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鉴广
鉴广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39,393
  • 关注人气:50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基努•伯格塔的财政社会学:帕累托,超经济再分配与经济增长

(2011-06-03 20:30:49)
标签:

译文

分类: 财政社会学研究

基努·伯格塔的财政社会学:帕累托,超经济再分配与经济增长[0]

 

Michael McLure*著   蔡福恩译  刘志广校*

 

[内容摘要]本文的目的是确立伯格塔(Borgatta)早期财政社会学思想与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对财政理论的批判观点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程度。其研究重点是通过财政措施实现的“超经济的”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有证据表明帕累托的影响在伯格塔更为成熟的研究中已经非常微弱,但研究他早期的著作《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出现的“明确的”帕累托财政社会学,我们可能能够找到伯格塔为何后来没有沿着帕累托路线进一步发展财政研究的迹象。

 [关键词]伯格塔  财政  增长  帕累托  再分配  社会学

1、引言

基诺•伯格塔Gino Borgatta)于1910年毕业于都灵大学,他在那里的政治经济学院工作室学习。那时,工作室由路易吉·埃诺迪(Luigi Einaudi)负责,他同时也是《Riforma Sociale》杂志的主任,该杂志是意大利两大主要的经济学杂志之一,另一本杂志是《Giornale egli Economisti》(Magnani, 2003)。毕业后,伯格塔在米兰的博科尼商业大学就学,1911年至1912年间大部分时间在洛桑大学度过。在那里他深受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影响。1920年至1922年间他回到都林,在科学经济学高级学院(Istituto Superiore di Scienza Economiche)讲授政策和关税立法(Gangemi, 1953, p.325)。从都灵大学毕业后到1920年代早期回到都灵大学这段期间,伯格塔在城市知识分子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是都灵科学研究院的成员,也是Gazzetta del Popolo》的投稿人(Gangemi, 1953, pp. 325–6)。更重要的是,他是《Riforma Sociale》的固定投稿人和书评人。他后来成为意大利主要的公共财政学者之一,自1927年起任博科尼商业大学公共财政和财政法学科的主席,直至1949年去世。

考虑到伯格塔的形成性研究是在路易吉·埃诺迪(Luigi Einaudi)的指导下开始进行的,他对财政现象的研究出现浓厚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地,考虑到他在洛桑大学跟帕累托直接接触以及对帕累托著作基本方面的许多评论(如Borgatta,1917,1923,1924),他试图将帕累托的社会学理论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围扩展至公共财政学的研究也是可理解的。然而,由于他的两位导师对公共财政理论中的经济学方法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帕累托很大程度上非常轻视财政理论中的纯经济学方法,而埃诺迪对帕累托的社会学更是不屑一顾,伯格塔的财政理论方法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

这项研究主要是出于作者对帕累托思想遗产的兴趣,尤其是其在意大利的影响。伯格塔早期的财政社会学代表了这一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社会学和经济学学分析来理解经济学活动和财政活动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伯格塔的财政社会学代表了少数试图勾勒和从事被帕累托分类为“特殊”社会学的尝试之一。这项研究有两个目的,首要的目的是阐明帕累托对伯格塔早期财政社会学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逐渐出现但最终在伯格塔有影响力的著作《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达到极致(Borgatta, 1920)。该著作特别强调了通过财政措施实现“超经济”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帕累托的影响力在伯格塔更成熟的著作中极大地降低了,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独立地考察伯格塔早期财政社会学的内容来揭示他为何没有沿着帕累托路线进一步发展财政研究的原因。

这项研究从回顾帕累托对公共财政理论的基本关切入手,简要提及了他对意大利公共财政的享乐主义和政治化路线的批判性回应,因为这是帕累托强调对财政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中心方面。这个方面经过伯格塔财政社会学的广泛检验而被继承下来,如:对公共财政学内容不科学的批评;财政再分配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财政社会学中经济均衡的作用和经济分析的范围。尽管伯格塔对财政理论享乐主义方法的拒绝已经远离具体的现象,并将帕累托的社会均衡理论应用于财政现象研究,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伯格塔的财政理论并非依赖于帕累托所倡导的同样严格的实验方法论。结果,伯格塔的方法提供了比帕累托所倡导的对财政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还要大的范围。一个初步的结论是,这些因素以及他对帕累托社会效用理论的不正确解释,降低了他沿着帕累托所设想的路线进一步发展财政理论的可能性。然而,《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不仅保留了许多帕累托财政理论的重要内容,还对帕累托的思想进行了重要提升。这些与他深思熟虑后对帕累托方法的偏离相结合,使之成为帕累托在意大利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帕累托对意大利公共财政学的批判

在1930年代早期,Mauro Fasiani (1932–33 [1980])注意到在意大利传统中公共财政学一般理论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维提安东尼德马尔科(Antonio De Viti de Marco)、乌戈马佐拉(Ugo Mazzola)和路易吉埃诺迪(Luigi Einaudi的享乐主义理论;Achille Loria、Amilcare Puviani、Carlo Angelo Conigliani和Roberto Murray的一般政治学理论;基诺•伯格塔和圭多·森西尼(Guido Sensini)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①]。因为社会学—政治学方法(这以后被称为“财政社会学”)[②]本质上是帕累托式的发展,我们先将其置于一边,回顾一下帕累托对享乐主义和一般政治学的(以下简称“政治学的”)方法的回应,这对我们是有益的。

公共财政学领域在帕累托的研究中居于次要地位。然而,这一主题并未从他的著作中消失,即使在他最早期的著作中也是如此。例如,非常重要的是,帕累托的《Considerzioni sui principii fondamentali dell’economia politica pura》(Pareto, [1892] 1982)不仅概括了交换理论中享乐主义方法的基础,也特别强调了这种方法应用于公共财政理论的局限性:

 

享乐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对我们而言,当一个人想要将这新学科的原理用于不是纯经济现象的研究时,这种缺陷(将每个人视为完美的享乐主义者)……似乎最为严重。例如,公共财政科学科在很多情况下,而政府理论上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陷入严重的错误之中。(Pareto [1892] 1982, pp. 88–9)

 

这里主要担心的是依赖于享乐主义假定来评估满足所谓的“公共需求”的公共开支,尽管这也许很容易被概括为对“国家”及其提供私人经济物品的分析的担心,后者假定在一般公共支出和收入的收益分配与成本分担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帕累托怀疑这样的分析在满足额外公共需求的基础上被用来使增加的税收负担合理化 (Da Empoli, 1991)。

然而,这种担心只是帕累托对公共财政学批判的一个方面。如果对享乐主义的担心是帕累托对公共财政学批判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就不该谈及一种用于公共财政学的帕累托方法,因为在意大利,“政治学的”方法已经认识到政治对财政事项的决定作用。例如,我们可以想一想罗伯特·马瑞(Roberto Murray)用“政治学的”方法来克服享乐主义用于公共财政学的局限性。他建议用两种相关的类似物来研究财政现象:一种为经济类似物,一种为政治类似物,政治学方法将法定的公共实体视作单一的可分析实体而非个体的集合(Murray, 1915)。在这种二元方法下,可以考虑公共需求的特点(Murray, 1913),但这仅是一种类似,它以与一种政治类似物进行综合协调作为补充。

然而,帕累托对公共财政学的批判远比对在政治限制条件下的享乐主义局限性的担心来得深入,对马瑞区别的经济近似物与政治近似物的综合也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矫正效果。对此有数个原因,但四个显得最为重要的已在2.1—2.4中概括。第一个原因涉及一般方法论,剩下的三个原因和理论特征与研究范围有关,正如在帕累托给圭多·森西尼(Guido Sensini)和Benvenuto Griziotti的信中所讨论的(McLure, 2005)。

2.1 严格的实验方法

    帕累托用于经济均衡的分析方法逐步摆脱了其享乐主义的根源,最终发展为一种建立在对选择事实进行实验观察基础上的交换理论(Pareto, 1900)。对帕累托而言,效用理论的实验基础是关注的中心问题(Marchionatti and Gambino, 1997)。即使当“满足度”(满足品味的乐趣,区别于在“选择事实”中建立的偏好次序)再次被引入经济学理论,帕累托仍清晰地界定了价值在实验经济学中的作用:

   

如果满足度给定并且是一种独立于人们试图解释的事实之外的存在,如果人们希望假定从假说得到的逻辑结论是[科学的]的论证,那么,逻辑-实验学科就失去了特性。

 

帕累托把在交换理论中使用的满足度视为实验的,因为它可以表示为一个数学函数,这个数学函数能够从对现象的考虑中得到。然而,帕累托认为,一种纯经济学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一般说来,满足度作为一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从财政事项中被移除了。也就是说,与自由交换的情况相反,满足度的数学函数通常不能从对相关财政事项的实验观察中得到,例如一项税收的征收和那些资金的支出。

2.2 区分逻辑和非逻辑行为

    帕累托区分逻辑行为和非逻辑行为,逻辑行为是指一个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结果相同抑或“完全符合”[③]的情况,非逻辑行为是指一个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结果是相互依存的(即既不相同也不完全符合)的情况。这种分类扩大了一般理论分析的范围,但减少了在社会现象分析中的纯经济学研究范围。因此,他逐渐对源于纯经济学的公共财政研究越来越不满意。到1905年,帕累托已建议圭多·森西尼在非逻辑行为的背景下看待公共财政学:

   

出版至今的关于公共财政“学科”的论文中的科学理论很少或没有帮助。从科学理论的角度看,它们最好的价值接近零……必须注意到将纳税人视为满意度最大化的行动者只能解释现象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很小的一部分。纳税人不知道税收的许多效果,对财政措施也知之甚少,所以他的行为并不是经济学所认为的逻辑型,逻辑行为在理论处理上并不太困难;相反,它们是非逻辑型的,在理论上进行处理存在很大困难。(Pareto, 1975A, p. 543)

2.3规定财政再分配为财政现象的基本方面

鉴于帕累托对经济和社会状态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关切,财政决策对经济物品分配的影响应当是公共财政理论的一个基本方面。这需要在税收、债务和消费对经济和社会状态的净影响能被确定以及福利后果被考虑之前决定。让我们看一看1917年9月2日帕累托写给Griziotti的信:

 

如果既没有贷款也没有税收,经济物品的使用会如何改变呢?我不能承认经济状态和社会状态不是多方面地被经济物品使用的多种改变所修改;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在这些状态中的变动,我们怎么可能比较它们呢?(Pareto, 1975B, p. 984)

2.4评价与经济和社会均衡有关的财政现象

也许最重要的是,帕累托曾经明确表明什么构成了他研究的基本现象。在《政治经济学讲义》(Pareto [1896–97], 1971)中,经济均衡是能用纯经济学模型化的基本现象(即通过第一近似物来研究的现象),而社会均衡的研究被归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并且通过混合使用描述性、经验性和综合性方法来加以处理。在《Les Syste`mes Socialistes》(Pareto [1901–02], 1974)中,尽管仍然在一种应用研究的背景下,但帕累托对社会均衡的处理方法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在《普通社会学纲要》(Pareto[1916], 1935)中,社会均衡的概念被提升至在一般理论社会学中要考虑的基本现象的地位。简言之,帕累托依据财政事项与均衡包括经济均衡与社会均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来看待财政现象。在一般理论层面上,不认可这一点的财政理论是被拒绝的,尽管这对应用研究来说并不必需。帕累托在他1917年9月3日给圭多·森西尼的信中关于Benvenuto Griziotti看待“李嘉图等价”时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的朋友Griziotti强调知道我对他债务或税收负担研究的观点;有鉴于此我不得不告诉他,在我看来……这样的研究缺乏所有基础,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不理解一项政策(在此指税收或负债)对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的影响的情况下构建这些基础。(Pareto,1975C, p. 985)

 

    鉴于以上四点,帕累托认为要从理论上看待财政现象,必须既超越单纯的经济学又超越单纯的政治学。财政事项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维度与更广泛的社会限制相互影响,尤其是由经济、政治精英和大众引导的遵循者和不遵循者的相对偏好,这种相互影响改变了个人对效用的评价。同样地,涉及社会学因素的财政活动最被肯定。然而,帕累托本人并未沿着他所提出的路径系统地进行财政研究。那项工作由别人承担了,尤其是基诺•伯格塔和圭多·森西尼。

3.伯格塔对意大利公共财政学的早期批判

    伯格塔对意大利公共财政学的早期批判认为需要获得一种关于财政活动的科学视角。《I Problemi Foundamentali della Scienza Finanziaria》(Borgatta, 1912-13)强调了来自财政史和享乐主义原则的财政理论的局限性。财政史,特别是与德国历史学派有关的,因两大主要失败而受到批判:没有发展出一般规律及其描述性特征(Borgatta, 1912–13, pp. 986–7)。当然,伯格塔并不抵制对财政问题进行历史归纳的重要性。相反,他担心的是对描述的依赖可能会强调表面特征从而妨碍了对财政现象的系统性规律的认识,这些规律是源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伯格塔将享乐主义方法描述成意大利财政学传统中的主要方法,但这种方法也被强烈批判,主要因为具体情况的观察并不支持有一种使给公共需求提供资金的成本和收益趋于平衡的观点。的确,财政问题中的均衡受政治团体影响,并随着公共需求的税收负担和收益在不同团体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变化而变化。

    有趣的是,被伯格塔(Borgatta,1912-13)高度重视的研究包括Conigliani (1903)和 Pantaleoni (1911),前者尖锐地强调财政过程的政治性质,后者则在处理公共提供的物品价格不符合经济理论得出的结果时引入了“政治价格”的概念。这两项研究在意大利传统的财政研究的政治学路线中都很重要,伯格塔文章的大部分暗示了沿着这条政治学路线进一步发展财政学。然而,有两个主要迹象显示有些因素比政治更为重要:伯格塔喜欢引用洛里亚(Loria)著作社会方面的内容并且自己逐步发展出处理社会现象的框架。

    引用洛里亚的《社会构造的经济基础》(Basi Economiche della Costituzione Sociale)不仅有利于攻击享乐主义方法,而且有利于强调社会构造并提出具体的经济因素决定了政治和社会结构,而财政制度则通过政治结构来实现。尽管在这一阶段伯格塔著作的帕累托特征非常清晰,但差异仍然存在。例如,帕累托不会喜欢伯格塔引用洛里亚的著作,大概是因为洛里亚认可一种从社会构造的经济基础开始到社会和政治结构再到财政结构的社会因果顺序。众所周知,帕累托强调经济和社会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先于因果关系。尽管伯格塔和帕累托之间并无公开的通信,但在1913年1月2日给Maffeo Pantaleoni的信中,帕累托对伯格塔和洛瑞亚的立场是鲜明的:

    伯格塔一年前来到这里,并与我长时间地讨论。他交给我他写的东西,事实上,很好。然而,他有一篇写在这些文章之前的文章没有给我看,那篇文章为洛瑞亚的理论辩护。但这不是他的错:在意大利没有其他可以获得大学教席的方法,而他需要一个。(Pareto, 1962, p. 169)

    帕累托暗示伯格塔的行为是战略性的,这是可疑的。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伯格塔对财政理论的不满意以致他对新观点持开放态度,他仔细思考了这些新观点与财政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洛瑞亚的深刻见解再次被引用在《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Borgatta, 1920, p14)中,尽管只是出现在对财政理论批判的前言部分,而没有出现在随后的“帕累托的”财政社会学的发展部分。

在《I Problemi Fondamentali della Scienza Finanziaria》中伯格塔的财政理论具有社会学特征的第二个迹象与伯格塔将社会现象分类为经济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并根据主观目的、客观结果、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对这些分类进行研究有关。这意味着某种综合,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帕累托式的。然而,这种讨论是新颖的,而且不同于帕累托提出的,因为主观和客观的结果被认为是结合了主观和客观原因这样的非帕累托见解。伯格塔在《Le Azioni Pseudoeconomiche》(Borgatta, 1912)[④]中对行为分析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家与分类,这与财政研究相关,因为它定义了一种与财政事项有关的伪经济行为类型。Fasiani ([1932-33],1980,p.165) 将伯格塔的方法与帕累托的非逻辑行为的概念相联系,从而强调了伯格塔这篇文章的贡献。最近贝兰卡(Bellanca,1993,pp.218-28)在试图区分伯格塔思想与帕累托时,强调了非逻辑行为和伪经济行为之间的差别。

    《Le Azioni Pseudoeconomiche》阐明了非逻辑行为如何通过引入三种广泛的伪经济行为类型而扩展至经济行动的(Borgatta, 1912, p.444):类型(α)主观经济意图既与预期的客观经济结果不同,也与实际的客观经济结果不同;类型(β)客观经济结果不同于主观意图,因为行动者在行动时对其经济目的并没有的精确认识;类型(γ)预期的客观经济结果与预期的主观目的相同,但实际经济结果不同于预期的客观结果。伯格塔(1912, p.454)将财政现象归类为类型(γ)行为。

    为了进行财政分析,Bellanca (1993, p.225)提出伯格塔的(γ)型伪经济行为优于帕累托的(4)类非逻辑行为,后者与主观意图和客观目的不相同的行为有关。他提出伯格塔的方法可能允许将这种行为从社会学中排除出去,从而将它从广泛的社会复杂问题中释放出来。在这一点上,Bellanca指出,一个独立且知识渊博的观察者需要评估社会学中效用变动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对于行动者(第一位的)评估的经济分析不需要通过一个观察者(第二位的)的意见来证实。在某种程度上,Bellanca是正确的,因为经济行为实际上是财政行为属于帕累托的次级分类(4α),这些行动被一种主观意图所激励,它不同于客观结果,如果行动者知道这种结果,他或她可能会接受这种客观结果,这样,就能够方便地避免对复杂情况的社会学分析,因为效用函数不会因行动改变。也就是说,效用不是内生的。然而,这一结论并不能推广到帕累托次级分类(4β)下经济或财政行为,这种行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结果不相同,如果行动者知道这个客观结果,他或她不会接受。在这些情况下,主观目的和实际客观结果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暗示着帕累托的社会学打算处理的内生效用和行为。

    财政研究的实质性问题是:伯格塔是否主张他的伪经济行为类型(γ)作为一种分类代表主观意图和最终结果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弱的情况,从而允许在不诉诸于帕累托社会学的情况下对财政事项进行经济分析。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伯格塔(1912, pp. 453-4)强调财政问题中主观意图和结果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此外,在随后最著名的著作《Lo Studio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伯格塔回到逻辑与非逻辑行为的区别上。因此,帕累托和和伯格塔的行为理论间的差异似乎被Bellanca (1993, pp. 218-28)夸大了,至少在它们应用于财政理论上是如此。不过,有些分歧依然存在,因为统治精英的某些行为被伯格塔视为逻辑的,而帕累托则归类为非逻辑的。

    伯格塔第一次综合性地处理财政社会学是在《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该著作建立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前言基本上是重复伯格塔更早时对享乐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他还利用前言来定义财政理论的三大要素:(i)基于对有助于一般科学一致性要素的观察的描述;(ii)“纯粹地”规定的不能通过观察证实的要素;(iii)科学要素,包括公共财政中的(a)社会学问题、(b)经济学问题。财政社会学试图处理财政理论的科学要素,帮助理解公共财政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财政社会学在《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剩余的两部分得到发展,分别谈到了公共财政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这在本研究的第四部分中将详细讨论。

4.财政社会学:再分配,均衡和经济活动

    和帕累托一样,伯格塔认为财政现象的基本特征是财富从特定的个人和团体转移到其他的个人和团体。因为这一过程不是通过自愿的经济活动决定的,财政社会学试图通过财政手段科学地建立机制在个人和团体之间实现“超经济的”财富再分配。重要的是,这种社会学的方法是一种理解经济和财政关系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伯格塔的目标本质上是经济学的,至少根据现代标准,他试图确立财政再分配对经济活动和福利的影响,而社会学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很明显,在财政研究中最有趣的社会效用的“特征”是通过一个社会的“物质繁荣”来定义的[⑤]。(Borgatta,1920,p.19)

 

    从这一个经济特征出发,伯格塔认为财政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立一个解释性的框架来理解实现财富的“超经济”再分配的制度和法律安排;确立这种再分配对由物质繁荣定义的社会效用也就是总体经济活动的水平及其波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4.1帕累托思想的来龙去脉

    伯格塔的财政社会学用由少数竞争性的精英分子和经济集团或是由少数竞争性的精英分子和一般社会成员控制控制的政治组织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财政事项。在这个通常的帕累托框架内,以确立财政事项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为视角,首要考虑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大众之间的关系。伯格塔认为吸收财政理论对情绪的理论处理是可取的,因为情绪限制或激励了精英(无论是政治或经济的)和普通大众的行为。

由伯格塔改进的解释财政现象的社会学框架属于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帕累托的社会均衡理论。《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用“超经济”再分配来定义财政现象并用它们对社会和经济均衡的影响来解释财政事项,这体现了鲜明的帕累托色彩。伯格塔的出发点是:财政理论以一个社会均衡的存在为基础,社会均衡意味着社会系统在被干扰后趋于回复的状态,除非这种干扰改变了决定均衡的基本条件。为了财政社会学的研究目的,伯格塔强调社会均衡的动态特征,即不同的社会状态是一种不间断的连续,它在社会均衡改变社会状态形式下的不规则周期性运动中显示出来。

在改进了帕累托的解释性框架后,伯格塔倡导使用帕累托的社会学工具。集体中的个人行为被描述为要么是逻辑的要么是非逻辑的,决定社会均衡稳定或不稳定的基本条件与社会集团间争夺控制权的非逻辑行为相关。然而,伯格塔只依赖于最符合他的目的的普通社会学要素。而帕累托的主要社会学概念如残余物(residues)和派生物(derivations)等只是被简要提及,他最为强调的是财政事项对食利者(低风险接受者,也有低于平均水平的逃税倾向)和投机者(高风险接受者,也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逃税倾向)的影响。“国家”对经济产出和福利的重要性也被认可,因为稳定的社会保护个人的权利并提供基本服务(而不稳定的社会在保护个人方面做得很差);财政负担的总体分配最为沉重地落在中产阶级的“食利者”身上;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赞助人-委托人(patron-client)关系产生的财政结果倾向对投机者有利。这个一般财政关系对伯格塔解释超经济再分配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

4.2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和财政周期

也许伯格塔对帕累托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帕累托的社会学方法扩大应用到长期经济增长。在他的《社会学》中,帕累托将经济增长与作为投机者的经济精英的比例,以及劳动大众的行为特征联系起来:

 

当前,例如,经济产出的巨大发展,文明扩散到新的国家,所有文明民族的生活标准的显著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者的工作。但他们能那样做是因为他们来自于大众,在那里,第二等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实力雄厚。(Pareto,[1916]1935,p.1578)

 

换言之,帕累托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一种特殊的行为平衡相联系,这种特殊的行为平衡是指高风险接受者的投机者努力获取资本净剩余导致的经济创新和生产力的增长与低风险接受者的储蓄者和劳动大众强烈偏好维持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状态之间的平衡。他认为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和产生的赞助人-委托人关系,例如投机者和统治阶级的联盟,受集体内部保护主义者和非保护主义者的个体分布情况制约。在这种背景下,长期经济增长被认为受到精英和大众间不同情绪类型(其中保守主义者情绪与低风险接受相联系,非保守主义者情绪与高风险接受相联系)分布的强烈影响,这一过程直接或间接受竞争性精英为获得或维持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威的斗争所决定。

伯格塔用一种特别新颖和原创的方法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察结果。他假设公共开支的增长和私人财富的同期增长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进而提出,在长期内,“超经济”再分配导致的静态经济福利损失(或财富的破坏)会大于财政事项可能导致的投机活动的增加所导致的损失,投机者成为超经济再分配的净接受者,而食利者成为净支付者:

 

总的来说,重要的投机者集团将设法利用财政来获利。虽然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但却可以发现相同的轮廓。在所有伟大的现代大国内,从17世纪末到一战期间的所有由政治活动确定的财富转移的财政现象已强有力地促成了经济上富裕的阶层的形成。(Borgatta,1920,p.84)

 

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层面上,伯格塔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剩余的解释之间有一种明显的相似性:两者都强调从经济物品的分配到经济增长这一相同的“一般的” 因果秩序。就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来自收入的投资是资本家而非地主和工人收入的一个函数,所以提高了增长潜能的收入分配不会使资本家的收入处于严重不利地位。然而,因为“具体的” 因果秩序不同,这两种方法代表一个重要的政策冲突,伯格塔对财政措施对于分配—增长关系的重要性的发现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非干涉主义的财政原则(政府的干预往往被看作是以资本家支出和破坏增长前景为代价来增加地主的收入,例如,谷物法)相矛盾。

此外,伯格塔也强调在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内分配-增长关系中财政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私人财富在过去150年间大幅增加的不争事实是间接的,但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现代民主国家新的统治集团的出现导致的财富的破坏,已经被此运动中无疑有助于创造财富的因素的有利影响所补偿和取代。看起来,我们必须从集团的经济能力中找到对这一事实的最重要的解释,作为财政政策的结果,财富被集中起来,这种机会赋予他们更积极、更富独创性和机智的要素,新的努力和企业被组织起来,大的产业被创造出来,与其他市场的联系也更为密切……除非通过经济繁荣时期那些财富被转移的阶级的工作和美德,上述观察到的经济实质性进步的事实不能在其他方面得以解释,因为他们是创造和发展产业的人,主要的生产性组织如贸易、银行业等与他们一同出现,他们为广大工人提供就业和实质性的经济改善。通常,在财富有限分配的时代,广大工人毫无疑问只获得非常低的实际工资和非常有限的公共支出。(Borgatta, 1920, pp.97-8)

 

他将经济周期和财政周期之间的关系视为根本性的,因为它解释了对经济增长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超经济再分配的周期性模式。简言之,财政活动和“超经济”再分配促进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除通胀问题外,伯格塔用两种相互抵消的力量对公债成本影响的净结果解释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中经济活动与财政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一个稳定的均衡中,统治精英可以通过公债增加开支,但这对资金的额外需求可能增加利率[⑥]。然而,如果政府希望在一个实际人均收入增加的经济繁荣期增加开支,伯格塔认为收入和储蓄的边际效用会降到绝大多数纳税人阶层的时间偏好率倾向水平之下[⑦]。由此,伯格塔推断出经济繁荣时特别税(an extra-ordinary tax)和公共债务之间的李嘉图等价将必然被违反,因为大多数阶层的个人所提出时间偏好率倾向决定了特别税的价值将高于现行市场利率。因此,与特别税相比,借款将面临更少的公众反对。

 

因此,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公债代表了一种阻力最小的方式,它允许他们在一般经济中不同情况下所不能达到的比例进行开支。但是与使用大量收入的可能性相伴随的是内驱力的增长和高水平支出的理由。(Borgatta,1920,p.93)

 

相反,萧条时期的时间偏好率倾向会低于用于决定资本价值等于特别税的现行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会比特别税招致更多公众反对。概括起来,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尽管受到税基增长(收入和销售额的增长,这会使政府税收增加)和以后在扩张阶段通货膨胀压力的制约,但政府仍有不断增加债务的倾向。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税基的减少降低了税收收入,同时价格面临向下的压力。食利者正是在经济扩张阶段通过税收[⑧]或债务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大部分的财政负担,而投机者则成为财政安排的主要受益者。

伯格塔对公债的分析非常有趣,因为它与奥利地人鲁道夫·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约瑟夫·熊彼特的财政社会学方法同时产生,后者研究了公债和“税务国家”(国家的公共活动由税收提供资金,并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公债)陷入危机并最终崩溃的趋势之间的关系。伯格塔用普通社会学研究经济活动的变动,包括周期性变动和经济活动的增长趋势,而且(像帕累托一样)认为社会均衡的不稳定性是由精英和大众之间的一般关系所决定的一种长期规律,而不是仅仅属于“税务国家”。此外,如果用葛德雪和熊彼特的语言来详细说明伯格塔的发现,那么,“税务国家”被认为与长期经济繁荣正相关。结果,葛德雪和熊彼特所强调的东西正好与伯格塔强调的东西颠倒了过来,葛德雪和熊彼特关注的是政治和财政立宪的崩溃,而伯格塔关注的是长期繁荣。然而,这种观察需要两个重要的限定性条件。首先,即使熊彼特研究了税务国家必然崩溃的假说,他却得出了在税收国家没有危机的结论(Schumpeter[1918],1954, p.37)。这与伯格塔的见解广泛地一致,正如他们各自对经济周期和经济精英资本利用创新在实现经济繁荣中的重要性评价一样。与此相反,伯格塔与葛德雪的见解则不一样,后者认为财政剥削是资本家剥削的补充,税务国家必定崩溃。第二,葛德雪和熊彼特关于财政社会学的著作写于“一战”期间,那时公共财政接近于危机状态,一些悲观的或否定的命题被提出是不足为奇的。《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写于“一战”后的几年里,那时整个环境都比较乐观,这可以解释伯格塔为什么关注增长。

伯格塔的分析也很重要,因为它为帕累托的观点提供了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在帕累托看来,债务只是统治精英从群众攫取更多的另一种手段 (Pareto,1975D,p.989)。然而,这不是一个帕累托必然会接受的解释,因为它以从一个主观假设进行享乐主义的推断为基础,没有指出如何来证实这一假设。帕累托多次重复稀缺不是价值的“原因”,因为在很多因素之间都存在相互依赖性(Pareto[1918],1980)。相反,伯格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市场利率和个人时间偏好率之间的差异的推断完全依赖于将效用作为稀缺的结果:

 

平均收入的增加创造了更多不同的收入的边际数量带来满足度或多或少递减的个人,满足度递减意味着吸收其他数量的收入的可能性伴随着极少的享乐主义牺牲和极少的来自大众的经济和政治阻力。(Borgatta,1920,p.92)

 

无数的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政府发行公债的倾向,例如可能忽略了经济精英的力量可以影响这些统治精英去违背关于大众不同的时间偏好率的不同的、主观的看法。

4.3 作为财政社会学一个方面的经济均衡

伯格塔强调财政分析的“起点”是一个给定的社会状态,而且那个状态是被社会地决定的。进而,从这个出发点进行的经济变动与在社会均衡中改变个人对社会效用函数主观评价的变动相互影响:

 

社会效用随着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的条件[社会等级,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社会等级维持的具体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变化。(Borgatta,1920,p.17)

 

伯格塔认为,既然财政事项会影响经济活动,那么在社会均衡发生实质性变动时,财政事项也会影响社会效用和社会效用中的内生性变化增加的可能性。就这一点而言,在长期中社会均衡会发生实质性变动。在社会和经济周期变化中或在筹备宪政改革中,社会均衡也会面临短期的变化。认识到这一点后,伯格塔用两种互补的方式说明与财政事项有关的经济变动:首先,在假定社会均衡和社会效用保持稳定并不被财政事项所改变的情况下,使用比较经济静态分析研究特定财政事项的经济影响;第二,使用比较社会静态分析研究财政事项是否改变了社会均衡和社会效用。第二个步骤试图确定由财政事项引起的超经济再分配是否改变了个人或政府对社会效用的评价。

在广泛的层面上说,这是对帕累托效用方法的标准应用,该方法在满足度外生给定的(用伯格塔的术语,就是社会地决定的起点)假定下分析逻辑行为和经济现象,在效用外生和路径依赖的假定下分析非逻辑行为(McLure,2001)。在使用社会学来解释经济变动时,伯格塔采取与帕累托的意思完全一致的方式使用非逻辑行为一词。换言之,在伯格塔的著作中非常明确的是,行为的内生性和路径依赖的属性受社会事件影响。然而,当讨论我们现在所说的一项税收的经济归宿和法律归宿之间的差异时,伯格塔主张财政行为的某些内容可以被视为逻辑的,这种逻辑的行为混合在非逻辑行为之中。就这一点而言,他观察到剩余物和派生物的非逻辑特征:

   

并不阻止受residual sentiments或由逻辑行为组成的derivations影响的一组关系的产生。财政现象就是其中之一。它源自残余物、异质性和社会等级以及一定数量财富从一些个体转移到其他个体的必要性中,所以它们实现了政府和某些集团置于大众之上的政治霸权之间的关系。(Borgatta,1920,p.17)

 

    伯格塔将不同的赞助人-委托人安排对双方都会产生好处的行为视作逻辑行为。相反,帕累托仅当主观意图和客观结果完全一致时才将该行为归为逻辑的。由于统治精英在不同阶层的纳税人之间改变财政决策的负担/收益的行为的政治意图并不是总能实现,帕累托将财政安排归类为非逻辑行为的结果。因为伯格塔和帕累托在对经济和社会变动的分析中一致地使用非逻辑行为一词,这种定义上的差别对社会学应用到财政研究仅有有限的局部影响。然而,在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目的中,其方法论的差异是明显的。在这方面,帕累托的研究项目试图通过增强纯经济学和普通社会学在理论和事实上的联系来促进它们各自的发展。与此相反,伯格塔倾向于视每个领域发展出的理论为给定,并试图在现有理论基础上进行演绎,从而开拓这些理论的洞察力,以增强对财政现象的理解。这似乎反映了Einaudi理论实用主义的残余影响,即一般的理论体系和相互依存作用对于良好的判断力、局部分析、原因和影响而言是次要的[⑨]

    特别的是,伯格塔(清楚地考虑到)决定接受比帕累托采纳的逻辑行动更宽泛的定义,这意味着他不希望坚持帕累托所倡导针对经济理论的严格的实验方法。他在财政理论上中没有讨论帕累托的选择理论,而是偏向于讨论当受财政因素影响的经济决策是由个人做出时财政决策的“享乐主义的”特征。此外,虽然伯格塔明确欣赏帕累托的经济学,但他在考虑财政事项的时候并没有特别依恋于一般经济均衡。在《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的财政理论中评论经济问题时,他将自己远离帕累托,相反却结合圭多·圣西尼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关于的税收归宿的著作,并将其看作是来自“洛桑学派”的贡献(Borgatta, 1920, p. 105),并强调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一样不能处理动态经济现象。

    在接受了帕累托的社会学提供了考虑与经济变动相关的问题的重要基础的观点后,伯格塔认为公共财政经济学可以确定任何特殊财政事项对于均衡的影响,例如税收归宿。相反,帕累托坚持在经济均衡的基础上考虑与财政事项相关的全部影响。也就是说,先考虑一般经济均衡,然后再将相关的财政事项加进来一起考虑,例如:(i)通过一种特定的手段筹集一个特定的财政收入总量;(ii)将那些收入部分或全部花掉下;(iii)资助(投资)任何随之发生的赤字(盈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伯格塔忽略了相关财政事项;事实上,他对财政社会学的宽泛理解是整合财政安排所有方面的一种尝试。然而,关于静态经济均衡,伯格塔认为,如果需要的话,通过孤立地考虑相关财政事项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这样一个更为完整的画面会逐步显现出来[⑩]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让人奇怪的结论,那就是帕累托和伯格塔坚持同时考虑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的重要性,但是帕累托仅对伯格塔关于社会均衡的具体陈述起到重要影响。关于经济均衡和财政理论,伯格塔采纳了一种比帕累托倡导的通用得多的方法。

5.伯格塔、帕累托和财政社会学

将伯格塔视作帕累托的直接追随者的论据主要依赖于《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一书。在他们著作中,许多内容的相似性是明显的。他们两者都拒绝“享乐主义”路线,而且把财政再分配或超经济再分配看作是财政活动的决定性特征。此外,伯格塔用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分别研究财政再分配和社会均衡中导致社会效用内生性变化的变动之间,以及财政再分配和经济活动中的周期性和趋势变动之间的关系。这样,伯格塔改善了帕累托研究的内容,尤其是他对投机者、大众、超经济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观察。

5.1 帕累托财政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当Fasiani(1932-33[1980])写下他对伯格塔和森西尼(Sensini)的政治社会学方法的评价时,在他心目中他们的帕累托传统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伯格塔的学术生涯中,他的研究方向有了重大的转变(Griziotti,1953)。财政理论中出现了一种涵盖从方法论、动态分析和应用统计学到特殊财政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Scotto, 1950)。就本项研究的目的,认识到《Principi Generali di Scienza delle Finanze: Appunti di Scienza delle Finanze e Diritto Finanzario 》(Borgatta, 1933)对公共需要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享乐主义方法是一致的,并用边际主义分析来研究财政现象的诸多特征。进而,他最终的主要研究成果《La Finanza della Guerra e del Dopoguerra》 (Borgatta, 1946)是在一种普通“政治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

有趣的是,《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从方法论和理论的两个方面为我们理解伯格塔为何没有继续沿着帕累托路线发展财政社会学提供了可能。

从方法论上说,伯格塔在一个本质上是演绎的基础上构建了“财政社会学“,几乎未曾考虑这项研究如何能够成为一门“实验科学”。这意味着财政社会学仅在其依赖于从帕累托的社会学时行理论演绎时才可以是帕累托式的,但是部分地与帕累托的实验方法论相脱离也只为这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小的空间。在这方面,伯格塔最为原创的关于财政事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的发现严重依赖于演绎,并被简单地认为是“不可辩驳的”,也就是不要求进一步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与之相关的是,伯格塔广泛地依靠帕累托对理论概念的二元阐述,尤其是投机者和食利者之间的区别,这远超过了对帕累托所阐述的正式理论概念(剩余物、派生物、circulation of elites和要素的异质性)的依赖。这对伯格塔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利用和发展帕累托的社会学对财政现象进行研究构成了有效的制约。此外,在Einaudi和都林学派的潜在影响下,伯格塔比帕累托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对财政事项进行经济分析。特别地,伯格塔没有承诺要对财政事项对经济均衡的影响进行一般均衡分析,也没有禁止从相关的事件中孤立地考虑单一的财政事项对经济均衡的影响(所以税收归宿能够被考虑)。帕累托对相关财政事项如税收、公债和公共支出对一般经济学均衡的净影响的考虑被欣然地搁置在一边了。

    上述方法论的和理论的因素意味着要进一步发展帕累托的财政社会学将面临比1920年伯格塔所领会的更多的障碍。一个额外且重要的障碍与伯格塔错误解释帕累托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法有关。他在帕累托对集体福利的社会学分析能够被用来考虑财政再分配的社会效用的假设上,将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对财政事项进行社会学解释的一个因素包括进来。帕累托关于集体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研究(如在《社会学》中所勾勒出并以《Il Massimo di Utilita` per una Colletivita` in Sociologia》(Pareto, [1913] 1980)为基础)提出,如果一个政府遵循两个步骤,那它就能够试着合乎逻辑地最大化社会效用。其中,步骤1:在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为集体中每一个成员设定社会效应函数的系数的基础上,由个人对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效用进行评估。步骤2:为了有效地衡量个体对社会效用的评估,政府为第一步已经建立的系数设定第二套系数,并据此对社会效应进行评估。简言之,帕累托是提出一种程序,从而将集体中每一个成员对社会效用的主观的、不可比较的评估转换成为在将集体看作是一个实体情况下对效用进行同质的度量,虽然这建立在由政治所决定的权重的基础上。

    伯格塔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原创性的贡献。然而,他错误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并将其作为财政社会学的一个特征,好像它是一种积极手段:

   

与效用有关的每个人的立场与社会制度使最大化状态和中间状态或多或少地接近这一最大值。如果我们给最大化效用和中间效用设定指数,此处个人的状态依赖于多变的指数能够被设定的情况,而且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对于个人或作为个人来考虑的集体的全部效用的指数之后就能够知道效用达到最大化的点。(Borgatta, 1920, p. 18)

 

    对“之后就能够知道效用达到最大化的点”的评论意味着在知晓“个人或作为个人来考虑的集体的全部效用的指数”的基础上由一个客观的或独立的观察者来评估集体的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帕累托用于社会效用的方法是一种实证的或科学的工具。相反,如果政府实施政策仅仅受最大化福利的愿望所激励的话(这种事在帕累托看来还是非常少见的),帕累托只是提出了一个供政府遵循的草案[⑪]。正如伯格塔似乎相信的,无论集体的社会福利是不是被最大化,这种对社会效用的处理都不适用于分析,因为福利的判定者是精英而不是客观的观察者。即使将福利比较限制在与“物质繁荣”相关的问题上,当在不同均衡状态间进行福利比较时,正如Hicks、Kaldor、Scitovsky和Samuelson关于福利补偿标准的重要限制条件的著名发现所论证的,一个独立的观察者仍将面临障碍。

5.2 伯格塔的财政社会学:帕累托思想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许令人吃惊的是,尽管伯格塔随后更为明显地偏离了帕累托的方法,但他仍然主要以对意大利财政社会学的帕累托流派做出的贡献而被人铭记。看看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富有影响力的评价:

 

某些理论家,尤其是伯格塔这一帕累托最直接的追随者,抵制在财政活动的解释中使用经济分析的任何尝试。对于帕累托和伯格塔而言,状态决定是由一种不同的微积分学作出的,不存在一种类似于经济科学的“财政科学”。相反,对于财政活动的解释应在混沌的社会学中寻找。(Buchanan,1960,p.36)

 

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术语来说,这一占统治地位的遗产能够被许多潜在因素所解释。其中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帕累托学者们的兴趣;在《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所考虑问题的基本特征;伯格塔不断地提及财政社会学和帕累托。

对于经济思想史学家研究意大利的帕累托思想遗产来说,《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它在帕累托的《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出版只四年后就出版了,那时经济学家们对他的《社会学》与理解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性的兴趣达到或接近最高点。

与早期的研究一样,《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提出了对享乐主义方法用于公共财政的批判,并引入了作为财政社会学一个方面的财政经济学。同样地,伯格塔的平辈们之间对财政社会学的回应以及评论员对意大利财政研究的回应非常强烈,特别是还引起了对伯格塔早期研究的辩论。他的更为成熟的但也普遍不为人们记住的研究对早期研究提出了更多的改进,但也更少引起争论。

最后,尽管没有人怀疑伯格塔的研究偏离了帕累托的基础,但很多证据也显示,他并没有明确地否定帕累托的方法或从社会学角度对公共财政进行研究的一般需要。因此,当伯格塔更为成熟的研究中显示出越来越少的帕累托社会学的影响时,他继续好意地提到帕累托的社会学。例如,他的《Principi Generali di Scienza delle Finanze: Appunti di Scienza delle Finanze e Diritto Finanzario》显示出公共财政学考虑财政活动的经济的、技术上的以及社会的特征(Borgatta,1933,p.11),而且沿着受帕累托启发的路线对财政活动进行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是重要的(Borgatta,1933,p.59)。《La Finanza della Guerra e del Dopoguerra》也提出对特殊(extraordinary)公共财政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财政现象的社会本质(Borgatta,1946,p.22),并有必要考虑帕累托在对研究方法、导致政治秩序和社会的秩序的原因的选择的基础上所考虑的问题(Borgatta,1946,p.233)。当Bellanca (1993)把这一后来的著作列为伯格塔原创的财政社会学的最高成就时,与之相关的是,处理财政的“社会”特征越是意义深远就越是困难重重,它与社会均衡的关系只是被提及而非被发展。相反,支配着《La Finanza della Guerra e del Dopoguerra》和长期的财政不平衡讨论的“特殊财政”(extrafiscal)关系的经济-技术特征和立法特征是在“政治学的”而非社会学的框架内加以处理的。

6. 结论

出现在《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的财政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i)强调了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和财政现象研究的相关性;(ii)扩展了帕累托研究的内容,尤其是更完整地解释了财政再分配、投机者、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iii)脱离了帕累托的严格实验方法论,这有利于在财政社会学中扩大经济学在财政事项研究中的作用。鉴于这三个因素,再加上伯格塔对意大利财政传统的一般影响,《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的出版标志着意大利帕累托思想遗产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本项研究过程中,伯格塔继《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后为何没有沿着帕累托路线发展财政理论的可能原因被确定并被讨论。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当进一步的社会学分析机会受进一步发展一种实证方法来分析集体福利的需要所制约时,在给定经济学和财政理论状态下,偏离帕累托的实验方法论为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分析提供了现成的机会,但这要求在对福利能够做出有价值的评估前在社会效用理论上实现大的发展;在《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中发展的财政理论的某些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特征特别是超经济分配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已大部分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Bellanca,N.1993. La Teoria della Finanza Pubblica in Italia, 1883–1946: Saggio Storico sulla Scuola Italiana di Economia Pubblica,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Boccaccio,M. and De Bonis, V. 2003. Political 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the Italian tradition of public finance, Pensiero Economico Italiano, vol.11, no.1,75-97.

Borgatta,G.1912. Le Azioni Pseudoeconomiche, Rivista Italiana di Sociologia,16(3-4), 432-58.

Borgatta,G.1912-13. I Problemi Fondamentali della Scienza Finanziaria, Atti Reale Accademia delle Scienze di Torino,48,985-1007.

Borgatta,G.1917. L’Opera Sociologica e le Feste Giubilari fo Vilfredo Pareto, La Riforma Sociale,601-641.

Borgatta,G.1920. Lo Studio Scientifico dei Fenomeni Finanziari,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Rivista di Statistica, 31(60), 1-24 and 81-116.

Borgatta,G.1923. Vilfredo Pareto, La Riforma Sociale,385-403.

Borgatta,G.1924. I Rapporti fra la Scienza Economica e la Sociologia nell’Opera Paretiana,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Rivista di Statistica,39(64), 81-89.

Borgatta, G. 1933. Principi Generali di Scienza delle Finanze: Appunti di Scienza delle Finanze e Diritto Finanzario, Milano, Giuffre.

Borgatta, G. 1946. La Finanza della Guerra e del Dopoguerra, Alessandria, Stabilimento Tipo-Litographico Succ. Gazzotti.

Buchanan, J. 1960. ‘La scienza delle finanze’: The Italian tradition of fiscal studies, pp. 24–74 in Buchanan, J. (ed.), 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Da Empoli, D. 1991. Vilfredo Pareto e la scienza delle finanze, pp. 143-6 in Busino, G. (ed.),Pareto Oggi, Bologna, il Mulino.

Fasiani, M. [1932-33]1980. La teoria della finanza pubblica in Italia [Der Gegenwa¨rtige Stand der Reinen Theorie der Finanzwissenschaft in Italien], pp. 117–202 in Finoia, M. (ed.), Il Pensiero Economico Italiano 1850–1950, Bologna, Cappelli

Gangemi, L. 1953. Le Linee maestre dell’opere scientifica di Gino Borgatta, pp. 325–63 in Studi in Memoria di Gino Borgatta, Vol.I, Bologna, Istituto di Cultura Bancaria di Milano, Arte Grafiche

Griziotti, B. [ 1917] 1992. The different fiscal burden of public debt and extraordinary taxation,pp. 81–97 in Pasinetti, L. L. (ed.), Italian Economic Papers, Oxford, Il Mulino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Griziotti, B. 1917. La diversa pressione tributaria del prestito e dell’imposta,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Rivista di Statistica, vol. 54, no. 3, 129–64,313–34

538 M. McLure

Griziotti, B. 1950. Alla scuola di Vilfredo Pareto e Maffeo Pantaleoni, pp. 340–6 in Pareto, V.

L’Economista e il Sociologo, edited by Universita` Bocconi, Milano, Malfasi

Griziotti, B. 1953. L’evoluzione della teoria generale della finanza nelle opere di Gino Borgatta,

pp. 1–13 in Studi in Memoria di Gino Borgatta, Vol. II, Bologna, Istituto di Cultura Bancaria di

Milano, Arte Grafiche

Magnani, I. 2003. Dibattoto tra Economisti Italiani di Fine Ottocento, Milano, FrancoAngeli

Magnani, I. 2004. L’economia di Luigi Einaudi: ovvero la virtu del buon senso, Convegno Luigi

Einaudi, Istituzioni, Mercato e Riforma Sociale, Roma, 18–19 febbraio 2004,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Marchionatti, R. and Gambino, E. 1997. Pareto and political economy as a science: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 and analytical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in the 1890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5, no. 6, 1322–48

McLure, M. 2001. Pareto, Economics and Society: The Mechanical Analogy, London, Routledge

McLure, M. 2005. Italian fiscal sociology: a reflection of the Pareto–Griziotti and Pareto–Sensini

letters on fisc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12, no. 4, 611–35

Murray, R. 1913. Intorno alla nozione dei bisogni pubblici,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Rivista di

Statistica, vol. 23, no. 46, 27–37

Murray, R. 1915. La scienza delle finanze, il diritto finanziario e la nozione di stato,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Rivista di Statistica, vol. 25, no. 51, 27–37

Pareto, V [ 1892] 1982. Considerazioni sui principii fondamentali dell’economia politica pura,

Part 1, pp. 59–90 Ouvres Comple`tes, Tome XXVI, E ´ crites d’e´conomie politique, edited by G.

Busino, Gene´ve, Librairie Droz

Pareto, V. [1896–97] 1971. Corso di Economia Politica [Cours d’E´ conomie Politique], Torino,

Unione Tipographico-Editrice Torinese

Pareto, V. [ 1900] 1982. Sunto di alcuni capitoli di un nuovo trattato di economia pura, Parts 1

and 2, pp. 368–423 Ouvres Comple`tes, Tome XXVI, E ´ crites d’e´conomie politique, edited by G.

Busino, Gene´ve, Librairie Droz

Pareto, V. [1901–02] 1974. I Sistemi Socialisti [Les Syste`mes Socialistes], Torino,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

Pareto, V. [ 1913] 1980. Il massimo di utilita` per una collettivita` in sociologia, pp. 601–5 inE ´ crits

Sociologiques Mineurs, OEuvres Comple`tes, Gene´ve, Librairie Droz

Pareto,V. [1916]1935.Mind andSociety [Tratatto diSociologiaGenerale],NewYork,Harcourt,Brace

Pareto, V. [ 1918] 1980. Economia sperimentale, pp. 719–43 in E ´ crits Sociologiques Mineurs,

OEuvres Comple`tes, Gene´ve, Librairie Droz

Pareto V. 1962. Lettere a Maffeo Pantaleoni, 1890–1923, 3 vols, edited by G. De Rosa, Rome,

Edizione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Pareto, V. 1975A. A Guido Sensini letter of 9 April 1905, pp. 542–4 in Busino, G. (ed.),

Correspondance, Vol. 19/2, OEuvres Comple`tes, Gene´ve, Librairie Droz

Pareto, V. 1975B. A Benvenuto Griziotti letter of 2 September 1917, pp. 983–5 in Busino, G.

(ed.), Correspondance, Vol. 19/2, OEuvres Comple`tes, Gene´ve, Librairie Droz

Pareto, V. 1975C. A Guido Sensini letter of 5 April 1917, p. 958 in Busino, G. (ed.),

Correspondance, Vol. 19/2, OEuvres Comple`tes, Gene´ve, Librairie Droz

Pareto, V. 1975D. A Benvenuto Griziotti letter of 5 October 1917, pp. 988–9 in Busino, G. (ed.),

Correspondance, Vol. 19/2, OEuvres Comple`tes, Gene´ve, Librairie Droz

Schumpeter, J. A. [1918] 1954.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pp. 5–38 in Peacock, A. T. (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Vol. IV, London, Macmillan

Scotto, A. 1950. L’opera scientifica di Gino Borgatta,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Annali di

Economia, vol. 9, no. 9–10, 441–509

Sensini, G. 1953. Gli scritti di Gino Borgatta su Vilfredo Pareto, pp. 211–27 in Studi in Memoria

di Gino Borgatta, Vol. 2, Bologna, Istituto di Cultura Bancaria di Milano, Arte Grafiche



[0] 本文英文名为:“The fiscal sociology of Gino Borgatta: Pareto, extra-economic r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载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0, pp.521-539.

*西澳大利亚大学。作者感谢在都灵经济学学校的会议的组织者:da Cognetti de’ Martiis a Einaudi,在都灵大学2004年5月至8月召集,以及感谢Giorgio Brosio 和 Carla Marchese的评论。本文是意大利语的论文《伯格塔的财政社会学》(La Sociologia Finanziaria di Gino Borgatta)基础上的改进版,原版刊登在都灵会议论文集的《意大利经济思想》部分中 (anno dodicesimo 2004 due, pp.191–204) 。

* 蔡富恩,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刘志广,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①]有趣的是,Fasiani没有将Maffeo Pantaleoni纳入以上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尽管他是意大利享乐主义方法的奠基者之一,之后他通过引入“政治价格”的概念超出了这一方法,显示出他转移到了一般政治学的方法。

[②] Borgatta (1920, p. 15)把应用于财政研究的社会学方法称作为“la finanza sociologica”(社会学的财政学),但Benvenuto Griziotti (1950, p. 342)在描述源自帕累托的应用在财政研究的方法时使用“la finanza sociologica”(社会学的财政学)一词。

[③]这里使用短语“完全符合”,意为当情况保持不变时一种经常、持久和稳定的关系。

[④] Fasiani ([1932-33],1980, p.165)表明‘I Problemi Fondamentali della Scienza Finanziaria是在‘Le Azioni Pseudoeconomiche之前准备的。

[⑤] 本文中引用的伯格塔作品的翻译是由Rocco Loiacono准备的并得到本项研究作者的协助。

[⑥] Borgatta似乎已经认识到初始或'静止'的公共债务的影响涉及排挤私人资本积累:发行公债最大的进展已在经济学中被证实,收入的全部流出极大地增长以及持续产生的群众储蓄也增长。然而,这样的借款完全削减。。。。。。纯资本积累的形式,而且银行业制度的发展中出现了促进储蓄的满足及他们提供的更为需要的公共制度(Borgatta, 1920, pp. 90–1)。然而,如之前指出的,他也承认更长时期的来自被公共债务支撑的财政再分配所影响资本积累的经济利益,可能(但不是必然地)抵消或超过抵消,来自对“纯”资本积累的挤出产生的经济损失。

[⑦] 伯格塔也强调时间偏好率对于单个的纳税人阶层而言,而且不会等于对于大多数阶层而言的市场利率,即使是实际的和趋势的增长是相等的。

[⑧] 当收入税可以是“累进的”时,税收体系的净影响主要落在中产阶级食利者身上,尤其是在考虑了销售税的累进性之后。

[⑨] See Magnani (2004)。

[⑩] Boccaccio和De Bonis (2003) 指出,伯格塔是第一批在意大利公共财政传统中对税收和支出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研究者之一,尽管这似乎是将伯格塔的社会学方法应用到动态而非静态经济均衡。

[⑪] 实际上帕累托将其方法形容为“社会效用理论的第一步骤” ([1913],1980,p.605),这意味着它可能为随后发展一个社会效用的实证理论上提供了基础。有趣的是,和伯格塔一样,Guido Sensini也把帕累托的理论理解为一种社会福利的实证理论,但是,Sensini对帕累托这方面的研究持批判态度:“在数学上来讲帕累托是正确的,但是对我来说这离社会的具体情况太远了,产生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假设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能力写出他们自己的社会效用方程……其次,他允许存在一个以一种专门的逻辑模式行事的政府 (Sensini,1953,p.227) 。”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