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了一趟北京，连来带去四天，头班飞机去，末班飞机回，算是充分地利用了时间。回来就一跤跌入生活的滚滚洪流之中，直到今天才能坐下来写点什么，也没时间展开了写，只能粗略一记。

一下飞机就被同学派来的司机拉到了母校，开始呼朋唤友地小范围聚会。然后就大聚、小聚，不停地排列组合，一直聚到去机场前。到了机场，飞机误点，阔爹给同学发短信通报，回复不约而同都是：还不如再多喝两杯呢。呵呵。

见到了三十多个同班同学，1班还见到了将近三十个，大多是二十年没见的。同学都长进、成熟。以前冷漠的，现在不再冷漠；以前轻浮的，现在不再轻浮；以前躁动的，现在变得安静；以前尖刻的，现在变得温厚。似乎只有变好，没有变坏的，个个都看着顺眼。鹿啸变得那么漂亮，老侯子变得那么安祥，陈文仍然是那个天真不识逗的小妹妹……感谢生活。

最好玩的是易老七。据说毕业三年他就发问：有没有同学聚会鸭？毕业五年他又问：聚不聚鸭？真聚了，他见谁都摇头，不记得，不认识，叫上不名字了。

阔爹和我也得着机会，与老师和同学们分享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还抽空去道培医院看望了在那里做干细胞移植的王佐。感谢上帝。

谢谢赵宇、梁媛和春蕾听说我在北京参加同学聚会，特意赶过来看我。赵宇同学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美女，弄得我百口莫辩，现在事实胜于雄辩，验明正身了。

在教二101见到了好几个老师，那是我们以前上大课的教室。我只认识郑宜老师、童庆炳老师和李大魁老师。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只上半天课，所以让我整天坐着上课，是我始终无法习惯的事情。我从中学就开始逃课，一个人带本书在湖山间乱走。家里不了解情况，以为我在用功，不管；老师因为我功课好，也不管。到了北师大那种自由宽松的环境中，那就根本不上课了。再好的老师来上课也吸引不了我，哪怕启功先生来了也不管用。上面说的那三个老师之所以我认识，是因为他们都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教过课。当时我还算老实，去上了一两个月的课。我跟郑宜老师后来一直有来往，包括她女儿董晗，就像我跟自己的那帮学生，升级成朋友了。

我当年之所以能这么大肆逃课还混得下去，北师大的学术氛围比较宽松自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记得当时的老师都很骄傲，自恃身分，爱惜羽毛，不肯用点名这种方式来约束学生。有一个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不允许我们逃她的课，后来系里在学生中间发调查表，大家就趁机给她很低的评价，弄得那个老师日子很不好过，其实她只不过是上课点名罢了。另外有一个老师，好像是教古典文学的，是哪一段我不记得了，也曾经向我们宣布，缺课多少次就不得参加考试。有一天班长来通知我，说我只有一次机会了，再不去上那个老师的课，我就有祸了。那天我不情不愿地去到教二101，朱枫上来跟我握了一把。原来其他同学都还有不止一次机会，只有我们俩被下了最后通牒。

以前我最佩服一个老师，好像是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一回只去了五个同学，他脸不改色心不跳地上他的课。考试前他把考题以及答案告诉我们，惟一的要求是我们必须到考场里去完成答题，不要自己弄来考试纸，提前答好题，到时候一交了事。我觉得他并非放任学生或者要讨好学生，他这么做是基于一种充分的思考，知道自己教的这门必修课未必是学生必须学的。我到现在仍然佩服他，可惜他教的是公共课，这回并没有请他。

怎么写着写着就写到这儿来了？真是写突鲁了。我记得沈从文写自传也是这样，一突鲁就写到逃课上头去了。我一直不擅长通过“听”来吸收知识，喜欢自己找书来“看”。但我也不能说是自学成才，因为那个环境摆在那里，找什么书来看，我有充分的信息来源，所以我还是要感谢我的老师们。二十年来我沾了母校、老师、同学、师兄弟姐妹的许多光，在此要一并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