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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人物之瑞澄:一个疆臣的仓皇溃逃

(2011-05-19 2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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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瑞澄: 一个疆臣的仓皇溃逃

 

 

1911年八月十九( 1010),这一天,也是后世的辛亥革命纪念日。这天早上,湖广总督瑞澄向北京内阁发了一封报捷电奏。

瑞澄在电奏中称,昨日已缴获武昌地区革命党人名单,并拿获革命党三十二人,其中杨宏胜、彭楚藩、刘汝夔三人罪恶深重,“均属法无可贷,如不即加显诛,无以彰国宪而昭炯戒”,已经“即行正法”。其余拿获之人,尚在审理之中,“一俟研鞠得实,当分别重轻定罪”。对于胁从者,瑞澄表示要,“准其悔过,予令自新”。这份电奏如公文例程,瑞澄同时顺带表彰了协同办事的几位官员。

清廷当日的复电,对瑞澄多有赞赏,称其办事迅速,“弥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并表彰了与事文武“皆奋勇可嘉”。

不过,瑞澂和清廷都错了,这一天,武昌方面不是平息了党人之乱,而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当日夜,新军起义,武昌一夜间光复。瑞澄弃城奔走。

 

剿抚无策

 

在这两份电报往来之中,瑞澄显然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潮毫无预见。革命党作乱,在清季,尤其是皇族内阁成立之后,已属稀松平常。各省督抚,早已见怪不怪。

早在1910年瑞澄赴任武昌之后,当地官员就告知瑞澄新军中革命党人约占1/3之重。一如清廷大多数官员对于革命党的态度一样,对于这份数据,既不能太重视,又不能太漠视。

1010的电奏中,透露出瑞澄对于办理革命党人的无奈。在缴获革命党人名册之后,瑞澄只诛杀了三名为首成员(杨宏胜、彭楚藩、刘汝夔),对其它人,则是“分别重轻定罪”,并要晓谕胁从者悔过自新。瑞澄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其实际内容是以息事宁人,防止事态扩大。而向着急向朝廷邀功,是把事情盖棺论定,以免引起进一步的风浪。

尽管瑞澄希望平息事态,但缴获党人名册一事,却已在军营中传播,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的恐慌。逮捕三十二人,诛杀三名革命党人,也证实了谣言的可信度。

孙武是宝善里炸弹误炸事件的肇事者,在逃亡后,他曾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孙武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当日武昌地区新军士兵的普遍想法。

谣言的扩大化及其所引发的恐慌,是极有可能点燃革命的导火索。但就单纯的行政角度来说,这一天,瑞澄并非不可为八月十八日夜,第一次大搜捕结束后,破坏了党人预备发动的革命的指挥机关,也抓了一些革命军的骨干,可如何处置那些分布在军中的众多的余党,却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瑞澄的高参们,对于应对此种困难,也存在分歧:师爷张梅生等人提议立即调兵遣将,按名册将乱党一网打尽(以快打慢);汉阳知府陈树屏等人则主张烧了名册,以安军心,使局势和缓下来,徐图后策(怀柔安抚)。可是,瑞澄在这关键的时刻却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了。

1010,整整一天,无论是剿,还是抚,两策瑞澄都未用。瑞澄唯一的动作,是向北京朝廷报捷,瞒报武昌局势危殆,和稀泥以求太平。当夜,武昌城中的零星的枪声从新军兵营开始传出,由稀渐繁。起义由新军工程兵发动,随后,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纷纷响应。

 

 

临战不决

    

关于1010日夜的情况,后世很多说法称,瑞澂在督署中炮之后,从后门逃至兵舰。更有不堪的说法,称瑞澂听闻炮声后,在后院挖狗洞出逃。如果这种说法可靠,那么瑞澂出逃,也算是战败而走,只不过没有尽节而已。但据当时在瑞澂身边的如夫人(妾)廖克玉回忆,情形并非如此。

据廖克玉说,起义发生后,瑞澂惊慌失措,急召亲信张彪、张梅生和陈德龙等紧急磋商。几个亲信的意见,又不一致。

师爷张梅生执意坚守待援,声称只要大帅不走,他一定陪大帅到底。张梅生颇受瑞澄赏识,“月俸三百元”,身价不菲。生死关头,劝主公保持“名节”,有旧文人的骨气,并尽到了谋臣的职责。第八镇统制张彪支持张梅生的意见,认为应该坚守下去。

楚豫兵轮的管带陈德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陈称,现在局势险象环生,胜负难料。继续呆在督署内,或有可能四面被围,非但不能“坚守待援”,更可能徒丧性命。而楚豫轮就停在离督署不远的江面上,总督离开督署,“大帅到了楚豫轮上照样可以指挥,犯不着在这里等死。

是走是留,瑞澂又一次拿不定主意。良久,家人劝其离开,才决定往兵舰躲避。

由于外边正在发生战斗,出逃的过程很是慌乱。陈德龙提议可在后花园墙上打个洞出去。六神无主的瑞澄又一次采纳了他的建议。在陈德龙指挥兵牟打洞的时候,瑞澄已领着男女老少一大家子,包括他的儿子、儿媳,跌跌撞撞地来到后花园。据说,从洞里钻出去时,瑞澄的表现还算从容:做到了“女士优先”,让如夫人和家眷先走,并一再安慰她们,叫她们慢慢走。在家属和下人面前,多少保留了一点总督大人临危不乱的“风度”。

从督署到码头的路并不远,一二十分钟后,瑞澂一行便都上了船。廖克玉回忆说:“船离码头不多远,就听得制台衙门那边枪声炮声四起,好像革命党已经打过去了。”如果廖克玉回忆无误的话,那么此时还只是起义军发起第一次进攻的时间,更无论督署中炮溃逃了。

当夜的情形,民军在武昌的进展,虽然顺利,当仍有部分军队终于清廷。张彪临危不撤,坚守第八镇司令部与督署。民军反复进攻不能得手,至第二日晨张彪才主动撤出。民军始掌握整个武昌。武昌起义成功后,民兵总数4000人,而起义前武昌新军总数为17000人,整个起义过程,并非发生大规模战斗。大多数兵牟并未参与革命,而是群龙无首,各自奔散了。

孙中山后来如此评价瑞澂出逃的意义,“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一逃;倘瑞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

 

一逃再逃

 

武昌起义第二天,清廷降旨,瑞澂革职,仍令权总督事,戴罪图功,克服武昌。诏书未至,民军已克汉阳、夏口。瑞澂乘兵舰由汉口而芜湖而九江。1029,瑞澂至上海,向清廷奏报称,“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清廷震怒,诏两江总督张人骏派人捉拿。诏书至,上海已光复,张人骏无可奈何。有清一代,以封疆之重而溃逃千里,瑞澂为第一人。

瑞澂如夫人廖克玉说,瑞澄生性胆小,身为文官,根本不懂军事,更没有经过战阵。瑞澂身世显赫,为大学士琦善孙,将军恭镗子,少时纨绔成性,与劳子乔、岑春煊并称“京城三恶少”。仕宦之途,堪称风顺,更得益于小舅子载泽的大力推荐,出任封疆。革命之际,瑞澂手足无措,一逃在逃,正与其纨绔世家子本色相符。

瑞澂出逃,同时也给清王朝的崩塌开了高官显贵率先奔逃的口子,武昌之后的各省起义中,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两百二十七年大清帝国短短一月间,半壁江山尽属民军。

 

(本文撰写参考了《辛亥革命史料丛刊》、《文史参考》等

   

2011517

张晓波

 

刊《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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