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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从政是悲剧—《隐痛与暗疾-沈从文与萧乾的恩恩怨怨》摘录

(2019-10-07 19:51:33)

 

——当文艺成为政治的喉舌时,进入文艺圈等于进入政治圈。而天性崇尚自油的文人,虽然在文字世界游刃有余,在政治领城却总是捉襟见肘。沈从文早就明白了的道理,萧乾要等到被打成右派后才恍然大悟。

——沈从文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想做御用文人,写遵命文章。1949年,这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进了博物馆,做了一名普通的文物工作者。当时,沈从文虽在博物馆工作,但全国各报刊向他约稿的仍很多他不为所动,坚决不动笔。沈从文主动脱离文艺圈,不是因为他不想创作,而是因为当时没有自油创作的环境,他个人也不具备自油创作的心态。在沈从文眼中,创作和写趋时文章是两码事。写作必须是有感而发,不能按别人的规定来写,而且必须是爱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沈从文有句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也就是说,文学必须突出个“我”,另外,在沈从文看来,文学与政治与宣传完全是两码事。他不习惯写“遵命文章”——所谓别人规定我来写。

——1947年的五四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在社论里,萧乾宣言自己的自油、民MZ主思想,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民MZ主,并以“民MZ主”这一原则来评说中国文坛。而1949年萧乾的立场和态度就完全转变了,大写《新方向、新生命》等趋时应景之作,尝到了甜头,出席了文代会,政治地位一路攀升。而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却无缘参加。而对解放后的萧乾来说,写作就是配合形势,就是响应号召。一句话,文学就是宣传的工具政治的附庸。福祸相依,1949年之后的萧乾似乎事事顺心,除了紧跟形势、响应号召外,几乎无暇静下心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来一次“长考”,而一个盲目跟风的人是会一不小心就误人入“雷区”的。于是萧乾在1957年写了几篇鸣放文章,提了不少意见,发了一通牢骚,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右派”,开始受苦受难的历程。

——49年以后,沈从文和萧乾,一个彻底封笔,躲进博物馆,远离文艺圈,躲掉多少是是非非;一个炮制了大量的应景之作,在歌颂的道路上愈唱愈欢。57年沈从文三缄其口,拒绝发言,似乎显得怯懦而世故,有明哲保身之嫌,但拒绝写鸣放文章,正是其“吾道一以贯之”的表现,因为他向来不按别人的规定写作,也不看别人的脸色写作,让他颂扬他不干、让他讽刺他也不干。所以,沈从文不写鸣放文章,实则是对自我的坚守,对其写作原则的捍卫。萧乾在鸣放文章里固然真诚地提了一些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良知和勇气,但他也是为了响应号召配合形势来写那些言辞尖锐的文章的,所以,某种程度而言,萧乾写这些文章也有自我表现、讨功邀赏的目的。

 

——1947年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MZ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以民MZ主的期望。民MZ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民MZ主的自油有其限度,文学的自油也有其限度。以内容说,战前亲日战后亲法西斯的作品也应该摈弃,提倡吸毒或歌颂内战的也不应容纳。但在“法定范围内”,作家正如公民,应有其写作的自油,批评家不宜横加侵犯。这是说,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观念,而在文艺欣赏上,应学习民MZ主的雅量。”“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啰,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造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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