴。他是对门金老师家最小的孩子。我们年龄相近,都在读初中,平时除了上学,几乎形影不离。金老师快嘴快语,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在县里一个部门当领导,平时沉默寡语,一脸威严,全大院的孩子都怕他。有一回我去后院厕所洒尿,一推门发现他也站在那里。浓浓的一团大黑影,我吓得大气不敢出,只听得边上另一只尿桶哗哗水响,我却憋足了劲尿不出来。

我也有些害怕聋哑班的学生。他们有三十几个人,年龄参差不齐。聋哑孩子都特别敏感,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残疾的篾视。每当与他们遭遇,我都很小心,生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表情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涂老师家的男孩就被一群聋哑孩子围着甩耳光,因为他当着他们的面吐口水,还用鞋底搓几下。在聋哑人看来,这是对他们不能说话的耻笑。只有老师能够掌控他们。那是一个中年女子,姓张,她后来改行当了县殡仪馆馆长,成了全县知名的劳动模范。有时我从聋哑班教室经过,会在窗外站下来看他们上课。张老师教学生说“八”字,她伸出右手拇指,虚空在嘴巴上方划一道八字胡,一翻掌猛然弹出食指,成“八”的手势,喝一声:“八!”全班学生跟随着老师比划,异口同声迸出一声:“八——!”

很多时候,我更喜欢独自在后院活动。后院布局杂乱,除了我们家厨房,还有其他三户搭建的杂货间,以及一个简易厕所。厕所与北墙之间有一个10平米左右的狭小空间,那是属于我的天地,我的植物园和菜畦。我亲手把它开辟出来,并将一段快乐而热切的少年时光投放进去。可以说,它成就了一个最初的植物爱好者。当时读过一本《米丘林的故事》,那是苏联的一个园艺家,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唤起了一个中学生极大的园艺热情。那些时日,我整天乐此不疲四处搜寻,将各种能弄到手的花草、蔬菜和果苗种满我的园地。发了芽的生姜、黄豆和马铃薯,厨房里丢弃的空心菜根和冬瓜籽儿,垃圾堆里萌发的西瓜秧和枇杷苗,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卉野草,统统在我的种植园里落了户。我决心做一个中国的米丘林,狂热地进行着一些别出心裁的种植实验。我把冬瓜的雄花套在南瓜的雌花上,期望结一个既像冬瓜又像南瓜的大笨瓜;我在蚂蚁窝与一棵高粱之间搭上细篾条,试图引诱蚂蚁,将钻入高粱茎杆里面的虫子抓出来••••••现在想起,我当年的园艺盲目而可笑,而且那个区间也不是理想的种植园,它两面高墙,一面厕所,太阳几乎无法顾及。我种下的植物不是早早夭折,就是纤细瘦弱难以开花结果。记得种过一棵玉米,它为了摸到阳光而将自己抽起三米高,终于在半腰结了一小棒。收获的时候我兴奋难耐,剥开层层苞叶,发现细小的棒子上却只有一粒玉米!这是多么公平:播下一颗种子,收获一粒粮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没有回报。厨房边上,一棵柚子树已经枯朽,只剩下一截树桩。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上面冒出几朵黑菌菇来,母亲说那是黑木耳,让我时常拿涮锅水去浇淋。那朽木也知投桃报李,每天一碗水下去,木耳便像黑色花朵一样怒放不歇。那段日子,我们家餐桌上有时会上一盘青辣炒黑木耳,那是母亲对我每日辛勤浇灌的犒劳。

另一份收获来自简易厕所,四户人家的排泄都积存在粪窑里。城南河那边是大片的菜地,菜农们每天早晨挑了粪桶从桥上过来,挨家挨户收粪水。那些年,差不多每周一次,我赶早站到大院门前,对着晨雾里渐渐走近的挑粪人一声吆喝:“粪呵——”那人近前来,随我走进后院厕所,挑走满满一担粪水。一担粪水五分钱,它归我所有。

现在,我时常会怀念后院那棵高大的杨树,还有它边上的那口古井。一年四季,杨树是麻雀们的游乐场,数不清的鸟儿在上面喧闹。那是一棵雄树吧,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地面上落满了一条条颜色杂乱的柔夷花。夏天的傍晚,鸣蝉响亮,我搬一把竹躺椅在树底下纳凉。仰头望着树梢上面高远而变化莫测的天空,少年的心里便无端生出莫名的落寞与期许。古井深不可测,它在最终来临的夜色里变得诡魅可疑。我昏昏欲睡,朦胧间感觉一股冷气从黑暗中的洞口溢出,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渐渐冻结了世间所有的声音。

坐在杨树下乘凉的还有刘翔鹰。光听这名字就知道这家父母多么望子成龙。事实上这只鹰的确飞得够远,高中毕业就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就去了美国。刘翔鹰比我小一岁,平时腼腆少语,却是个早慧聪颖的孩子,书读得奇好,母亲时常拿他来打击我。那时候我俩每天早晨去郊外跑步,跑到田间我就去捉青蛙。刘翔鹰坐在田埂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本英语书,埋头叽哩呱啦。吃过早饭我们一起去上学。大门边上有一棵年轻的法国梧桐,一段结实的枝干旁斜伸出,正好是我们跳起来可以抓握到的高度。两人放下书包,一起攀上去做引体向上。突然有一天,发现无论怎么跳都够不着那段树枝了,才猛然明白树已经长高,而我们自己却还是那么矮。

那一年,刘翔鹰从美国回来了。我陪他去看当年我们的宅院。现在那里已经是新华书店大楼,原来的院落只剩一角,而我当年的狭小种植园,成了书店仓库的一部分。我想,那仓库书堆里是否会有几本《米丘林的故事》呢?

无论如何,我应该感到庆幸。我从那个匮乏的年代过来,至少还能拥有一本有趣的小书和一个绿色种植园。如今的孩子枕边堆满卡通故事,只是这高楼矗立的城市,他们去哪里梦想米丘林呢?

还有他们的眼睛,再也看不到那些过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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