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旅是大学时代的一次回首，漫漫人生的重要驿站。下棋的小男孩是常振明，左边是乃兄常振工。（清华九公寓／1973.2）

清贫的年月没有留下什么影像，这已经是我从日本归国以后了，从相对“光鲜”的衣服以及彩照本身就看得出来。不过这幅照片倒真实再现了小家的风情。（武汉洪山宅／1981）

七十年代：围棋相伴的武汉岁月（上）

    我到万人仰慕的清华大学读书，既经历了传统的熏沐，又遭遇荒唐的“文革”与洗心革面的“再教育”，五年半以后（一九七〇年二月）灰溜溜地回到武汉，钻进城市边缘的一间工厂里。与四下发配的大学同学们相比，我庆幸得多了。

    环境是生疏的，日子是艰辛的，心爱的围棋退隐到了生活的角落。

    我已经记不清余世宁先生那时是否健在，这位在邮局工作、长得与列宁有几分相像的老先生在棋艺上给过我热情的教诲。在司门口大桥下面一处阁楼里住着志愿军荣誉军人蔡光新，以昔日的小师弟——他们都已长大了——为主的棋迷们流水般地在那里聚会，蔡老师是独身，据说为人不错，然而相貌却极不友善，令我窃窃不安的感觉自中学时代开始持续了好多年。那一块乐土也就没能成为我的福地。

    一九七三年我和陈雅华有了自己的巢。那年春节是在清华常振明的家里度过的，既是新婚之旅又是友情之旅、围棋之旅，那怒放的青春之花一直不曾凋谢，永远珍藏在我们、常家姐弟以及最要好的几个大学同学各自的人生宝匣里。（《清华围棋纪事》详述了我与他们的故事）

    一段时光我在青山做电工，雅华在汉阳当钢筋工，即使我们到了周末才能团聚，可围棋总是把我们的生活、也把我们的情感充填得满满的，令我们忘却了多少困扰，比常人多了多少欢笑！夜迟了，照例传来岳母悠长的呼唤声：“阿喔（华）啊，汏皆（脚）汏米（面）困高（觉）啦！”

    当一冶公司也搞起了围棋比赛，继而迎来了湖北省大型厂矿的比赛，才从地下冒出一批蛰伏的冬虫，那可是一段可以堂堂正正下棋、舒舒坦坦打发的神仙日子呢！

    在汉口那边刘力、郝明光悄悄崛起。上海的朱耶兰、许宛云“以棋会友”来了，湖南的梁鹤年云游来了，黑马欧阳世承也从内蒙草原杀回来了……这些动向都成了江城棋坛大大小小的盛事，激起一段时日的升温。

    上海的《围棋》杂志已经停刊好几年了。常振明那会儿师从“看门老头”——前辈泰斗过惕生，桥本宇太郎给过老寄赠日本关西棋院的《围棋》（绝对珍稀），常振明每两个月给我寄两期，我研读、摘译、做完卡片之后再小心翼翼地寄回去。一旦我把这有限的资料带到省围棋集训队去，那里的朋友们便上来一顿饱餐。

    一九七七年中日比赛移师武汉（有师弟刘乾利出场），我到璇宫饭店观摩，我那时正在勤读日语，很留意倾听日本棋手的评说，听到华以刚译出了石田章七段说的“幼儿园的水平”，我佩服得不行。十多年以后，又经过了越洋的历练，我在蛇口南海酒店听懂了日本企业家即兴而出的“杨贵妃（吃荔枝的事）”，那真是冷僻词呢，回想当初，我才确信自己进步了。

    那一场比赛聂卫平执白战胜了桥本宇太郎，晚上在汉口体育馆挂盘讲解，老聂主讲，我给他当助手，我将白日里听来的花絮穿插其中，推波助澜，吊足了棋迷观众的胃口。记得我描述两块棋“竞相逃窜”，满座哗笑，老聂懵懵地还没会过意来。

    顺着围棋的线索追忆武汉的生活，不能不说到丁履成老师。

    测绘学院的丁老师也是我和雅华的围棋启蒙老师，获得过武汉市第二名，他过去常来十五中辅导我们，我还有过被他让七个子（即有天壤之别）的历史。我初次参加市里比赛的前一天，让四子的“棋分”，我与他对子平下作为赛前练习，我竟赢了他，不由得信心大增，遂得有上佳表现。丁老师仁心宽厚、循循善诱可见一斑。丁老师只是在拉我们吃饭的时候才使出老师的威严，我们大大小小都特别喜欢他。

    我们婚后的家离丁老师家只有两站地，周末他经常迈着方步到我们家来，下上一盘或两盘。那时我们已是旗鼓相当，我赢的稍多些。我喜欢看他沉思苦索的样子，胜局的笑眼，还有大势已去时最后的惋叹——很少见到的那种高傲优雅的风度。我们从中学生而今为人父母，自己浑然不觉，如果有机会问问丁老师，听他说说生活的沧桑、眼中的我们，那该多有趣！

    二〇〇六年我们回到阔别的武汉，行前专门托人找过丁老师，我们太想见他，却没有结果。最近联系上黄念平老师，我又急急打听，竟愕闻丁老师去年辞世了！

    我非常怀念丁老师，怀念他那平和的笑，那刮得很光的络腮胡子，那雍容儒雅的举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