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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皇上,也有不灵的时候

(2014-04-08 13:25:13)

在历史上有一类特殊的“大老虎”,他们陨落不是因为皇帝变心了,也不是因为皇帝换人了,都不是。皇上对他们很好,非常信任。但他们对皇上更加信任,深信朝廷神通广大,可以压倒一切敌对力量。他们挑动皇上去冒险,把整个国家都推进深渊,但究其本心,他们绝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们只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有其极限。

这个认识上的盲区,让他们带着震惊走向灭亡。

比如唐朝的杨国忠。


杨国忠


杨国忠能发达,当然是靠杨玉环的背景。但是他跟杨玉环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不是杨玉环的亲哥哥,而是从祖兄。两人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关系(也有一种说法是同一个祖父),这其实已经比较疏远了。

但是他会讨女人欢心。他跟虢国夫人搞到了一起。这个说起来有点乱,我给大家理一理啊:虢国夫人是杨玉环的亲姐姐,杨国忠是杨玉环的远房堂哥,杨玉环的丈夫唐玄宗是虢国夫人的情人,杨国忠又是虢国夫人的情人,而杨国忠的舅舅张易之又是唐玄宗奶奶的情人,而唐玄宗又是杨玉环前夫的爸爸。说起来是挺复杂的,但是唐朝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热闹。总之,杨玉环对她这个远房堂哥可能并不在意,但虢国夫人却着实向皇上说了不少杨国忠的好话。

此外,杨国忠还有个长处。他是从小喜欢赌博,几十年浸淫于此,对数字和钱都非常敏感。结果唐玄宗有次和人赌博,杨国忠在一旁帮着算账,每局赌完,他马上把输赢的点数和钱数报出来了。唐玄宗夸奖说:真是个好度支郎!似乎就从这一刻开始,唐玄宗对杨国忠留下了一种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这个人能处理财政。一代雄主到了暮年,也会昏聩到把赌棍的机灵和处理财政的沉敏混为一谈。

不过杨国忠真正崛起,还是在斗倒李林甫之后。杨国忠和李林甫斗争的经历曲折动人,有时候还相当惊险。唐玄宗时代的政治斗争和宋朝不同,宋朝的党争往往伴随着政策路线的根本性分歧,杨国忠和李林甫谈不上什么政见分歧,就是看着你当一把手怎么都看不顺眼,总觉得不如拱倒了让我当更好。斗争的过程这里不必复述,最终的结果是李林甫病死了。死人无法继续斗争,于是杨国忠获得了胜利。

李林甫贪污腐化、自私自利,但他是一个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政治家。杨国忠也贪污腐化、也自私自利,但他是一个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流氓。李林甫还能够掌控唐帝国的局势,杨国忠则完全缺少这种才能。他最擅长的就是替皇上理财,具体来说就是把地方的钱弄到中央;把中央的钱弄给皇上。唐玄宗垂垂老矣,倦于理政,只想让唐帝国当自己的高效提款机。而在杨国忠手里,帝国就是皇上的一个高效提款机,总能吐出钱来。杨国忠掌管财政的天宝末年,可能是整个唐朝最靡丽最豪奢的几年。

皇上对他很满意,一个只想花钱的人对一个总能变出钱来的人,当然很满意。但没有人追问钱的来源。没有人去关心:地方财政枯竭了,一旦天下有变,各地如何应付?

杨国忠根本不相信天下能有什么大变。他对朝廷非常有信心。这也难怪杨国忠,一个人总在朝廷里勾心斗角,总以皇上的喜怒为最高政治准则,眼光就会受到局限,觉得天下之事都在长安朝堂的掌握之中。皇上的意志足以摧毁一切。

杨国忠人缘非常坏,他有无数敌人。但他的头号政敌是安禄山。杨国忠掌握了人事权、财政权,但唯独军事权还不够完满,因为手握数十万军队的安禄山不买他的账。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水火不容。

安禄山的力量太大,而且极得唐玄宗宠爱,用寻常办法对付不了他。因此杨国忠想出一个特殊策略,那就是逼他造反。安禄山当时和唐朝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由于唐玄宗的决策失误,安禄山力量做大,已经到了能造反的程度,但还没到必造反的地步。杨国忠打算帮他往前迈一步。杨国忠倒不是想拆皇上的台,而是有自己的战略规划:安禄山一造反,自然而然理所应当势在必行地被皇上派军队镇压掉(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此一来就除掉了一个公开的敌人,震慑了一群潜在的敌人。杨丞相的地位和声誉将获得极大的提高。

他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绞死安禄山的手下,贬逐安禄山的党羽,整理安禄山的黑材料,全方位地催促安禄山造反。终于,在公元755年,他的战略获得了决定性成功,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乘坐铁辇挥军南下,打出的口号就是“诛杀奸贼杨国忠”。

当然,话可以从两面说。从杨国忠的角度,也可以说安禄山狼子野心,早就蓄谋造反,幸亏被自己及早发现,予以迎头痛击。他早也会反,晚也会反,造反越早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越小。

这么说也对。可问题是杨丞相安排好了一切手段催安禄山造反,就是没有准备安禄山造反了以后怎么办。最大的一种可能是:杨国忠不相信安禄山有能力抵抗朝廷。这一点好像从没有进入他的脑海。听到安禄山造反的消息,杨国忠非常欣慰,对唐玄宗说:“不出十天,安禄山的脑袋就会被送来。”皇上表示同意。

就在君臣互相打气的时候,安禄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破州灭郡,逼近关中。哥舒翰率军死守潼关半年。结果杨国忠和唐玄宗又催哥舒翰出战,结果一战即没,潼关失守。杨国忠只能和皇上一起逃亡四川。

这就像小流氓在街上调戏美女,把对方逼到死胡同里问小娘子叫什么呀,结果人家说我叫叶二娘。这个结局确实挺出乎杨丞相的预料的。但逃亡还不算完呢。杨国忠的仇人太多,大家又普遍认为动乱是他挑起来的,最后闹出了马嵬坡之变。马嵬坡之变的真相如何,已经很难说清了。传统说法是陈玄礼联合太子发动的,现在也有史学家考证说幕后主使人是高力士。这些说法都有可能,因为杨国忠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有杀他的动机。

杨国忠临死前还在干工作。跟着大唐天子逃亡的还有一些吐蕃使节,这些吐蕃使节可能是找不到饭吃,拦着杨国忠反映情况。杨国忠正安抚着他们,士兵们冲过来了:“杨国忠在和吐蕃人谋反呀!”杨国忠拨马就跑,结果被人一箭射中鼻梁,大家冲上来乱刀齐下,据说还“争啖其肉且尽”,最后杨国忠的脑袋被砍下来示众。

杨国忠全家的下场都很悲惨。他的四个儿子,两个儿子被唐朝军队杀了,一个儿子被安禄山杀了,一个儿子被唐朝汉中王活活打死了。他的妻子据说原本是四川的一位妓女,也被乱军诛杀。杨国忠满门灭绝。

 

王振

 

大约700年后,杨国忠式的悲剧再次上演,这次的主角是一个太监,他叫王振。

明朝有宦官弄权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就是肇始于王振。他是汪直、刘瑾、魏忠贤的鼻祖,而且他的地位要比刘瑾魏忠贤他们崇高的多,不管魏忠贤他们怎么烜赫,在皇上眼里,他们其实就是宠奴。但是王振不同,皇帝明英宗视其为师,视其如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曾这么尊敬一个太监,也从没有一个皇帝曾这么依慕一个太监。

王振是个学院派太监。他受过不错的教育,担任过教官。当时皇帝嫌宫内的太监宫女没文化,想招一些儒生进宫给他们上课。当然上课前要先阉一阉。一般儒生敝帚自珍、不肯应征。但王振自愿报名,成了一名太监教师,后来又进入东宫,成了太子的启蒙老师,而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明英宗。

明英宗非常奇特。在历史上,他不算杰出的帝王,没有多少文治武功,甚至还闯过土木堡之变这样的滔天大祸,但是他是一个天性重感情的人。高阳在《明朝的皇帝》里说,明英宗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凡是遇到他的人几乎没有不喜欢他、不为他打动的。这种说法有所夸大,但大致不差。明英宗身上如果真有魔力的话,这种魔力就源于他能够对人产生真实的感情。

明英宗对王振就有深挚的感情。皇宫里的孩子是没有父亲的,他们只有父皇。启蒙老师王振就成了明英宗心目中的“影子父亲”。等他成了一国之君后,还是坚持称王振为“先生”,而王振也很自然地以辅佐成王的“周公”自居。有一次,三大殿工程竣工,明英宗宴请百官。按照惯例,宦官绝不能参加这种宴会。明英宗没有请王振,但是他惴惴不安,派人去看“先生”有没有什么不快?结果“先生”正大发雷霆呢:“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明英宗知道后皱着眉头想了好久,让人打开东华门中门,把太监版周公请出来。王振一出来,百官望风下拜。

王振完全凌驾在百官之上。他好像也很喜欢欺负这些官员,估计是从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快感。户部尚书犯了错,带上枷示众十六天;监察御史见了王振不下跪,抓起来;驸马骂了几句自己家的太监,虽然跟王振没关系但总归是对太监这个职业有偏见,也抓起来。结果官员们大多被吓倒了,朝廷里涌现出一大批马屁精。比如工部侍郎王佑就是榜样。他长得粉嫩无须,王振偶然问他:“王侍郎怎么没胡子啊?”王佑慨然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

但其实官员们私下里极度痛恨他。王振专政多年,史书上对他事迹的记载完全一面倒,可以说一件好事都没有。一个人干一件坏事不难,但一辈子只干坏事不干好事就太难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王振干起坏事来怎么就这么斗志昂扬,跟吃了炫迈似的停不下来?这只能说是文官们对他憎恶至极,有一定的偏见。

王振并不害怕别人的憎恨。只要皇帝信任我,别人恨不恨我,又能有多大关系?而明英宗对王振的感情是不会动摇的,因此王振才敢如此我行我素。他不相信别人有伤害自己的能力。

可是他错了。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甚至连皇帝都控制不了,比如说瓦剌的铁骑。

瓦剌是崛起的蒙古部落,对明朝本有觊觎之心。王振上台后对瓦剌外交态度又很不友好,两国关系终于破裂。1449年,瓦剌大军南下,直逼大同,还消灭了一支明朝军队,北方边境骤然告急。但从另一方面说,明朝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并没面临严重的危险。瓦剌几乎不可能攻下大同,也很难突破防御圈进攻北京。

可是王振把它演变成了一场灭顶之灾。

他鼓动皇上御驾亲征。22岁的明英宗连宫门都没怎么出去过,现在却要带着五十万大军(不过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夸大的)和瓦剌决战。明英宗高兴地同意了,下达亲征令两天之后,军队就出发了。时间之短,举动之仓促,让人难以置信。这不像一次出征,更像一次狂欢的嘉年华。无论是王振,还是明英宗,两个人都丝毫没有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按照他们的想法,五十万大军加一个皇上,这种压倒性的力量,瓦剌怎么可能抵抗呢?

这支大军就这样匆匆忙忙踏上土木堡之路。

土木之变是明朝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它本身也裹着一团迷雾。因为文官太讨厌王振,所以记载中几乎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好像所有人都非常聪明,就王振一个人蠢得难以理喻,最后把大家都拖下了水。

但是无论怎么说,王振都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王振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但却是这支军队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他做出了几个严重的错误决定,直接导致了土木堡的悲剧。

他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根本不该派出这支军队。这支匆匆动员起来的军队只在纸面上强大,实际上内部非常混乱,没有战斗力,而随军的皇上又是个巨大的包袱。王振作为军事外行,可能会迷信军队的规模。但事实上,组织不善的军队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很多时候几十万军队比几万军队战斗力更加低下。

他做出的另一个错误决定是关于回程路线。军队开到大同没有发现瓦剌军队,就打算撤回北京。按原计划,明军应该走南边的路线,经紫荆关入京。这个路线远离北方,非常安全。但是王振的老家蔚州就坐落在这个路线上。王振害怕军队踩坏庄稼,因此推翻原计划,让大军按原路返回。结果就落入了瓦剌的伏击圈。

他做出的最后一个错误决定是不该停留在土木堡。怀来城就在二十五里外,大家建议继续行军,进入怀来城就安全了。史书上说王振要等后面的辎重车,所以下令就地驻扎。这个说法有点荒唐,更有可能的是王振担心赶到怀来已是夜里,夜晚行军、进城,风险太大。这个担心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最终证明是个错误决定。

结果是彻底的覆灭。投入战斗的瓦剌军据说只有两万前锋,但是土木堡的几十万明军却像纸糊的房子似的,一下子垮掉了。它甚至不能说是被打败的,而是自我崩溃了。在最后的混乱中,大家对王振的憎恨终于爆发了。一位将军用锤子把王振活活砸死。明英宗坐在地上,被瓦剌俘虏。

王振的家属被清算。大家都咒骂这个曾呼风唤雨的太监,说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是只有一个人始终信任他,始终怀念他。那就是被俘的明英宗。

夺门之变后复辟上台的明英宗,给王振祭葬,还为他立了一座祠堂,上面刻着“旌忠”。整个大明朝,可能只有明英宗一个人深信:王振是忠诚的。其实他也许并没有错。王振也许到死都是忠于自己的学生的。他只是像700年前的杨国忠一样,从没有想到过:看上去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力,肆意生杀予夺的力量,竟也有耗竭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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