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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

(2010-06-01 11: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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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什么

财经

分类: 经济学基础研究

声明:本文发表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引用或转载时请注明。

 

内容摘要: 经济学虽然是惟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并被看作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但是经济学家并未在“经济学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理论,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是一系列问题,而不是特定的人类行为。但在布坎南看来,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与其说是推进了经济学研究,还不如说是延缓了这门学科的进步。布坎南坚持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理论,经济学家应该关注一种特定的人类行为以及作为此行为结果的制度安排。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存在若干无法回避的逻辑缺陷,而罗宾斯对交换经济与经济学关系的判断也一直是模棱两可的,因此,经济学回归“交换的理论”是大势所趋。经济学定义的交换范式提供了与选择范式完全不同的理论发展框架。将经济学重新定义为“交换的理论”不仅使经济学回到了真实的经济世界,同时,也使经济学进一步明确自己在知识分工中的地位,并建构起经济学与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有机联系。

关键词: 经济学  选择的理论  交换的理论

 

 

作为惟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被视为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家在关于“经济学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其中最为著名的分歧即是关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a theory of choice)还是“交换的理论”(a theory of exchange)的“罗宾斯-布坎南之争”。自罗宾斯(Robbins,[1932]2000)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选择的理论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遵从了这一定义。但与此同时,各种批评和争论也持续不断,其中最为坚决的反对者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Buchanan)。布坎南(Buchanan,1964)认为,罗宾斯的定义将经济学引向了错误的发展方向,“他所有关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富有说服力的定义与其说是推进了还不如说是延缓了这门学科的进步。”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主张经济学是一门“交换的理论”,交换范式(the exchange paradigm)应该对最大化原则取得优先地位,因此,经济学家应该关注交换而不是选择,并将市场理论(theory of markets)而不是资源配置理论(theory of resource allocation)置于经济学理论的中心地位。虽然布坎南(Buchanan,1964)明确将罗宾斯作为论辩对手,但罗宾斯(Robbins,1981)在回应其著作发表后近半个世纪的各类批评及评论时却没有提到布坎南。这不仅意味着“罗宾斯-布坎南之争”并没有真正展开,而且意味着“经济学是什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局面仍然是70多年前罗宾斯([1932]2000,第8页)所说的,“大家都谈论相同的事情,却对正在谈论的是什么意见不一。”[1]本文希望在阐述“罗宾斯-布坎南之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两种经济学定义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并力图阐明经济学回归“交换的理论”是大势所趋。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罗宾斯探索经济学定义的背景,第二部分阐述罗宾斯关于经济学作为“选择的理论”的定义;第三部分阐述布坎南关于经济学作为“交换的理论”的定义;第四部分是两种经济学定义的本质区别与罗宾斯经济学定义的缺陷;第五部分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一、罗宾斯探索经济学定义的背景

 “经济”(econom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nomia,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研究的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管理。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出版了《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词正式出现, 但仍保留了亚里士多德时期政治学、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的传统。在整个重商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虽然包括国家管理,但主要局限于流通领域;而到了重农主义和英国古典学派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再生产,从而开始研究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并逐渐实现了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分离,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论述范围包含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大部分领域。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标志着近代经济学的产生,但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边际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独特范式和一种新的价值概念,使经济学的注意力发生了重大转移,经济学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是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在杰文斯(W.S.Jevons)、密尔(J.S.Mill)和马歇尔(Marshall)等的努力下,“经济学”(economics)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并最终将价值判断(judgments of value)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2]。而1880年代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门格尔(K. Menger)-施穆勒(G.Schmoller)之争” [3]主要围绕经济学研究的组织和推动原则进行,并未触及他们背后互相对立的认识论原则(博斯塔菲,2007)。在“门格尔-施穆勒之争”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逐渐淡出经济学视野,经济学变得越来越纯粹化,但关于“经济学是什么”的意见仍然充满分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宾斯在1932年出版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一是力求明确经济科学研究的内容和经济科学法则的性质。二是试图说明这些法则作为解释现实的指南和政治实践的基础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意义”(罗宾斯,[1932]2000,第6页)。罗宾斯([1932]2000,第6页)认为,“经济理论在过去60年取得了很大发展,因而一旦说明清楚这些问题,就不会再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可是,由于没有人做这项工作,混淆在许多方面仍未绝迹,关于经济学家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和其能力的性质与范围,也流行着许多错误看法。结果,经济学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经济学提供的知识未得到充分利用。本书试图弥补这一不足——试图说明经济学家讨论的究竟是什么,能合理地指望从他们的讨论中得到什么。”

 

二、罗宾斯: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理论”

罗宾斯([1932]2000,第9页)认为,“一门学科的统一性,仅仅表现在该门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的统一性上,而且只有在各项解释原则的相互关系确立起来以后,才能发现这种统一性”。[4]而且,罗宾斯([1932]2000,第11页)进一步提出了检验经济学定义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不是看它表现上是否与日常语言的某些用法相一致,而是看它是否能正确描述这门学科各项主要法则的最终内容。”

罗宾斯通过对工资理论和生产性劳动概念的探究,否定了将经济学说成是研究物质福利原因的学问这一当时广为接受的“唯物主义的”定义,因为这样的定义会将一个领域进行任意划界,从而导致无法对其进行一般分析[5];这一定义“所不适应的最简单情形,即孤立的人把其时间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生产实际收入,一部分用于享受闲暇”(罗宾斯,[1932]2000,第16页)。罗宾斯([1932]2000,第17页)通过对这一最简单情形的分析[6],表明:由于人类生存目的的多样性与满足这些目的的手段的“稀缺”性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人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这些选择都表现出了“经济的一面”或“经济意义”,因而需要纳入到经济学研究之中来。

罗宾斯([1932]2000)认为,如果有充足的手段,那么多样性目的本身并不一定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同样,单是有限的手段本身也不足以产生经济现象,如果这些手段不能用于满足不同的目的。在罗宾斯([1932]2000,第18页)看来,“当时间和达到目的的手段有限并能选择使用,而且目的能按重要程度加以区别时,行为就必然表现为选择的形式。”因此,当认识到“缺少达到不同目的的手段,几乎是制约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条件”时,“经济科学的研究内容获得了统一,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罗宾斯,[1932]2000,第19页),或者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罗宾斯,[1932]2000,第20页)。在这一定义下,罗宾斯([1932]2000,第20页)进一步指出,“任何一种活动只要涉及放弃其他想要的东西,便有其经济的一面。除了这一点,经济科学的研究内容是不受限制的。”而这也可以看作是今天“经济学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

在罗宾斯([1932]2000,第26页)的定义下,目的与手段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罗宾斯([1932]2000,第26页)非常明确地强调,“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是完全中立的……经济学并不讨论目的本身……经济学家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稀缺手段的配置如何依赖于最终的估价。所以,应该明白,把某一目的本身说成是‘经济的’,会把人完全引入歧途。” 进一步地,罗宾斯([1932]2000,第36页)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实质上是一系列的关系,关系的一方是人类行为的目的,另一方是技术和社会环境……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些事物本身,而是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

 

三、布坎南:经济学是一门“交换的理论”

布坎南没有听从他所敬仰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Stigler)关于在65岁前关注方法论问题是非常愚蠢的意见,他(Buchanan,1964)在1964年发表的文章《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的开篇就提出,“我建议对那些坐在亚当·斯密的位置上、试图遵循严格科学范畴(strict domain of science)的人问下列问题:经济学家们在做什么?什么是他们应该做的?”这意味着布坎南并不接受被罗宾斯定义并被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的关于经济学的定义。

当罗宾斯([1932]2000,第14页)认为“现代理论已与亚当·斯密和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有天壤之别”时,布坎南(Buchanan,1964)却重新回到了亚当·斯密,并认为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而被亚当·斯密所强调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的重要性正是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是什么的回答[7]。在布坎南(Buchanan,1964)看来,“经济学家‘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种特定的人类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上。人们在市场关系中的行为就反映了人们互通有无和物物交换的倾向以及这种关系下多种多样的结构变化,而这些正是经济学家本来应该研究的主题。”可是在罗宾斯([1932]2000)的定义下,“我们的研究主题是一个问题或一系列问题,而不是特定的人类行为……罗宾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贡献已经导致他所试图阻止的混乱进一步加剧”(Buchanan,1964)。

布坎南(Buchanan,1964)关注到弗里德曼(M.Friedman)关于“经济学是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如何解决其经济问题”的定义,但这一定义既存在由于从个体向社会“加总”的跨越而导致罗宾斯目的中立立场(neutrality-of-ends position)被抛弃的问题,也存在如何判断什么是经济问题的问题[8]。当罗宾斯([1932]2000)认为鲁宾逊一个人即面临经济学家关心的经济问题时,布坎南(Buchanan,1964,p217-218)则主张只有当“星期五”上岛后且不是被鲁宾逊简单当作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而是具有不同利益的自由缔约者时,经济学家需要关心的经济问题才产生。因为在互动的关系下,人们的偏好和效用函数都不可能是事先给定的,它们会不断变化[9],从而产生计算机所不能而需要经济学家来解决的不确定性下的经济问题。为进一步说明这种区别,布坎南(Buchanan,1964)还区分了经济问题(economic problem)和技术问题(technological problem),并认为在罗宾斯([1932]2000)的定义下,两者只是程度上的区别,都是对特定函数最大化的选择,但这样就产生了悖论(paradox),因为如果效用函数对选择者来说是事先给定的,那么选择就纯粹是机械的,只存在选择的逻辑(logic of choice),既不需要决策(decision),也无替代(alternatives)的必要[10]。换句话说,“选择的逻辑”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要成为一种关于“选择行为的抽象理论”(abstract theory of choice)。

与此同时,布坎南(Buchanan,1964,p217)认为,“‘经济学’(economics)这个词要对某些知识上的混乱承担部分责任。因为经济化过程(economizing process)导致我们直接进入到选择理论……我建议立刻停止使用‘经济学’(economics)或‘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两个词,尽管后者似乎比前者要好一些。为了将这一问题说清楚,我推荐我们使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词,如‘交易经济学’(catallactics)或‘共生学’(symbiotics)。”在这两个词中,布坎南(Buchanan,1964,p217)更倾向“共生学”这个词,“‘共生学’被定义为对不同组织间交往(association)的研究,它意味着交往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互利的(mutually beneficial)。它或多或少准确地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这才是我们这个学科应该关注的中心,它使我们关注一种包含了个人间合作性交往(cooperative association)的独特关系,即使个人间的利益完全不同。”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布坎南(Buchanan,1964)提出,经济学家应该“关注交换而不是选择”,“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the economy),从定义上说,它是独立的选择主体互动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其直接的意思是说,我们研究的最终对象不是从事选择和最大化的个体本身” (Buchanan,1975)。在此基础上,布坎南(Buchanan,1988)明确地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选择的科学(science of exchange)”或“契约的科学(science of contract)”。

 

四、“罗宾斯-布坎南之争”的实质与罗宾斯经济学定义的缺陷

罗宾斯和布坎南对“经济学是什么”这一关涉经济学存在理由及发展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存在不同主张,深入分析这两种不同定义的根本差异特别是“选择的理论”所存在的逻辑缺陷,对于明确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罗宾斯-布坎南之争”的实质

在“罗宾斯-布坎南之争”中,两种经济学定义的根本差异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二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前者是由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所清晰阐明的,后者则是蕴含其中但要借助哈耶克(2003)的主张才可以被清楚揭示出来。

1、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差异:“目的-手段”论与交换关系论

罗宾斯([1932]2000)与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关于经济学定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区别,尽管罗宾斯选择将经济学定义为“选择的理论”的重要原因是因为“选择的理论”能比“交换的理论”解释更多的现象,但解释现象的多少本身并不应该成为说明经济学性质的最终标准。

罗宾斯([1932]2000)定义与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定义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对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经济关系的不同理解,在罗宾斯([1932]2000,第36页)定义下,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目的”与满足目的的稀缺手段即“技术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而在布坎南(Buchanan,1964,p217)定义下,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间合作性交往的独特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正是这一差别导致了两种不同定义下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差异和发展方向上的分野。布坎南(转引自Marciano,2008)曾简单地阐明了这两种看法的区别:“在两个贸易者之间进行苹果和桔子的简单交换这样一个制度模型是我所有研究的出发点,与之相对的则是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在效用最大化计算基础上在苹果和桔子之间进行选择。这第二个模型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

2、经济学研究基本方法论的差异:孤立个人主义与真个人主义

无论是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理论”,还是一门“交换的理论”,虽然其基本方法论都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但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区别。从上述布坎南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在“选择的理论”之下,其个人主义中的个人是孤立的个人,罗宾斯([1932]2000,第23页)对此也有明确的表述,“选择规律只有通过考察孤立个人的行为才看得最清楚。”但是按布坎南(Buchanan,1964)的说法,只有当另一个加入进来并且他们之间开展互惠合作交换时,经济问题才产生,也才需要经济学。这也就是说,个人或个人行动在性质上乃是社会的,经济交换现象绝不能被化约至孤立个人或孤立个人行动的层面。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的选择“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一些需要其他人采取相应行动的行动涵括在内”(哈耶克,2003,第59页)。

借助哈耶克(2003)对个人主义内涵的界定,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两种个人主义的差别[11]。哈耶克(2003,第11页)将建立在孤立个人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称为伪个人主义,而将他“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称为真个人主义(true individualism)。在哈耶克(2003,第21页)看来,“个人主义者的论辩真正赖以为凭的基础乃是:第一,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得最清楚;第二,我们能够据以发现这一点的惟一途径便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尝试和发现他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人之理性并不像唯理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以单数形式存在的,亦即对于任何特定的人来讲都是给定的或者说是可资获得的,而必须被理解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an interpersonal 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受到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在真个人主义下,“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应当是一个热心主张自愿合作的人士,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这种自愿合作都不会蜕变为对其他人的强制或导向对排他性权力的谮取(哈耶克,2003,第23页)。

(二)罗宾斯经济学定义的缺陷

当罗宾斯([1932]2000;Robbins,1881)将经济学定义为“选择的理论”时,进入罗宾斯经济学研究范围的选择是那些具有“经济的一面”(或“经济意义”)的选择或“经济化行为”(the activity of economizing),但当罗宾斯([1932]2000;Robbins,1881)在使用“经济化”(economizing)一词时,他实际上是在“与日常语言的某些用法相一致”,而这恰恰是罗宾斯([1932]2000)自己所明确反对的检验定义正确与否的标准[12]

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说,在罗宾斯([1932]2000)孤立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下,“目的-手段”论的诉求意指每一个客观问题都存在一个客观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暗含了一个社会工程师(a social engineer)能够将其自己的价值判断置于社会之上,从而意味着“社会共同体将作为一个组织实体(an organic entity)优先且独立存在于其个体成员之上”(Buchanan,1988),这样就直接导致了孤立个人主义最终滑向集体主义的悖论。而这是布坎南(Buchanan, 1988)明确反对的,因为“如果社会共同如果自己拥有超个体的(supra-individualistic)目标,那么交换观点无疑就会被破坏。紧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属于这个共同体并依其身份而参与交换呢?”在布坎南(Buchanan, 1988)看来,“‘好社会’(good society)是一个最能促进由个人所表达的个人利益的社会,而不是最能促进一个被独立定义的‘善’(good)的社会。”毫无疑问,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1988)在阐述其“交换的理论”主张时所遵循的正是哈耶克(2003)所力图捍卫的真个人主义,而这也是其宪政理念与哈耶克的宪政思想相容的基础。作为罗宾斯“选择的理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源自笛卡尔式唯理主义基础的个人主义传统,但在哈耶克(2003)看来,这是对个人主义极为严重的误解,正如哈耶克(2003,第11页)所指出的,那种认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或者是以这样一项假设为基础的)观点是“若干一般误解中那种最为愚蠢的误解了”,“如果这种愚蠢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个人主义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来说也就毫无助益可言了。”

此外,均衡分析是“选择的理论”的重要基础,但“我们在纯粹分析中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以及相关的分析方法,惟有在被用来分析一个个人的行动的时候,才会具有明确的意义”,而“当我们把这个概念用来解释诸多不同个人间互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步入一个颇为不同的领域,而且还在不知不觉中引入了一个具有全然不同性质的新因素”(哈耶克,2003,第55页)。对于这一点,布坎南(Buchanan,1958)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他认为均衡模型可以简化现实,但绝不能忘记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性,像罗宾斯经济学那样,假定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三)罗宾斯对“交换的理论”的态度

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对罗宾斯([1932]2000)经济学定义的批判从未得到罗宾斯的回应[13],但我们可以发现,罗宾斯注意到经济学家对交换经济的兴趣,但他(罗宾斯,[1932]2000,第22页)否定了将经济学局限于对交换经济这一体现社会有关系的研究主张:“认为经济分析在交换经济中最有意义、最有用处,是一回事,认为只能对交换经济中的现象进行经济分析,则是另一回事。”对此,罗宾斯([1932]2000,第22-23页)提出了两点“确凿的证明”:“首先,显然,交换经济之外的行为与交换经济之内的行为一样,也受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的制约,并可以划归相同的基本范畴……其次,很显然,交换经济中的现象只有透过交换关系并借助于选择规律才能加以解释,而选择规律只有通过考察孤立个人的行为才看得最清楚。”对于交换与稀缺的关系,罗宾斯([1932]2000,第22-23页)还特别强调,“交换关系乃是一技术细节(a technical incident),而且实际上是产生了几乎所有令人感兴趣的复杂关系的技术细节,但尽管如此,仍从属于稀缺性这一主要事实。”

但我们也可以发现,罗宾斯在将经济学定义为“选择的理论”时并不像布坎南将经济学定义为“交换的理论”那样坚决,甚至可以说,罗宾斯在对待“交换的理论”时一直就有些模棱两可,而这种模棱两可可能与罗宾斯定义经济学为“选择的理论”时存在的逻辑缺陷有关。罗宾斯([1932]2000,第23页脚注2)承认“凡与经济科学密切相关的行为的基本方面,都可以认为具有交换的形式”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对于正确理解均衡理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他认为“把交换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理论,是一回事。把它当作一种标准(定义),则是另一回事。毫无疑问,交换概念可以当标准使用。但是,它是否最有助于说明经济学的最终性质,却肯定是有疑问的。”但罗宾斯并没有对“理论”与“标准”的区别做出有力的说明,而更为耐人寻味的是,罗宾斯(Robbins,1981)在50年后重新概括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时,并没有再给经济学下定义,除继续认为将经济学定义为物质福利研究窄化了经济学研究范围外,倒是对经济学作为“交换的科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即使没有市场,我也完全同意包含有稀缺手段和时间的决策活动的经济的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种事务(affairs)与另一种事物的交换;我认为这种方法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见。”罗宾斯(Robbins,1981)没有否定将经济学作为“交换的科学”的主张,只是提出“我并不认为它完全清楚地说明了导致实际的或潜在的交换的条件。”而这一条件在罗宾斯(Robbins,1981)看来仍然只能是稀缺,但是从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的研究来看,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并限制在交换上而不是拓展到所有的选择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相信资源是稀缺的,也不意味着他们忽视选择的必要性。而当罗宾斯(Robbins,1981)将其关于稀缺条件下的选择追朔到休谟(Hume)和门格尔(Menger)之后再指出“它包含了交换以及与稀缺相联系的制度安排”时,他的观点已经与他(罗宾斯,[1932]2000的,第21页)曾经反对的“经济学研究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某种社会行为,是个人主义交换经济制度蕴含的行为”的观点几乎接近了,因而也与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的主张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发现,罗宾斯([1932]2000)在批判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定义[14]、阐述经济学与生产技术的区别[15]、论证经济货物概念和经济分析中的一般价值理论[16]、对经济人神话的评论[17]等时所遵循的主要是“交换”标准而非“选择”标准,特别是当罗宾斯(Robbins,1981)通过一个基本的物物交换(elementary barter)情形来说明什么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时[18],罗宾斯似乎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交换的理论”。

 

五、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回归“交换的理论”

将交换视作社会的基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巴斯夏([1850]1995)就非常明确地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交换的理论”。而“18世纪伟大的知识发现就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这个发现是,在合适的规则结构之下,追求自利的个人也能够促进他人的利益”(布伦南和布坎南,2004,第2页),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即什么是合适的规则结构以及如何达到合适的规则结构。但是,罗宾斯([1932]2000)将经济学定义为“选择的理论”导致了经济学注意力的进一步转变[19],这种转变的结果是“现代经济学家似乎应有尽有,惟独缺少早期的理解力”,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大概只有这种理解力才是他们应当存在的理由”(布伦南和布坎南,2004,第2页)。因此,布坎南(Buchanan,1964,1975,1988)将经济学定义为“交换的理论”的主张体现了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也是布坎南希望找回经济学“早期的理解力”的努力。

将经济学定义为“交换的理论”,并非意味着完全否定基于选择所形成的经济学知识,正如罗宾斯([1932]2000,第24页)所指出的,“应该认识到,我们抛弃的仅仅是一个定义,并没有抛弃它要描述的全部经济学知识。”布坎南(Buchanan,1964,p217)认为当我们关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时,也就是经济学成为“交换的理论”后,一方面“选择理论的重要成分仍然能够保留‘共生学’的框架下,但另一方面,人类所面临的某些选择情形却是要被排除在‘共生学’框架之外。”将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现象限制在人类交换这一互惠行为上,虽然看起来缩小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却可能是使经济学回归了它本来就应该研究的主题,而罗宾斯([1932]2000;Robbins,1981)对交换经济观点的模糊态度也说明这种回归可能是大势所趋。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科斯(R.H.Coase)、诺思(D.C.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和埃莉·奥斯特罗姆(O.Elinor)等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也只有在交换的框架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20],在他们所确立的各项解释原则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科学的这种统一性。而在完成这种统一之后,“交换的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将“由理论统一中的缺口和解释性原理中的不足来提示”(罗宾斯,[1932]2000,第9页)。

将经济学定义为“交换的理论”不仅使经济学回到了真实的经济世界,同时,也使经济学进一步明确自己在知识分工中的地位。在哈耶克(2003,第74页)看来,“知识分工这个问题乃是经济学(亦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交换的框架下,不仅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研究被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而且也可建构起经济学与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有机联系。

 

注释:



[1] 罗宾斯([1932]2000,第8页)为这句话加了脚注,引述了英语文献中几条颇有特色的定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1页上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达文波特在其《企业经济学》第25页上说:‘经济学是从价格的观点研究各种现象的科学。’坎南在其《初级政治经济学》第1页上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解释人类物质福利赖以存在的一般原因。’贝弗里奇在《经济学作为一项文科教育》一文中说:‘把经济学说成是研究人类物质福利的科学,这样定义太宽泛’,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相互合作来满足其物质需要。’在庇古教授看来,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福利,经济福利被定义为‘能与货币这一衡量尺度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的那部分福利。’”在罗宾斯(2000,第8页)看来,“这些定义的含义彼此大相径庭。”同样,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找到关于“经济学是什么”的具有较大差异的各种定义。

[2] 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单一词比双合词更为简单明确;去掉“政治”一词,也更符合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旨。密尔在他的文章《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和《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 to Social Philosophy》中点明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但最近100多年来我们所使用“经济学”或“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的含义更多与马歇尔在1879年出版的《Economics of Industry》有关,特别是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

[3] 因边际革命引起的经济学注意力的转变引发了卡尔·门格尔( Karl Menger ) 和古斯塔夫·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用什么适当的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强调经济现象是普遍的,而不是和特殊的历史因果联系有关,因此需要借助演绎法来分析经济现象;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则主张经济现象需要用特殊的历史因果联系来解释,他们强调制度和文化对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性。“门格尔-施穆勒之争”是经济学发展史上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争论。

[4] 在罗宾斯([1932]2000,第9页)看来,近代经济学产生于各种各样独立的实用研究领域与哲学研究领域,对贸易差额的考察,产生于对收取利息合法性的讨论,直到1930年代,这些不同研究领域所要探讨的问题才获得了充分的统一,“在这之前,试图发现这门学科最终性质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作这样的尝试只会白白浪费时间。然而,一旦达到了这种统一的阶段,试图划定明确的界线就不再是浪费时间了,反而不这样做倒会浪费时间。”在此基础上,“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作进一步的详尽阐述。所要探讨的问题不再由天真的思考来提示,而是由理论统一中的缺口和解释性原理中的不足来提示。除非一个人把握了这种统一性,否则他很容易误入歧途。毫无疑问,近代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把心思用在与经济学无关的事情上,有许许多多活动对于解决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在这种问题正在获得最终解决的中心,重要理论问题解决得最为迅速”(罗宾斯,[1932]2000,第9-10页)。

[5] 对工资理论来说,罗宾斯([1932]2000)认为,工资换取者可以用其收入购买面包,但也可以购买戏票,而后者显然并非物质福利,因此,一种工资理论忽略为“非物质”劳务支付的全部金额,或者忽略花在“非物质”方面的全部金额,那是令人不能容忍的。针对现代英国经济学家对“生产性”下的非物质定义,即只要劳动是需求对象,这种劳动就是“生产性”的,罗宾斯([1932]2000,第14页)反驳道,“他们的劳动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它得到了估价,因为它对于各‘经济主体’具有特殊重要性……得自于物质对象的收入,最终肯定表现为‘非物质的’用途。”因此,罗宾斯([1932]2000,第14页)认为,“继续把经济学说成是研究物质福利原因的学问,不就会把人引入歧途吗?” 同时针对坎南教授在讨论“孤立的人与社会获得财富的基本条件”时所实际说明的“什么是经济的,什么不是经济的”的观点,罗宾斯([1932]2000,第16页)认为,坎南教授使用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这两个词,“其含义分别等于有助于增进物质福利和有助于增进非物质福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若在完全正常的意义上使用‘经济的’一词,则还有另外一个经济问题需要社会和个人加以解决,那就是在这两种活动之间作出选择。”在罗宾斯(2000)看来,生产理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竟然有一半处于坎南教授所下定义的范围之外。因此,综合起来看,这构成了抛弃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物质福利的学问的充足理由。而在后面关于“唯物主义”定义与他所提出的“稀缺”定义的比较中,罗宾斯([1932]2000,第24页)进一步强调,“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手段之能成为经济货物,并不在于它们的物质性,而在于它们与估价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们与给定需要的关系,而不是它们的技术实质。所以,‘唯物主义的’经济学定义曲解了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学。虽然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它也许不一定会使人产生误解,但它却肯定未能充分表达出经济学的性质。”

[6] 就前面提到的孤立的人将其时间划分成两部分这一最简单情形,罗宾斯([1932]2000,第17页)指出,说其具有“经济的一面”的原因在于四个方面:“第一,孤立的人既需要实际收入也需要闲暇。第二,他既没有足够的实际收入也没有足够的闲暇来充分满足他对这两者的需要。第三,他可以花费时间增加实际收入,也可以花费时间享受更多的闲暇。第四,可以想像,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他一般需要不同的实际收入和不同的闲暇。”因此,“他必须作出选择,必须节约。他对时间和资源的配置与其需要有关,有经济的一面。”

[7]亚当·斯密(1972,第5页)的著名观点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布坎南(Buchanan,1964,p213)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分工的原由“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本段译文来自亚当·斯密(1972,第12页)。

[8]布坎南(Buchanan,1964,p216)认为,奈特(Knight)和弗里德曼(M.Friedman)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实体(entity),于是产生了从个体向社会“加总”的跨越,那些追随罗宾斯定义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用“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s)来阐明他们各自的价值判断,从而也就抛弃了罗宾斯的目的中立立场(neutrality-of-ends position)。另外,“‘问题’(problem)这个词自身已经暗含了‘解决方案’(solution)。一旦我们用配置术语(allocation terms)建立起研究的样式(format),一些解决方案就或多或少自动产生了。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成为一种对相对简单的排序的最大化计算……那么经济学家也就成了应用数学家。”

[9]布坎南(Buchanan,1958,p259)认为,“我们认识到,在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息息相关,且一切事物都经济处于变化之中。”

[10] 布坎南(Buchanan,1964)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一个有10美元的消费者,他来到超市中,按照罗宾斯的定义,他面临的是一个经济问题,即面对各种竞争性商品,如何用其有限的钱满足其不同的需求;二是一个拥有1000000美元的建筑师,他要建一个特定的大坝,通常认为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即如何找到最好的方法来做这件事,而按罗宾斯的定义,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按布坎南(Buchanan,1964)的观点,超市里的消费者和建筑师面临的问题都不是经济问题,相反,他们都是技术问题。

[11]虽然布坎南(Buchanan,1988)也曾提出了标准的个人主义(normative individualism)概念,但他主要是阐述在看待社会秩序方面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布坎南本人并没有特别从方法论上强调他所主张的“交换的理论”与罗宾斯所主张的“选择的理论”间存在的区别。

[12]罗宾斯([1932]2000,第11页)明确指出,与日常用语的某些用法相一致不是检验定义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如果“我们用这一标准检验上述定义,会发现其缺陷并非无足轻重,而简直可以说,该定义完全未能展示所有最重要法则的范围或意义。”

[13]罗宾斯(Robbins,1981)在回应近半个世纪针对其1932年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的各种批评和评论时,根本就没有提到布坎南,相反却提到主张“交易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atallactics)……或交换的科学(the science of Exchange)”的“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哈耶克”以及惠特利(Whately)。

[14] 罗宾斯([1932]2000,第15页)在批判以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学“唯物主义”定义并批评坎南关于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活动的区分时,曾指出,“坎南教授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他的区分是否对分析交换经济很有用处——尽管正是在交换经济中,经济法则的实际效用最大。”

[15] 罗宾斯([1932]2000,第32页)提出,“应把经济学关注的对象与生产技术严格区别开来。”罗宾斯([1932]2000,第32页)对生产技术的定义是:“所谓生产技术是指如何利用给定的手段。”在罗宾斯([1932]2000,第35页)看来,“只有一种目的和多种手段时发生技术问题,而有多种目的和手段时发生经济问题……正是给定的目的与物质和技术的可能性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学家研究的那些行为。只有在一切物品均为免费物品的世界上,技术才是决定达到给定目的的唯一因素。但根据定义,在这样的世界上,经济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最终,罗宾斯([1932]2000,第36页)明确提出,“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稀缺商品。生产技术研究的是物体或人的‘内在’特性。”

[16]在罗宾斯([1932]2000,第42页)看来,“经济货物这一概念必然是纯粹的形式概念。从物品与人的关系中并不抽取出什么性质使物品成为经济货物。从劳务与目的的关系中也不能抽取出什么性质使劳务成为经济劳务。某一物品或某一劳务究竟是不是经济货物或经济劳务,完全取决于它与估价的关系。”罗宾斯([1932]2000)将一般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分析中最基本的命题,而这显然是交换理论视角的。对罗宾斯([1932]2000)来说,不同商品可相互替代的概念、不同商品相互需求的概念、不同商品在不同用途之间均衡分配的概念、交换均衡的概念以及价格形成的概念等都与商品估价理论有关。与估价的关系是罗宾斯论证经济货物和一般价值理论的重要落脚点,而估价必定发生在人与人的交换关系之中。

[17] 罗宾斯([1932]2000,第79-80页)针对人们对“经济人”假设的指责提出,“认为经济学家所想象的世界完全是由利己主义者或‘快乐机器’所构成,这是极其荒谬的。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是相对估价这一概念……决定具体交易的估价,其复杂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因此,隐藏在经济人背后的仅仅是,我们有时假设,在某些交换关系中,可以说一切手段在一边,一切目的在另一边。”

[18]罗宾斯(Robbins,1981)所举的例子是:A拥有一瓶威士忌,他有机会与拥有古典唱片Fidelio的B进行交换。只要A认为唱片比威士忌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满足,而B也认为威士忌比唱片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满足,那么交换就能够发生。但换个角度却不行,也就是说如果A对B说,我比你能够从唱片中得到更多的满足,那么交换不一定能够发生,因为这满足这种主观感觉无法进行人际比较,因此,这种包含价值判断的内容不能被纳入经济学研究。

[19] 布伦南和布坎南(2004,第3页)指出了这种转变的表现:“在本世纪之初,职业经济学家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眈迷于预测外生变化(exogenous changes)对市场结果的可观察和可计量的诸多方面(价格、工资率、数量等)的影响,以及各种不同假说或‘模型’的逻辑涵义。”

[20]在罗宾斯(Robbins,1981)眼中,哈耶克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交换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略) 

 

 

Economics: A Theory of Choice or A Theory of Exchange?

—— A Research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s

 

Abstract: Economics is the only social science included in Nobel Prize, and it is regarded as the crown jewel of social sciences.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of economics. In Robbins’ vision, economics is a theory of choice, and economics subject field is a problem or set of problems, not a characteristic form of human activity. But in Buchanan’s vision, Robbin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definition has tended to promote a proliferation of the very confusion that he had hoped to prevent. Buchanan insisted that economics should be defined as a theory of exchange and economists should concentrate their attention on a particular form of human activity and upon the variou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arise as a result of this form of activity. The theory of choice has some paradoxes in its definition, basic methods and Robbins’ attitude to the theory of exchange is ambiguous. The definition of economics as a theory of exchange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s. The exchange paradigm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economic theorizing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hoice paradigm, which brings economics back to the real world and defines the role of economic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of knowledge. Economics as a theory of exchange can take organic connections with politics, ethnics, soci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Key Words: Economics; A Theory of Choice; A Theory of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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